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谈的是过去两个世纪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科（IR）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心思想是，现代国际关系实践相当紧密地反映在有关国际关系现代思考的演进之中。这两个现代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学演进的故事都是围绕世界的中心和外围展开，开始时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但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当下，距离正越来越小。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已经从一个权力、财富和地位差别很大的殖民主义国际社会，转变为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分配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变得更加均衡。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已经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分离，转向日趋一体化。我们的观点是，尽管初两者是分离的，但国际关系的研究从一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就是全球性的。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密切相关，它必须而且将在未来几十年变得更加一体化和全球化。
我们希望多数中国读者也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一样对待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提出了一种对（作为实践的）国际关系和（作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的反思。它认为国际关系学需要变得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理论更为开放。
中国在国际关系现实世界中的故事人所共知，这里无需赘述。它在恢复西方与他者之间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平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关于国际关系学思想发展的故事既不太为人所知，又变得越来越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复兴以来，其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思想家中的领军人物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共同体中已获全球公认。中国的古典哲学家以及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的思考也受到世界瞩目。但中国也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现代思想家，他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无论与中国的古典哲学家相比，还是与当代的国际关系学学者相比，他们还都鲜为人知。这些早期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家是外围地区更广泛的思想家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试图厘清发展问题和地区主义问题以使外围地区的人民和国家重新获得活力。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人中有些是专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有些是公共知识分子或政治领袖，他们有兴趣对国际关系发表意见，但都是在内容更为广泛的作品的语境中发表的。中国并不是忘却自己早期对现代国际关系思想的贡献，而更倾向于关注古代和当代思想家的国家。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这种遗忘在西方也发生过。为了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中充分发挥作用，中国需要重新发现其早期现代思想家对国际关系学的思考，以填补古代与当代思想家之间的空白。随着中国古典思想和历史的复苏，以及自身理论的发展，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和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前沿的位置上。但是，除非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现代国际关系学的思考是如何在“百年屈辱”中发展起来的，否则中国无法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开始勾勒出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即外围地区，包括中国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那些具有相关语言技能的人能够继续努力，把这幅图景更为详尽地描绘出来。
ⅨⅩ此外，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共同体的蓬勃发展，中国将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理论立场在国际知识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近年来，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在借鉴中国古典传统探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也探讨了当代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这些探索，以及唐世平的世界政治社会进化理论的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路径相一致。这条路径就是寻求挑战、重新定义和拓宽传统上以欧洲为中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界。我们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间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国学派”（a single “Chinese School” of IR）是非曲直的争论和分歧。这是一种健康的和富有成效的张力。我们不同意国家和区域视角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关系领域碎片化的观点。但我们也认为这些学派难以充分发挥其潜能，除非吸引大量的中国或东亚的学者，奉献能够为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学者形成研究议程的概念和理论，并与官方的特权和立场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我们期望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们能够追随秦亚青、阎学通、唐世平等学者的脚步，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全球化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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