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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er and D.Trenin，M.E.Sharpe，2007；《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目錄： 中俄对话：2020模式() 第二编学术论文篇 对深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几点方法论思考() 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秩序() 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结构：从多极到两极？()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交通设施联通对贸易增长的影响:现实 进展与研究路径() 第三编时政评论篇 从“无序”到“乌托邦” ——疫情下的瓦尔代年会() 中国和俄罗斯应该结盟吗？() 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在抗疫中发挥更大作用？() 2019，俄罗斯外部环境有所改善() 俄罗斯与环地中海：历史与现实() 臆想中的“鞑靼之轭”：蒙古帝国对俄影响再考()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俄土战争() 俄罗斯战略视野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 全面还原历史，才能更好纪念二战() 全球史视野下俄国出售阿拉斯加的战略考量() 三份外交电报与“冷战”的起源() 一战后的欧洲何以混乱血腥() 俄罗斯在国际天然气市场面临多重挑战()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冻结的冲突”为何再度溃疡()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处境尴尬() 低油价时代的能源安全新思路() 目录俄罗斯欧亚研究 （第三辑）世界石油市场迎来“至暗时刻”() 俄罗斯：在内外交困中谋求破局() 纳卡冲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大国博弈？()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四条路径() “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內容試閱： 专题报告篇序言近年来，中俄关系的特点是双边伙伴关系长足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从2015年开始联合发布中俄关系年度报告，由中俄专家团队共同撰写，以中俄英三种文字在中国和俄罗斯发表。《中俄对话：2020模式》是这一系列报告的第六份。中方团队负责人：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方成员：刘华芹，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与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石泽，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原参赞；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法学博士、学部委员；孙万湖，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原副司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原科技参赞；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法学博士；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博士；李勇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法学博士；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俄方团队负责人：谢·卢加宁，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历史学博士。俄方成员：伊·达尼林，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科学创新研究室、创新政策研究室主任、政治学副博士；安·卡尔涅耶夫，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历史学副博士；瓦·卡申，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关系研究综合中心国际军事政治、军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政治学副博士；安·科尔图诺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历史学副博士；尤·库林采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阿·拉里奥诺夫，俄罗斯财经大学经济政策和经济安全学院战略预测和计划中心研究人员、国家和行政管理学副博士；鲁·马梅多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协调人；弗·彼得罗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克·库兹米娜，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协调人。俄译中翻译：盛世良、赵世峰、孙凌云、钱宗旗、倪文卿。校对：赵华胜。真正具有全面性质。军事战略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涉及敏感领域；双边贸易额达到110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一系列重大合作项目已经启动，同时致力于建立相应的金融基础设施；互派留学生人数接近此前提出的10万人的目标。在新经济结构正在形成、全球竞争技术领先地位的条件下，中俄协作的优先方向是科学、技术和创新。2019年，中俄在庆祝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的背景下，宣布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性和原则。