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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本书读懂读透《诗经》。
名师导读，详细注释；难点分析，文史拓展。
跟随中文系教授、国学专家领略国学经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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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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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讲读》选择其中的一百二十余篇，按婚恋、祭歌、史诗、燕饮、役行、农事、牧猎、怨刺、祝颂、杂感十个专题编排。十个专题前还有详尽“导读”，阐述《诗经》结集的文化意义、文学贡献及《诗经》研究的新出路等。书中有精要的注释，有精到的讲评，有精彩的集评，更有问题讨论、文化史拓展、文学链接诸栏目，注释、讲解、拓展部分内容详细。且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很多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认为的观点，有助读者拓展学识、开拓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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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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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从经学到文学》《从文学到经学》《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历代诗经著述考》（两卷）、《诗义稽考》《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等著作三十多种。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约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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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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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元化
《诗经》导读
一、 《诗经》的结集及其文化意义
二、 《诗经》的特色及其文学贡献
三、 《诗经》所体现出的诗歌潮流的三次变迁
四、 《诗经》研究史的变迁
五、 《诗经》研究的偏失与新出路
一、 婚恋篇
关雎（周南）
桃夭（周南）
汉广（周南）
江有汜（召南）
野有死麕（召南）
匏有苦叶（邶风）
静女（邶风）
新台（邶风）
桑中（鄘风）
蝃蝀（鄘风）
淇奥（卫风）
氓（卫风）
木瓜（卫风）
大车（王风）
将仲子（郑风）
女曰鸡鸣（郑风）
狡童（郑风）
褰裳（郑风）
风雨（郑风）
子衿（郑风）
野有蔓草（郑风）
溱洧（郑风）
鸡鸣（齐风）
绸缪（唐风）
蒹葭（秦风）
月出（陈风）
候人（曹风）
黄鸟（小雅）
二、 祭歌篇
楚茨（小雅）
清庙（周颂）
天作（周颂）
思文（周颂）
有瞽（周颂）
潜（周颂）
闵予小子（周颂）
那（商颂）
三、 史诗篇
大明（大雅）
緜（大雅）
皇矣（大雅）
生民（大雅）
公刘（大雅）
江汉（大雅）
常武（大雅）
玄鸟（商颂）
长发（商颂）
殷武（商颂）
四、 燕饮篇
鹿鸣（小雅）
常棣（小雅）
伐木（小雅）
鱼丽（小雅）
湛露（小雅）
桑扈（小雅）
宾之初筵（小雅）
瓠叶（小雅）
五、 役行篇
卷耳（周南）
击鼓（邶风）
雄雉（邶风）
伯兮（卫风）
君子于役（王风）
扬之水（王风）
陟岵（魏风）
鸨羽（唐风）
小戎（秦风）
东山（豳风）
采薇（小雅）
四月（小雅）
北山（小雅）
采绿（小雅）
何草不黄（小雅）
六、 农事篇
葛覃（周南）
芣苢（周南）
摽有梅（召南）
七月（豳风）
甫田（小雅）
大田（小雅）
载芟（周颂）
良耜（周颂）
七、 牧猎篇
驺虞（召南）
大叔于田（郑风）
还（齐风）
车攻（小雅）
吉日（小雅）
无羊（小雅）
八、 怨刺篇
相鼠（鄘风）
黍离（王风）
兔爰（王风）
正月（小雅）
十月之交（小雅）
雨无正（小雅）
小旻（小雅）
巧言（小雅）
巷伯（小雅）
大东（小雅）
荡（大雅）
桑柔（大雅）
瞻卬（大雅）
召旻（大雅）
九、 祝颂篇
樛木（周南）
南山有台（小雅）
天保（小雅）
斯干（小雅）
棫朴（大雅）
旱麓（大雅）
灵台（大雅）
卷阿（大雅）
十、 杂感篇
绿衣（邶风）
凯风（邶风）
北门（邶风）
墙有茨（鄘风）
君子偕老（鄘风）
硕人（卫风）
猗嗟（齐风）
园有桃（魏风）
伐檀（魏风）
蟋蟀（唐风）
葛生（唐风）
采苓（唐风）
渭阳（秦风）
权舆（秦风）
隰有苌楚（桧风）
蓼莪（小雅）
阅读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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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元化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绝的新机会。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识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是为序。
《诗经》的特色及其文学贡献
“三百诗人岂有师，都成绝唱沁心脾。”《诗经》艺术之妙，为历代所称颂。就其特色而言，约略有四：
