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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著名学者汪文学为您讲述一个你不知道的扬雄与六朝世界
一种风流吾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一个激荡奔跃、声色纷呈的六朝世界
哲学解放 文学独立 人性高张 放浪形骸 醉心艺术 肆意山林 遗落世事 贯穿始终
读懂了名士风流，就读懂了六朝之学
★ 扎实有力讲学问，娓娓道来名人传
陶渊明盛赞的风流雅士扬雄与六道之学的起源与渊源，就这样在您面前徐徐展开。
★ 文学笔法再现“西道孔子”扬雄的精神与人生，海量史料还原六朝之学的起源与发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之发生，或者一代学术思潮之发展，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皆有一个学术或思想源头。本书之重点即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之学之渊源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索。翻开本书，走进自由的六朝世界，领略魏晋风采，观览名士风流。
★ 内文采用高品质用纸，排版大方，字号适于阅读，回归阅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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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古代个人的命运不过是被编织在“君臣父子”儒教纲常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从生到死，走的都是别人为你设计安排的道路，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验证了某种礼教信条的时候才能体现。而六朝时人在山崩海啸的巨变中，却在悉心探求，大胆摸索：什么是人的生活？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何种品格和资质？六朝时，在中国人性解放史上，翻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
本书是关于扬雄与六朝之学之渊源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扬雄之生平经历、家族背景、师友网络、人生哲学、性情好尚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通过对其学术渊源、思想背景、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六朝之学的具体影响。其终目的，就是证实“六朝之学始于扬雄”这个学术“假说”。并从几个瞬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和人性的高张，对当世、读者，有一种洗礼和涤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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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汪文学，1970年生，苗族，贵州思南人，文学博士，教授。
半生职业，游走于为学与为政之间。大学教授二十余年，曾任图书馆长、文学院长、教务处长，以治中国古典文化为职志。中道因学入仕，曾任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现任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副主委，以推进文教事业和旅游产业为职业。或学者，或官员，以学助官，以官促学，相得益彰。性嗜书，喜藏书，勤著书，曾管书，亦教书，故以“书生”自居。三十年博览旁观，好学深思，笔耕不辍，有著述十余种，自重者有《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扬雄与六朝之学》《诗性风月之光华 一一 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贵州地域形象史研究》《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十种。自信著书，唯在兴趣，且将所思所想所触所感，诉诸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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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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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01
一、选题缘起 001
二、研究现状 012
三、本书要旨 029
章 六朝之学之起始：东汉末年抑或是西汉末年 036
一、六朝之学始于东汉末年，起于马融 036
二、六朝之学起于西汉末年，始于扬雄 043
三、结语：六朝之学的远源与近源 053
第二章 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与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055
一、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变迁之大势及其历史必然性 056
二、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070
第三章 企慕玄远：扬雄与六朝名士风范 097
一、汉晋间士风之变迁与六朝名士新风范概说 097
二、简易佚荡与一往情深：扬雄的人生行事、性情好尚与六朝名士风范 105
三、明哲保身与俟时而动：扬雄的人生哲学与处世理念 119
四、余论：扬雄与陶渊明 136
第四章 扬雄的学术思想渊源与方法创新 145
一、扬雄时代的学术背景 145
二、扬雄学术思想之渊源 153
三、扬雄在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上的创新 164
第五章 扬雄的学术思想与六朝之学 204
一、扬雄的“尚智”论与六朝文人的理性精神 205
二、扬雄的“太玄”论与六朝玄学思潮 229
三、扬雄的“品藻”论与六朝品鉴之学 252
四、扬雄的乡土意识与六朝社会的地域文化观念 275
第六章 扬雄在中古文学史上的转折性意义 306
一、作为“文儒”传统之开创者的扬雄 307
二、文言之分：扬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转折意义 327
三、简涩深雅：扬雄文学之风格特征 336
第七章 扬雄文论与六朝文论新观念 352
一、扬雄“明道”论之学术内涵和历史影响——兼论扬雄对刘勰的启发和影响 353
二、寓玄于艺：扬雄“玄思”论对刘勰“神思”论之启发和影响 372
结 语 393
参考文献 398