2020年合作日程上的大事有：共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科技创新年、由俄罗斯担任主席国举行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是中俄关系重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整个世界重大的不确定因素。迄今为止并不清楚，人类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制止疾病的传播，疾病传播的后果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大流疫是对居民生命、健康和福祉，以及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挑战。已经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破坏；既定的交流方式不得不做调整。大流疫助长了国际关系进一步无序化，同时也凸显了一系列体制性问题，包括国际组织的低效和地区平衡的脆弱。正在继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危机，可同大萧条和战后时期相比。大流疫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对抗加剧的由头。预计某些地区和全球规模的冲突危险会上升，军事威胁和传统安全挑战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在缓和紧张局势、保证全球进程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方面的建设性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今天，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协调立场，不应该偶尔为之，而应该真正带有系统性和长期性。双方必须更新对国际安全的理解，充分考虑到非军事性质的威胁。中俄对话：2020模式俄罗斯欧亚研究（第三辑）虽然在应对新冠病毒传播方面，中俄两国显示了高度的相互信任，大流疫还是对双边伙伴关系构成风险。人文协作平台和社会交流停止，联合倡议的实施受阻，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贸易和投资预计会下降。在新的形势下，两国正努力解决的中俄关系中的一些传统问题也会激化，包括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不足、各个层面相互协作的基础设施不够发达，以及其他因素。今天，中俄两国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使双方在疫后世界的合作不至于减速。有必要开辟新的合作形式和领域，首先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分析双方在协作中遇到的一切困难，预防其长远的不良后果。在认真研究双边合作的复杂问题、确定疫后的世界轮廓，以及规划北京与莫斯科在新形势下的协作战略方面，中俄学者应发挥积极作用。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同撰写的第六份年度报告《中俄对话：2020模式》，将对在这些问题上的公开对话做出贡献。本报告呈现的是对2019年第二至第四季度和2020年季度中俄合作的分析成果。一、中国和俄罗斯：全面伙伴关系的 发展趋势与对世界形势的评估（一）全球背景下中俄关系的新趋势和新方向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2019年是成功的。首先是在进一步发展既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面，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上升到地区层面，在某些问题上则上升到全球层面。在全球领域，中俄关系的新趋势表现为北京与莫斯科希望在维护国际和平、在保障各国与各国人民的主权和自由选择方面，担负起主要角色的使命。中俄合作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体系的转型，以及世界力量平衡的重构进程在加速。在全球层面，不确定性上升，在全世界和个别地区，出现了负责任态度、建设性议程和有效治理缺失的局面，大国之间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增加。美国的战略方针从反恐转变为大国竞争，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比冷战时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利用战略遏制手段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深层次的变化，不仅使两国在战略合作中面临新任务，而且提供了巨大机遇。考虑到面临共同挑战，两国加深战略协作的动机更强，同时对双边关系的期望也更大。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世界秩序的重组、国际关系体系和力量平衡的转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中国专家们指出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影响力的下降同发展中经济体作用的上升一样，将是渐进的。西方国家影响力的下降，不会自动导致发展中国家崛起，西方将依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专家们认为，中俄振兴的潜力在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在欧亚地区的对接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形成。中俄具体务实协作的扩大，在保障地区繁荣、稳定和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两国正在制订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和“中俄印”战略三角等框架内加深合作的相应议程。重要的是放弃在大陆划分势力范围的陈腐观念，放弃争夺主导权的欲望。在欧亚彼此相连这一问题上求得共识，也应该成为中俄同欧洲三方合作的具体议程。为此可以利用“亚欧论坛”，或者建立中俄欧对话新平台。中国和俄罗斯相当关注在联合国的协作，包括在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主要机构和委员会里的协调，而且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中俄都主张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方面的权威地位，但是，联合国工作中有关它的低效率和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已经出现。