一、 从精神本质上看，《诗经》显著的特色是现实精神。《诗经》绝少幻想色彩，而多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描写。它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以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存的人们的真实感受。像《国风》，或写婚恋，或写田猎、畜牧、采集以及行役、出征等，所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与实实在在的人。虽说写到得意之处，也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如《桑中》，言“云谁之思，美孟姜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反复申说：“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毕竟没有超越现实，没有像《离骚》那样，幻想与远古的神女恋爱。像《豳风》中的《鸱鸮》这样的禽言诗，乍看起来，颇有浪漫色彩，可是它所叙述的事情，所讲的道理，所表现的情感，都是非常现实的。《颂》诗部分虽说多与祭祀相关，是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联系，但却“敬鬼神而远之”，人始终与神保持着距离。因而这些颂诗，表示的是人对神的敬畏与祈求，是立足于现实立场上对神的期盼。《雅》诗中的叙事诗，虽说也有像《生民》那样的神话史诗，但它记述的是一个传自远古的神话故事，是作为历史故事认真记述的，并不存在作者任意编造、虚构的问题。至于《风》《雅》中的讽刺时政的诗，特别是二《雅》中的政治讽刺诗，其现实精神体现得就更为突出了。
二、 从感情基调上看，《诗经》基本上所表达的是欢乐的情调。虽然其中也有些严肃庄重的作品，如《雅》《颂》中关于祭祀的庙堂之歌；也有些“怨诽”之作，如二《雅》中忧时伤乱的诗篇。但就其整体而言，诗人们对生活是热情的、乐观的、充满希望的。像《硕鼠》篇，虽是对现实生活不满，可却没有绝望，而是表现出了对“乐土”的向往；《伐檀》篇虽说是对“不稼不穑”的不满，可从“坎坎”之声中，却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劳动创造世界的赞美；《七月》篇虽写的是一年的劳苦，可在年终的“朋酒”中，却有获得了“万寿无疆”的快乐；《节南山》虽说是情绪激愤，骂权贵尹氏有些不留情面，可终却表达了“式讹尔心，以畜万邦”的希望。像《邶风?北门》《大雅?桑柔》等篇，在发泄不满情绪中，又把现存的不合理现象紧结到了天命上，以此来化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读《诗经》，明显地感到其中没有《楚辞》的那种偏激。《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之所以用“温柔敦厚”概括《诗》教的作用，就是因为《诗经》中有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力量，足以感化人心，化解人心中的不平与悲伤。
三、 从语言风格上看，《诗经》所呈现的是自然质朴之美。它朴素、自然，纯为天籁。《芣苢》，通篇十二句，只在“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两句上反复，每反复一次，改动一字，不见一丝刀迹斧痕。像《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反复对话，平淡如水，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大雅》中的诗，如《烝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虽略带着几分文雅，但也只是辞达而已。有时也有铺张，如“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緜》)之类，但也表现得很自然，犹如水入石滩，虽有波澜，而无着意修饰的迹痕。故元张观光《论诗》说：“三百余篇岂苦思，个中妙处少人知。籁鸣机动何容力，才涉推敲不是诗。”
四、 从艺术手法上看，《诗经》突出的特色是比兴。比即以彼物比此物，兴是托物起情。比、兴像两把金梭，织出了东周诗坛的春天。据学者们的研究，《诗经》中有明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之类；有隐喻，如“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之类；有借喻，如“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有比拟，如“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之类。关于兴，学者们又分为起情不取其义的兴，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之类；有比喻意义的兴，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有渲染气氛的兴，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类。《诗经》305篇，毛氏标兴的有116篇。毛氏未标而郑玄以兴作解的还有若干篇。至于比，那就更多了。因而比兴成了《诗经》艺术的一个亮点，为历代学者所乐道。
闻一多先生也说过：“《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诗经》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其要者而言之，大略有五：
