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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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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鬼簿校订》，元代钟嗣成撰，明代佚名续，王钢校订。为金末至元代中晚期曲家小传集，是元曲研究的参考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堪称有元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元曲，虽然在当时非常兴盛，在民间影响很大，但传统士大夫以“小道”视之，其地位不惟卑于诗，亦不如词。直至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学者始以治经史之方法，并参照西方文艺学、民俗学等方法治戏曲，其佼佼者为王国维。王国维非常推重元曲，撰有《宋元戏曲史》，廓清了元曲研究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有道夫先路之功。然而，元曲虽有流传，元曲之作者大多湮没无闻。不但正史中难觅相关传记，即使方志、野史中也鲜有线索。钟嗣成《录鬼簿》保留了许多曲家的传记生平，虽然失之简略，近乎簿录，有的仅有只言片语，但因为作者钟嗣成取材于自己的所闻所见，并与很多曲家有交往，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长期只有抄本形式在很小的藏书家群体中流传，且又有简、繁、增补三种独立的版本，各有其重要的价值，版本系统非常复杂。王钢长期研究《录鬼簿》，广泛收集不同版本，将目前所见诸多重要版本基本上都汇集了，详为校勘。有此校订本，则可坐拥十数种版本。由于《录鬼簿》的版本系统复杂，且早期以抄本形态流传，所以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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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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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鬼簿校订》，元代钟嗣成撰，明代佚名续，王钢校订。《录鬼簿》全书收录金代末年到元代中晚期的曲家150余人，略按时代分为七类，录其姓名、作品，部分曲家附简要生平及作品评述。本书保留了元代曲家、曲目、创作及搬演活动、词体及曲体嬗变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是研究元代戏曲史的主要依据。《录鬼簿》初稿作于元至顺元年（1330），成书后至少经过三次修订。后初稿散佚，三次修订本各有流传。此后九十余年，明初曲家贾仲明为《录鬼簿》补撰吊词八十余首。此后约十年，有无名氏仿原书体例，增补元代后期至明初的曲家曲目若干，是为《录鬼簿续编》。基于以上修订、增补、续编的情况，《录鬼簿》传本较多，各本差异较大。本书取版本系统中有代表性的简本、繁本、增补本三种，分别校订。书后附题跋、书目著录、资料汇编、版本叙录、钟嗣成年谱、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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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字继先，号丑斋，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元代曲家。屡试不中，元顺帝时编《录鬼簿》，此后数次修订。所作杂剧今知有《章台柳》《钱神论》《蟠桃会》等七种，皆不传。所作散曲今存小令五十九首，套数一套。
佚名，撰有《录鬼簿续编》，生平不详。据所撰《罗贯中传》，可推知生于元至正初年，卒于明宣德间。他的父亲与曲家刘廷信相交甚厚，他本人也与许多曲家有广泛交往，也是一位“善音律，能隐语”的曲家。也有人认为即戏曲家贾仲明。
王钢，河南新乡人，学者。历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海燕出版社总编辑、文心出版社社长。撰有《中国戏曲史编年》《徐渭传》《图说云咸街桑沧》《两宋萧山渔浦考》《中原文献整理史稿》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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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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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例