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承担起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责任，举行“五常峰会”讨论这一问题是有前景的形式。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政治外交问题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它们参与调解国际关系的进程，是日益混乱和不稳定的现代世界的稳定器。2019年和2020年，两国都对国际关系碎片化，支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加强国际法体系、对破坏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的危险倾向做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本着多边主义精神，促进以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对话与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国际体系的建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继续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还可以建立文明对话平台。具体而言，中国现有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可以成为更广泛平台的基础。在欧亚地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朗可以成为这一对话的核心，这一核心未来有可能发展为全球平台，推动大规模交流。各国轮流举办论坛，将加深相互了解和彼此宽容。俄罗斯学者认为，必须开展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对话。在近期内组织三国峰会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三方可以探讨建立非官方年度磋商机制的可能性。启动中国、俄罗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对话，也有重要意义，其宗旨可以是提高全球治理效率和加强国际安全。还应该促进新型国际金融机制之间，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之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全面合作（机制对接和项目合作），使之对保证全球和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担负共同责任。从已经形成的基本因素的对比来看，中俄伙伴关系呈现出某种不对称——经贸和投资方面滞后，而政治和军事战略合作进展较快。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平衡状态，不仅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明显逊于中国，还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在总体发展和定位上的任务不同。中国同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合作，已经从双边关系因素变成世界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因素，而中美对立正在加剧这一趋势。在两国进一步接近方面，方案之一是通过更加密切的军事政治合作，从根本上加深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有可能的是不签订专门的条约，而是在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准联盟。中俄在军事政治领域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如此之高的水平，以至于即使没有成形的联盟，潜在敌人如果打算袭击两国中的一国，就不得不考虑中俄两国各种联合反应的方案。政治战略上的确定性将对潜在敌人及其盟友产生遏制作用。可以想象，中俄两国即使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不是完全吻合，但在对世界格局的总体战略评估上，包括有必要遏制美国在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破坏性倾向上，也将是一致的。2019年是两国的大庆年。中国和俄罗斯成功地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俄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宣布准备于2020—2021年启动中俄科技创新合作年。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在新时代，中俄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性质。，包容性：中俄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观点与利益，以及解决争议问题的愿望。第二，平衡性：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注意协作的扩大和加深，还注意所有领域的协作平衡发展；两国从平等互利的原则出发，共同享有合作成果。第三，稳定发展：中俄关系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是双边关系长期发展的牢固基础。第四，公正性：中俄两国在双边关系中严格遵循公正、公平和负责任的原则。第五，高水平：中俄关系处于有史以来的水平，其表现是政治互信加强，双边合作向崭新高度发展。第六，协作的务实性：发达的政治关系转入务实层面，对合作的需求越来越经常地产生于两国内部，来自人民，两国根本利益日益相互交织，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开始显现，种种因素加快了合作进程，使之充实崭新的内容。第七，全面性：中国和俄罗斯在广泛问题上开展合作，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科学技术和人文领域。早些时候，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协调特点是应对性，多是对解决现存问题的应对，主要是集中在安全领域，但缺乏共同发展的目标、总体原则和推动协作的明晰措施，许多合作观念模糊不清，难以实施。