一、 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打开世界各民族诗歌史的章，我们看到许多民族都是以史诗开场的。如巴比伦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希腊有《荷马史诗》，英格兰有《贝奥武夫》，法兰西有《罗兰之歌》，德意志有《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有《伊戈尔远征记》……而我们则是以简短的抒情诗讴歌生命。《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抒情的。十五《国风》，实际上就是十五组抒情诗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等几篇，被后人视为周民族的史诗，这是在《诗经》中叙事成分多的几篇。但严格地说，都不是纯粹的叙事诗。作者是充满着对祖先的崇拜、虔诚与敬爱来讲历史的。因而在叙述中，散发出浓郁的主观抒情气息。这就形成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特色的基本传统，直接影响到了古人的诗歌观念与两千年诗歌的历史。陆机《文赋》即言：“诗缘情而绮靡。”清宋荦《漫堂说诗》更说：“诗者，性情之所发，《三百篇》《离骚》尚已。”在这一观念中，叙事被排斥在了诗之外。两千年文学史，诗人从头唱到尾，唱出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中国文化的一片祥和。
二、 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府库。《诗经》作为早的诗歌总集，它们所创造的文学语言与语汇，要多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作品。有人统计，仅《诗经》单音词就有3900个，复合词1000个。这些词都是原创性的，且对事物的表达亦甚精确。如表示手的动作，就有采、掇、捋、撷、挹、拊、折、投、捣、搔、执、摇、揭、扫、抱、击、拔、招、按、提、挠、授、拾、抽、掺、持等数十个单词，以表达手的数十种不同状态。仅马的品名，就有骃、骊、駽、駓、驔、驒、骐、骢、鱼、騢、馰、骝、驈、骆、骓、骧、馵等十数种。还创造了大量的形容词、成语等，如驰驱、匍匐、窈窕、辗转、翱翔之类，以及一日三秋、二三其德、高高在上、爱莫能助、爱屋及乌、忧心忡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巧言如簧、天作之合等等。中国的成语绝大多数为四言，显然与《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有关。而且可以说“四言”句式的奠定，是《诗经》对中国文学语言贡献的一点。四言句式乃出于人对于自然韵律的感悟。关关、嘤嘤、交交、呦呦，这是来自自然的声音，传递的是自然界生命的信息，然而它过于简短，构不成节奏，形不成韵律，自然也不是艺术。双声相叠，便有了节奏，有了韵律，便成了艺术，而且与来自自然界的那种明快的声音相呼应，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甜美。于是四言就构成了艺术语言的小单位。同时这种句式，既不失诗的韵律，也有很强的介入散文文体的能力。融入文中，则使文具有了诗的美感。
三、 孕育了多种诗体的语言形式。《诗经》以四言为主，但同时为了表达之顺畅而自由变化，随意伸缩，于是在诗歌韵律的规范下，又创造出了多种语言形式。如有一言句：“敝，予又改为兮……还，予授子之餐兮”(《郑风?缁衣》)；有二言句：“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有三言句：“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鲁颂?有駜》)；有五言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有六言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有七言句：“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螽斯》)。丰富的语言形式，孕育了多种诗体。
四、 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比兴艺术。比兴是中国诗歌一种特殊的创作方法，故《文心雕龙》中专列有《比兴》一篇。所谓比兴，其实就是“立象以尽意”的创作艺术。《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有些事物，用抽象的语言很难表述清楚，如用一种形象来比喻或象征，意义便会呈现出来。《周易》中有“易象”，这“象”便是为“尽意”而设的。诗歌中的比兴与《易》中的“象”是相同的，故宋儒陈骙《文则》(上)说：“《易》文似《诗》”，“《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清儒章学诚说得更明白：“《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比兴不仅能把语言难以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还可以使诗篇变得形象生动，婉转含蓄。如《东山》诗：“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这里是用野蚕蜷屈野外桑田的情景比喻士兵野宿，虽不言行军之苦，但风餐露宿之苦已在不言之中了。这种艺术表现，直接为后世诗赋创作所继承，成了中国诗歌有别于他国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五、 树立了诗预时政的诗歌典范。在早的诗学理论《诗序》中，就把三百篇与“王道兴衰”联系在了一起，反映了中国诗学发轫期的诗学观念。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诗歌创作。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诗经》的《雅》《颂》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直接干预时政的诗篇，有的是从肯定的角度正面参与的，如《颂》诗及“正雅”部分，这部分诗以歌颂为主，肯定了现存政治及统治的合理性。有些则是以否定的态度干预政治的，古人称这部分诗为“怨刺诗”。怨刺诗大约占到了《雅》诗的三分之一，这些诗刺的对象，上不避王公，下不避庶人；刺的方式也是或冷嘲热讽，或直刺无隐；刺的目的并不单纯在发泄，而是望其一反于正。《诗经》这种政治情怀与干预时政的创作倾向，为中国诗歌树立了以天下苍生为怀的典范，由是而形成了中国诗歌思想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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