简本录鬼簿
录鬼簿
简本录鬼簿校勘记
繁本录鬼簿
新编录鬼簿卷上
新编录鬼簿卷下
繁本录鬼簿校勘记
增补本录鬼簿
录鬼簿卷上
录鬼簿卷下
录鬼簿续编
增补本录鬼簿校勘记
附录
题跋辑录
书目著录
资料汇编
版本叙录
钟嗣成年谱
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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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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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节录）
王 钢
《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字继先，因为貌丑，自号丑斋，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元至元中期，南宋灭亡那一年前后。据今可考的资料，他幼年都是在杭州度过的，足迹不出江浙一带，汴梁应该是他的祖籍。杭州是南宋的“行在”故都，入元后又是江浙行中书省的治所所在。而江浙行中书省是江浙的行政机构，东南政治、经济的中枢，管辖范围包括了今浙江、江苏、上海、福建，以及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
钟嗣成可能出身于儒户。南宋灭亡后，儒士的地位一落千丈，再无往日风光。不过，元代户籍制度中还是专门设立了“儒户”这个特殊的门类，它包括前朝的进士、发解、秀才、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等，但基本条件只是“能通文学”。与军户、匠户等不同，儒户与职业无关，可以种田、经商，从事各种营生。政府出于治理社会、培养吏员的需要，曾颁布条例，儒户除种田缴纳地税、经商缴纳商税外，免除其他差役。其义务是必须要有一名子弟入学学习。至元末或元贞年间，钟嗣成进入杭州路儒学，成为一名儒学生。
杭州路儒学原是南宋临安府学，也是元代江浙首屈一指的学府，学舍俨整，名师荟萃。江浙行省每年重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在杭州路儒学，钟嗣成师从著名学者邓文原。邓文原时任杭州路儒学学正，职位仅次于教授，后来担任过学府国子监的正职国子祭酒。以后钟嗣成还曾师从知名学者曹鉴和刘濩，前者历官至户部尚书，后者虽终生布衣，但在杭州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
当时尚未开科举，官吏的选拔实行“岁贡儒吏”制度：各路儒学每三年选拔一名优秀儒生，送入肃政廉访司，充为书吏；各道廉访司每年选送一名儒人书吏，到中央政府的六部做令史，考满（三十个月，大德间则四十个月）即可“出职”，转为从七品官员。这是快的捷途，但能入选者极少。未入选六部的书吏，考满可授正九品官。未被选为岁贡的儒生，则可补地方政府路、府、州的司吏，或者补地方儒学的学官。司吏是吏职系统中的吏员，考满只能入流外职。学官包括儒学的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等，并不都是官职，只有诸路儒学教授任满授从八品，府、州（上中）儒学教授正九品。司吏和学官的前途都漫长而坎坷。大德七年，衢州郑介夫上奏过一篇《太平策》，其中说道：“今随朝自部典吏转为省典吏，又转而部令史，部升之院，院升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处州县以吏进者，年二十即从仕，十年得补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从九，中间往复给由、待阙，四十余年，才登仕版，计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旷废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进者，自县教谕升为路学录，又升为学正、为山长，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选，陷在选坑之中，又非二十余年不得铨注，往往待选，至于老死不获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且及之矣。望为少年相、黑头公，必不可得也。”（《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另一方面，令史、书吏、司吏、学官，其来源不止是岁贡儒吏，还有其他诸如举荐、荫叙等途径，这给儒生的道路增添了更多的残酷竞争。但无论如何，补吏、补学官，再入官，是儒学生员的正途，也是他们追逐的理想和目标。