涉及相互信任和相互了解的某些复杂问题遗留至今。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制定发展双边关系的长期战略，共同确定今后合作的目标和具体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应该秉持政治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当然，中俄两国对合作的观念态度、文化认同、实际利益和经济条件不同，必须抛弃双边关系中的消极观念。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上升，决定了它在对俄关系中地位的改变，俄罗斯方面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同中国建立平等关系。中国也应该在对等基础上，根据相互尊重的原则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着眼于双边关系的长远性，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发展潜力。2020年，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世界大流行的背景下，考虑到大流疫的规模和维护基本价值观与合作成果的必要性，2019年模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从根本上更新。重新理解安全问题、制定发展与协作战略，将成为中国和俄罗斯近期的主要议程。国家安全不可能完全基于或主要基于军事潜力，因为核武器和其他现代化军备无力应对新冠病毒这样的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移民失控等挑战。在抗击大流疫的条件下，国际结构中的军事、政治、机制、经济、生态和其他新变化还不完全为国际学界所理解。与此同时，不能排除某些国际关系主体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和日益形成的失衡，以损害他方为代价，恢复或增强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和正面形象。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与俄罗斯将解决两位一体的任务：一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要在全世界共同价值和项目范围内采取行动，为抗疫和世界发展的共同事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要加强本国安全。在全球和本国利益的优先次序中如何选择取决于两国领导人和精英。与此同时，因为现在对“疫后世界”的准则、发展规律、挑战和威胁几乎一无所知，中俄两国专家团体的作用大幅度增加。（二）中俄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019”中的合作2020年上半年，世界遭遇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大流行。先受感染的是中国，随后俄罗斯也暴发流疫。共同抗疫，证明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互信的高水平。与此同时，基于在这方面合作的个别复杂问题可以得出结论，中俄在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协作需要完善。两国元首不止一次地指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进行合作的必要性。2020年1月31日，俄罗斯总统弗·普京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支持中国抵抗病毒威胁。3月19日、4月16日和5月8日，习近平与普京进行电话交谈，强调指出抗疫合作的重要性。两国各级官员在接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话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俄两国大众传媒和民间也相互频频表示支持。中俄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相互提供物质援助。中国疫情开始后，俄罗斯向武汉运送约23吨人道援助物资，包括口罩、手套、防护镜、防护服和其他物品，总共约227万件。中国与俄罗斯在诊断和治疗新冠肺炎病毒方面积极合作，2020年2月5日，俄罗斯卫生部向中国派遣5名医疗专家和流行病防治专家。两国学者继续合作进行有关科学研究。当俄罗斯新冠肺炎疫情恶化的时候，中国也提供了帮助：2020年4月2日，中国批抗疫物资运抵莫斯科，共约269立方米，重约255吨。4月11日，为了协助俄罗斯专家共同抗疫，中国专家来到莫斯科，中国黑龙江省也为俄罗斯多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此之外，中国还把向俄罗斯提供用于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的物资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截至4月7日，俄罗斯从中国购买了7200万个医用口罩。2020年4月20日，普京提到，俄罗斯通过不同渠道从中国获得15亿个口罩。有消息称，中国企业签订了供应俄方105万套防护服的合同。中国与俄罗斯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2019”方面加强了科学技术合作，关注病毒分离、疫苗研制和试验等问题，并吸收世界主要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大流疫表明，中国和俄罗斯有必要在公共卫生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中俄在2019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提出了高要求，特别指出了在应对流疫紧急情况和消除流疫后果方面，在流行病诊断、预防和控制方面发展协作的重要性；宣布要在公共卫生领域提高科学技术合作水平。列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卫生合作小组委员会年会议程的有传染病预防和治疗问题、预防流感和边境地区传染病暴发问题。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同俄罗斯卫生部斯莫罗金采夫流感科研所、加马列亚传染病与微生物科研所正在加强合作，包括就传染病（流感、肺结核病和人体免疫力缺损病毒）问题举行科学讨论会。两国专家之间定期举行会晤，以促进科研成果的交流，鼓励进一步合作。尽管如此，中俄在紧急情况下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科研合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中俄两国相关机构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吻合。根据中国的资料，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同俄罗斯卫生部斯莫罗金采夫流感科研所和加马列亚传染病与微生物科研所，对新型冠状病毒染色体编序的结果有相当大差异，这表明中俄两国未能共同研究病毒毒株。俄罗斯方面说，中国没有把冠状病毒活体毒株移交给俄罗斯。缺乏充分沟通与有效而密切的合作，工作未协调好，延缓了疫苗和有效药物的联合研制。在公共卫生和非传统威胁应对领域有必要扩大协作，建立合理而有效的联合工作机制。由此看来，应该充分利用中俄科技创新合作年的机会，特别是在流疫防治、疫苗和药物研制方面，以及培训干部和交流经验方面，建立中俄联合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生产抗病毒制剂、病毒检测和诊断器材，以及新一代消毒系统，将很有前途。除此之外，中国和俄罗斯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出在抗疫斗争中诊断和控制流疫、帮助跨境人员防护的原则和机制。对如何在边境地区预防和控制流行病存在着不同理解。两国都在实施系统性防疫措施，结果中国同俄罗斯的交流几乎完全停止。俄罗斯方面从2020年2月20日起临时限制中国公民入境，从3月27日起则取消同其他国家的班机交通和包机交通，从3月30日起限制公路、铁路、行人、水陆和混合等类型边境口岸的通行。中国从3月28日起禁止外国人入境，从3月29日起只准中国各航空公司对每个国家运营一条航线，而且每星期不得超过一班。从维护伙伴国公民人权的角度看，有一些防疫措施引起了不尽一致的反应。约80名中国公民因违反卫生防疫规定而被驱逐出境，引起中国社会很大反响。在疫情期间有必要格外注意领事问题。应该保障双方在对方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包括保护健康与安全的权利和利益，还应该向有需要的人及时提供帮助。国家机关应该特别注意支持因疫情而处于困难境地的伙伴国公民，特别是在签证和保证必要的居住条件等问题上。不能忽视民族主义表现对两国关系的损害。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重要的是促进中国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在疫情条件下，中国公民抱怨在俄罗斯受歧视；同样，在中国疫情稳定后，俄罗斯公民在中国境内也遇到某些歧视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总的来看并不带有普遍性，不会对两国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三）美国因素与中俄关系美国因素在中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是在地缘战略和军事政治领域。但是对中俄双边合作而言，美国因素既不是前提，也不是动力，并不决定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实质和全貌。近年来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中美两国在经贸、地缘政治、军事战略和技术领域的矛盾上升。2020年，中美关系的主题是新冠肺炎病毒，美国竭力把新冠病毒传播的责任推给中国，发起了编造假消息和诋毁中国官方战略的宣传运动。对中国施加压力，成了美国2020年竞选活动的关键问题，未来可能成为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的借口。中美竞争是一种长期趋势，起码要延续几年，有可能的是会拖得很长。大流疫只不过加快了中美对抗的发展进程而已。这种政治对立的诸多后果会超出中国同美国双边关系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涉及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所有参与者，而且其影响的规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可能只会扩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无法置身事外。而且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对世界政治全体参与者共有的系统性后果外，还有一个重要性不亚于此种特殊情况，即“俄罗斯—中国—美国”大三角关系。一方面，中美对立的激化，会给俄罗斯创造一系列额外的战术性机会，但是要想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俄罗斯将不得不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中美关系的恶化也不意味着俄美关系自动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同美国紧张关系的升级，会给俄罗斯带来现在难以确切预见而且难以预做准备的新挑战和新风险。1俄罗斯在中美军事战略对峙中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军事对峙将势必加剧。对美国来说，当前重要的：一是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海军实力方面的优势；二是维持自己在创新领域（太空、网络、自动化武器系统等）的优势。不过也不能排除以“扩大核遏制”的方式加强对中国的施压。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将尽力不使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使本国稳稳地保持核遏制实力。中国武装力量将致力于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灵活性、机动性，以及向远方战场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继续灵活地实施现代化。与此同时，中美建立军控机制的前景不甚现实。俄罗斯希望尽可能维持俄美战略武器控制机制，哪怕是部分维持也好，同样还希望把军控机制转变为有中国参加的三方形式。有效军控机制的缺失，会给国际体系的稳定带来总体风险，给国际体系全体参与者带来麻烦，包括对俄罗斯。2018年11月，中俄签署了和平利用北斗卫星系统与格洛纳斯卫星系统合作的协议。尽管这是指民用合作，但是导航卫星系统也可以用于高精度武器的侦察和引导。