钟嗣成所敬重的前辈，像宫大用、郑德辉，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补了学官、路吏。他的同学，不少在这条道路上有所进步：陈彦实补衢州路吏，屈子敬补学官，刘宣子补淮东道廉访司书吏。一些朋友，如鲍吉甫、周仲彬等，也都如此。其中一些幸运者，如比他年长的黄公望，至元末年受到浙西廉访使徐琰的赏识，直接辟为书吏。再如班惟志，年龄与他相仿，虽然未必相识，但同为邓文原的学生，至少会有所风闻：大德二年，朝中征调赵孟俯、邓文原赴都，为徽仁裕圣皇后书写《大藏经》，邓文原推荐了班惟志等二十名学生参加，当年事毕，“二十人皆赏官”，班惟志授溧阳州儒学教授，后历官至正五品的集贤待制。
尽管钟嗣成对世俗的吏途心有不屑，为了长远的抱负，他还是走上了这条路。他写道：“生居天地间，禀受阴阳气。既为男子身，须入世俗机。”在学业上，他应该算是有所成就，所以被称为“善之邓祭酒、克明曹尚书之高弟”。从《录鬼簿》的行文，也可以看出他扎实的功底：用典恰切自如而不露痕迹，记人寥寥数语而兼得形神。在散曲《自序丑斋》中，他借梦中“捏胎鬼”之口，讲到自己“既通儒，又通吏”，这是吏员的重要条件。当时选吏的标准是：“行移有法，算术无差，字画谨严，语言辩利，能通《诗》《书》《论》《孟》一经。”（《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
然而，“从吏则有司不能辟”，钟嗣成始终未能如愿。后来，只是在江浙行中书省，谋了一个“贴书”之类的案牍杂役，与同学赵良弼“同笔砚”。此后的延祐年间，赵良弼也补了嘉兴路吏，终出职入官，成为从九品的嘉兴县尉。大约三十岁时，钟嗣成写下散曲[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宣泄胸中的牢落不平，把吏途的失败归因于自己外在的相貌不扬和社会对自己内在才华的轻视。不过，在省府当差的经历，至少使钟嗣成的眼界和交际得到拓展。
延祐元年恢复科举，对业儒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于是钟嗣成积极应试，希望以才学博取功名，施展抱负。首次江浙行省的乡试，主考官是他的老师邓文原。可是，在人分四等、榜分左右的种族政策支配下，南人倍受歧视。同时，江浙行省区域辽阔，人杰地灵，竞争十分激烈。“一省应诏而起者，岁不下三四千人，得贡于礼部者，四十三人而已。”（《畏斋集》卷三《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这四十三人中还包括蒙古人五人、色目人十人，南人仅得二十八个名额，能够通过乡试、名列左榜者，百不及一。杭州一路，甚至“三年或不能贡一人”（《始丰稿》卷五《送赵乡贡序》）。终，“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
岁贡儒吏的制度，早在至元初期就有规定，不得超过四十五岁。随着年岁增长，吏途日渐无望。钟嗣成大概因此意志逐渐消沉。他的散曲[双调·清江引]重头小令十首，表现出浓重的消极意识：心灰意冷，漠视功名，无是无非，希望“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当即是其思想变化的痕迹。
始于儒家济世救民而追求功名的入世思想，继之以怀才不遇而愤世疾俗，终以道家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而内心仍保留着独善其身的儒家观念，大抵便是钟嗣成走过的道路，也是那一时代许多文人所走的道路。
元代的杭州，宋亡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前朝旧都的风物之盛，东南要津的地利之便，吸引了大批达官贵胄、文人雅士、佛道僧侣来游历、定居。从元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杭州文化名流的燕集游赏、诗曲唱和，几无虚日。由此促使杭州在学术讨论、诗文创作、书法绘画和图书刊刻等文化领域，重新繁荣起来。元以曲名代，“大元乐府”兴起北方，宋亡后迅速南传至杭州。戏曲大家关汉卿、白朴都曾到此一游；马致远、尚仲贤、戴善夫、张寿卿等还在此任职；《录鬼簿》列举的那些身居要职的散曲名家，大都到过杭州；散曲家、歌唱家北庭贯云石，长期隐居杭城，传其艺于剧作家杨梓。这一时期，杭州涌现出大批知名的北曲作家、艺人和优秀作品。现存三十种元刊本杂剧，即有七种标“古杭新刊”。与此同时，南曲戏文也秉承南宋传统，持续发展，今存《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就有两种出自杭人手笔。北曲南传杭州，与南曲结合，还诞生了南北合腔的元曲新形式。这些现象表明，杭州成为元曲活动的又一个中心。