2019年，俄罗斯宣布协助中国创建现代化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同美国关系的激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俄罗斯的协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包括在导弹核武器领域。与此同时，可以预见，如果俄美能够部分维持双边核军控机制（首先是第三个《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将谨慎地推动中国寻求对自己来说负担小的参与俄美战略对话的方式。中美海军对峙可能将成为两国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中美海军在太平洋或印度洋加强对抗，对俄罗斯不利。俄罗斯在缓和或预防这种对抗方面，没有能力起到任何积极作用。但是，中俄扩大海军合作，将促使双方希望在远离中国的海域（地中海、波斯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联合巡航某些海上航线（霍尔木兹海峡），或参与保障某些海域安全的多边行动（仿照2009年国际反索马里海盗联合行动）。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进一步激化国际形势，应该更加注重多边合作方式，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范畴内加强多边合作等。俄罗斯可以建议中国利用它在建立预防公海事态机制方面的经验，以降低中美之间非预谋对抗升级的风险。在印太地区范畴内组织以“自由民主国家”为主的广泛的反华同盟，将依然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重要方针之一。估计印度将被赋予中国主要“对立面”的角色。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把印太地区的整合视为对华地缘政治包围机制，将极力阻止这一进程。对俄罗斯来说，亚洲形成硬性的两极关系格局也是一种战略危险，因为这将使俄罗斯失去现有的相当大一部分行动自由，而这种行动自由为俄罗斯外交提供了重大优势。俄罗斯跟中国一样，也不希望印度同美国进一步靠近，因为这将必然给俄印关系制造问题。因此，应该尽一切可能使中印关系正常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能会利用俄印中三方机制。2反俄制裁与中美贸易战美国因素还对中俄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发展与中国伙伴的合作更加感兴趣。许多专家认为，俄罗斯应该利用中美贸易战，在一系列重要贸易品目上，首先是能源和食品上，在中国市场扩大份额。尽管如此，对美国因素在发展中俄贸易方面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2014—2019年，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从33108万吨增加到75857万吨，从而使俄罗斯在对华供油国中处于领先地位。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本国对外能源战略的调整。2019年12月2日，“西伯利亚力量”干线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这条管道的天燃气出口能力将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也进入了中国市场：中石油从2019年起，拟每年从“亚马尔液化气”项目进口300万吨液化气。尽管这样，迅速扩大的中国市场容量完全可以提供大笔合同，既可以长期保证俄罗斯供应商的出口需求，也可以长期保证美国供应商的出口需求。担心美国液化气生产商的激烈竞争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不仅从俄罗斯和美国，还从其他供货商（澳大利亚、卡塔尔）购买液化气。如果说对中俄能源合作存在中期和长期挑战的话，那么这一挑战与其说来自美国竞争者，还不如说来自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减缓，来自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朝着可再生能源转变。在中国食品市场上，情况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容量大、发展快的市场，完全容得下好几个大型出口商。到2024年，俄罗斯有望把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增加到95亿美元。但是在某些品目上，俄罗斯根本没有出口潜力去填补中国彻底停止从美国对华出口所留下的空白。比如说，今天俄罗斯只能覆盖中国大豆进口需求的10%左右，而据中国评估，对华大豆出口已经占了俄罗斯大豆出口总量的89%。在其他品目上，俄罗斯依靠较低的运输成本，完全有能力跟美国竞争。在某些领域（猪肉和牛肉），制约俄罗斯对华出口的因素不是美国的竞争，而是动植物检疫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中国方面不满意俄罗斯对中国某些食品出口实施限制，俄罗斯的理由是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和国家标准。总的来说，俄罗斯在对华贸易领域的任务，不是在中国市场上取代美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过渡到对华协作新水平，目标是经济“深度”一体化。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俄罗斯在对华贸易关系中，某种程度上应该以本国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为出发点，这也给中俄两国达成协议增添了复杂性。美国对俄制裁使俄罗斯在能源等领域同西方的投资与技术合作复杂化，因此吸引中国资金和获得中国技术就显得很有前途。2014年，两国建立了中俄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2019年11月，该委员会举行了第六届年会，宣布启动几个总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跨境项目，还审议了投资额达1120亿美元的70个项目。中国成了俄罗斯能源部门的积极投资者。从2014年到2019年底，投资额达到2093亿美元。例如，“亚马尔液化气”从中国若干家银行获得了120亿美元贷款，占全部贷款的60%。2019年6月7日，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中国购买“北极-2”项目股份的协议。尽管中俄投资合作的发展有时不够稳定（参见表1），但中国对俄投资额毕竟显著高于俄罗斯对中国投资额。 表1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投资额（单位：亿美元） 年度20142015201620172018中国对俄罗斯6872540134514041893俄罗斯对中国0540110060330247根据俄罗斯银行统计:http://wwwcbrru/statistics和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http://wwwrusschinatraderu/ru/ru-cn-cooperation 编制。美国同欧盟国家一样，已经并将继续限制中国公司获得对构成新型技术（工业40）基础的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控股权。俄罗斯不妨提高吸引力，首先是提高对中国大型私营投资者的吸引力，尝试把中国腾出来的部分投资吸引到本国来，但在这条道路上存在着某些障碍。首先，中国公司担心受到美国对俄制裁的连累。只有国有银行才可以完全不顾美国的制裁，但国有银行从传统上更愿意把资金用到为外国伙伴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提供专项贷款上。其次，俄罗斯缺乏对投资有吸引力的大型商务项目。中国投资者还担心俄罗斯立法不透明，遇到每个具体问题都需要获得政治当局对项目的支持。俄罗斯伙伴则认为，中国方面对实施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项目提出的条件缺乏吸引力：非要国家担保才发放贷款，而且要求只使用中国技术、工艺和劳动力。除了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施系统性限制外，美国还以种种借口对本国公司的中国竞争者广泛使用选择性非关税限制，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华为公司的制裁。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性任务是：在构成新经济结构的关键领域，不让中国赢得对美技术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对策是：不断降低中国对美国技术链（例如来自美国的程序保障）的依赖度，形成取代美国的技术方案。俄罗斯在本国有一定比较优势的领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和原子能等），有机会参与中国取代美国的技术链的形成。在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俄两国宣布2020年和2021年为中俄科技创新合作年，但现在难以预估在这一领域双边协作的实际成效。例如，2019年9月17日，在天津举办了中俄科技创新合作讨论会。在讨论会范畴内安排了“智能生产”、生物医疗和保健三场专题研讨，以及海洋工程设备研讨会。俄罗斯在这些活动中推介了约200项先进技术成果，双方签署了20多项战略合作协议，涉及技术转让、机制建设、投资和开发，以及资源共享。依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找到双方都认为可取的技术合作方式。俄罗斯希望在优先“技术平台”上形成机制性伙伴关系。对俄罗斯来说，在这个领域的长期风险是全球技术脱钩和逐渐形成全球性“技术两极”的前景。与此同时，双方都希望避免在基础设施和技术上彼此依赖，而且对俄罗斯来说，这项任务更加迫切。在这种背景下，非常有前景的是多边项目。美国正在积极努力，建立有欧盟国家、加拿大、日本、韩国和美国其他盟国与伙伴国参加的、排斥中国的统一的西方贸易与投资联盟。美国在呼吁“西方团结”的时候，重点不是放在贸易上，而是放在对中国所有经济伙伴有共性的问题上：保护知识产权、反对“不诚实竞争”、不许中国向战略性经济部门渗透、集体抵制“有政治动机的”项目。“西方反华统一战线”对俄罗斯构成间接威胁，因为西方国家对华立场的新协调机制，可能用来对付俄罗斯。对俄罗斯有利的是促进中国同欧洲、中国同日本、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接近，条件是俄罗斯科能成为新的多边协议的一部分，包括降低美国对俄制裁的不良后果。3人文领域美国因素对中俄人文合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可能会对中俄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提供额外的动力。在美国施压中国的诸多“人文”工具中，显著、有社会意义的一个工具，将是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进入美国大学。中国已经在积极扩大领先大学的网络，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在对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将做出更大的努力，促成中国教师从美国大学“回归”，并鼓励中国大学同非西方伙伴发展关系。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加强在中国教育市场上的地位，尽管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能力暂时还相当有限。这方面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许多大学的基础设施陈旧，缺乏英语授课实践，难以获得学生签证，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就业机会有限。为了使现有的局限性不至于限制对华教育合作，俄罗斯应该把教育服务出口置于不亚于武器出口的优先地位。此外，还可以在多边基础上，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等范畴内，解决扩大教育服务能力的问题。发展中俄教育合作，将使俄罗斯不仅能开发中国教育市场，而且能为整个双边关系打下更加牢固的社会人文基础。中美科学合作的态势与高等教育合作的态势相似：美国方面收紧对中美教育合作的拨款条件，双边合作项目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就缓和正在实施的限制达成某些策略性协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这种趋势将是长期的，中国对此不得不做出应对。为了应对美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方面将采取的方针是建立自给自足的本国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系统，同时可能吸收外国伙伴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拥有潜在机遇，把在基础科学和科研试验设计领域同中国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为此需要克服行政、财务、法律和其他方面的障碍。