在这种环境下，钟嗣成自幼受到元曲的熏陶。他父亲的好友中，便有一位著名曲家宫大用。他本人也与一些前辈曲家如郑光祖、曾瑞等多有交往。这使他得到许多创作上的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润益良多”，“至今得其良法”。他所在的杭州路儒学，也有施德仲那样知名的乐师，相信在音乐方面会对他有所裨益。此后，他与杭州乃至江浙一带的曲家保持了广泛联系，也与一些艺人如王玉梅、吉诚甫等多有交往。钟嗣成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元曲，并不把它视为游戏文字，而看作是可以言志载道的艺术形式，是“英华自然发外”的结果。可以说，元曲是他“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的人生寄寓。他一生至少写了七部剧作：《冯谖收券》《诈游云梦》《钱神论》《斩陈余》《章台柳》《郑庄公》《蟠桃会》，但“皆在他处按行，近者不知”，今亦未能幸存。他还写过不少散曲，今存小令五十九首，套数一套。这些曲作大都富有文采，略带恣肆豪放之气，追求骈俪而又不事雕琢，华美自然；《录鬼簿》吊词十九首，则沉抑悲郁，在元曲中别具一格。此外，他还有文集若干卷，大都未曾刊刻，今亦失传。
天历元年冬至二年春，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的挚友赵良弼、金志甫、陈无妄、廖毅相继辞世。同命相怜，惺惺相惜。他已逝和在世的前辈和友人，大都“门第卑微，职位不振”，或者一生在吏途上沉浮奔波，倍尝世事艰辛；或者志不屈物而放弃吏途，甘于自适；或者混迹市肆，以医、卜、商、道为业。他们又都高才博识，文采灿然，因为对曲的热爱而志同道合。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将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封珠网之中。这促使钟嗣成次年写成《录鬼簿》，以使那些“已死未死之鬼，得以传远”，并藉以抒发胸中的抑郁。“才高命薄，今犹古也”，在《录鬼簿》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亡友和自己命运的感叹。他晚年修订《录鬼簿》时，流露出更为伤感的情绪：“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追。已而！已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这位终生不得志的老人晚年悲凉的心境。然而，如他所愿，《录鬼簿》真的使那些创造了灿烂戏曲文化的曲家得以流芳千古，“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成为不死之鬼。他若有知，九泉之下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谈到《录鬼簿》作者时，还需要提及另外一位人物吴弘道。《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末说：“其所编撰，余友陆君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原始资料，或者说初稿，出自吴克斋即吴弘道之手。
吴弘道，字仁卿，号克斋先生，祁州蒲阴（在今河北安国）人。大德五年前后任江西行省检校所书吏（掾史），是地位较低的吏员。此后一直在吏途上奔走，他的散曲《钱塘感旧》说：“虚名仕途，微官苟禄。愁里南闽，客里东吴，梦里西湖。”其间，泰定二年可能担任过建康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这个职位虽然仍是吏职，但已是比较重要的吏员，属于统管诸吏的“首领官”之一，只有待选的有品级官员才有资格担任，吏员出职，多数也先要担任首领官。再往后出职，担任过某县县尹。年近七十时请辞，授府判致仕。在仕途上，吴弘道可算是小有正果，毕竟府判是从六品的官职。按照元代的规定，七品及以上官员，可封赠先辈、妻子，一子承荫，如果子幼家贫，还可以享受半俸，以至终老。
吴弘道也是一位曲家，所作杂剧，《录鬼簿》著录五种，俱佚；散曲《金缕新声》亦已失传，见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诸选者，尚有小令三十四首、套数六套。他还编有《曲海丛珠》，大约是一部散曲选集，明以后即毫无影响。他又曾编辑北方文人名士的往来书信，为《中州启劄》四卷，今幸存于世。其中如杜仁杰《与杨春卿》书、许楫《与马彦良》书等，亦是珍贵的曲家史料。吴弘道是北方人，能够编辑《中州启劄》，应该对北方文人比较熟悉。作为曲家，他对北方的戏曲活动当也比较了解。这正好弥补了钟嗣成“僻处一隅”的不足，为《录鬼簿》充实了内容。他的经历，使我们感到《录鬼簿》中这类曲家的资料是可信的。
钟嗣成将吴弘道列入《录鬼簿》“方今才人相知者”类中，因此两人应该有过直接交往，尽管《录鬼簿》卷上的资料是由陆仲良转达的。吴弘道晚年到过杭州，写作了《西湖宴饮》《西湖泛舟》等小令，收录于《类聚名贤乐府群玉》。此书所收曲家大多为杭州人或流寓杭州者，曲作亦以咏杭州者为主。其《钱塘感旧》还写道：“到寓居，问士夫，都为鬼录。消磨尽旧时人物。”似乎他还见到过《录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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