例如，俄罗斯多数科研中心的国际合作优先方向依然是西方。发展对华合作，将需要新的方法、授权和干部保障，还必须确定长期协作的优先方向。同时，俄罗斯依然有一项重要任务——防止大规模的“智力流失”。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是在科研试验设计的优先领域组成多边财团。即使是在对华关系激化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太可能直接支持中国的分裂运动。尽管如此，完全有根据做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将通过不同渠道，首先是通过私人渠道，加大力度间接支持中国的地区分裂主义。同时可以预见，美国外交将就中国尊重少数族群权利的问题在国际组织中加紧活动，以便影响国际舆论，扩大对美国在这一领域活动的社会组织的拨款规模。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在分裂主义问题上原则立场相近，可以推测，中俄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机会将增多，两国将以各种方式开展协作，包括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投票时相互声援，就“消弭”西方国家对本国的影响交流经验，同公民社会机制进行接触，等等。可以在上海合作组织范畴内，还可能在金砖国家机制范畴内，讨论抵制分裂主义的问题，尽管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成员国在反对分裂主义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会极其复杂。在美国支持政治反对派、推动“人权”议程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上，当前中俄两国的官方立场也是相近的，这样就能以各种不同方式扩大双边协作，包括两国在国际组织中、在做国际舆论界的工作时同心协力。多数舆情调查的结果表明，近年来美国的反华情绪迅速上升，越来越把中国视为长期的“头号敌人”。在指控中国传播“冠状病毒-2019”的背景下，对中国的负面感觉只会加深。这一进程将具有长远的不良后果，它会像指控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一样，带有自我延续性。中国的“敌人形象”在美国社会意识中的固化，正在为历史性的长期新冷战创造前提，这不可能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社会文化对抗都会给俄罗斯提供某些具体机会。例如，这种对抗可能会间接地促使俄罗斯影片和演艺节目在中国更加受欢迎，促成中国对俄入境游的进一步扩大。但是要想利用这些机会，就必须在更高的崭新水平上调动俄罗斯的“软实力”。与此同时，毫无疑问，反美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中俄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四）在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下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议事日程1 2020年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运行的。十多年来，这两个机构一直处于发展的过渡期：成员国建立了多样化的协作平台，在许多领域积极开展对话，但是迄今为止取得的具体成果并不多。上合组织在扩员后出现了通过决议时效率下降的危险。在内部发展和向世界舞台推介成员国共同观点方面，这两个机构面临着相似的任务。因此，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在工作中都应该特别重视全球安全和稳定问题，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发声的权利。成员国应该在全球安全的关键问题上，包括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问题上，提出独立见解。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使用和平的政治外交手段，调解世界各地区的危机形势，特别是在阿富汗、中东和朝鲜半岛。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改革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是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先课题。中国和俄罗斯不妨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上提出具体建议。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希望发展在机构内的经济协作。迫切任务是在两大机构内部市场上扩大合作。成员国经贸和创新合作的障碍必须消除，还应该建立创新合作和其他领域合作的多边平台，以便利用互补优势。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特别重要的是监督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协定的实施情况，找出并消除阻碍发展协作的问题。具有前景的是制订2025年前贸易、经济和投资合作路线图，在这些领域缔结互利协定。在未来，成员国不妨专题讨论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抬头的情况下，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潜力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对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来说，有前途的是建立更加广阔的协作平台，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上，通过与关键伙伴国和其他国际联合体的合作，特别是同地区联合体的合作，扩大伙伴网络。为此可以利用“金砖国家 ”和“金砖国家拓展伙伴”等多边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平台，以活跃与伙伴国的对话，例如，“上合组织 ”机制。与此同时，在起始阶段可以在跨部门一级启动多边协作，或者利用“一轨半”和“二轨”工具（在主要研究中心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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