后 记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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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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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与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与变迁，是由诸种因素之合力共同完成的。其中既有因政治格局之改变、经济秩序之变化和社会风尚之迁转，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此可称为“外缘影响”论；亦有因学理之自然演进、思想之必然发展和文化之变通迁转，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此可称为“内在理路”论。无论是“外缘影响”，还是“内在理路”，必有一关键之人物把握契机，在“外缘影响”之背景下，引领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推动学术文化思潮的新发展。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变迁，就是在“外缘影响”“内在理路”和重要学术思想家的引领推动这三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
关于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过去的研究者多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缘影响”的角度，探讨当时政治格局、社会风尚和经济秩序之变化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其中可以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代表。当学者普遍意识到仅从“外缘影响”研究文化思想之变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时，“内在理路”之研究便逐渐受到重视，如汤用彤、贺昌群、余英时、李泽厚等学者关于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研究，就在充分重视“外缘影响”的前提下，侧重于从“内在理路”揭示汉晋文化思潮发展的“自主性”。笔者十余年前著《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一书，亦是从尚通意趣之角度，揭示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自主性”和“内在理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外缘
影响”和“内在理路”之综合作用下，必有一杰出的思想家或学者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以激发各种因素之合力，从而推动学术思想之发展。如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中，从老庄之学的复兴、诸子学之重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观之转变等“内在理路”来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而又特别重视马融在其中的引领推动作用。笔者在旧著之基础上，旧事重提，旧题重做，就是力图在尚通意趣这个内在视角之基础上，彰显扬雄在此阶段文化思潮之变迁中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因此，本章在概述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大势的情况下，着重讨论扬雄引领时代学术新风尚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历史之必然发展和个体之可能参与，是导致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主要因素。
一、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变迁之大势及其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隋文帝杨坚开国的开皇元年（581），共计约八百年时间，学者或泛称为中古时期，或习惯性地称之为汉魏晋六朝。学术界一般是将此八百年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并且将之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即以汉朝四百余年（前206 年—220 年）为阶段，以魏晋六朝（220 年—581 年）约四百年为第二个阶段。这种划分，不仅是为了时间上的整齐划一，实则是因为以建安、曹魏为转折点的汉朝四百年与以晋为中心的六朝四百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在士风、学风、文风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明显。
1．汉晋间士风、学风、文风之差异概说
汉晋社会历史之变迁，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之差异，主要体现在士风、学风和文风之显著区别上。
汉晋士风之差异，总体上说，呈现出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与简易通侻、率真自由、浮华玄虚之不同。主要体现在当时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行为方式上。一般而言，汉代以察举取士，其察举之科目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等，其所重者在言与行，而士人进身之途径亦在言与行。于是，当时士人重德行操守，以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为人生的追求，故当时多有修廉隅异操、苦读经书以徼名者。当时之清议名流，月旦人物，尚实际，重功业，贵德行，尊经术，实为传统儒家品鉴人物的道德标准。六朝时期，清议名流月旦人物，则普遍倾向于贵通博，尚浮华，重交游，贱名节，鄙俗功，尚超脱，贵放逸，尊识度，重清简。儒家的德行操守虽然未被完全废弃，但已明显让位于姿容言行、风神韵致，谨守儒学已经被儒道兼综所取代，特别是道家达生任性、贵生轻节、旷而且真的人生追求成为当时人们的兴趣所在，“不是人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的标准和原则”，“讲求脱俗的风度气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能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 所以，裴《崇有论》批评当时士人“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又说其时士人“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干宝《晋
纪总论》亦说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裴、干二氏虽说是在批评时弊，但亦颇为中肯。
一般而言，汉人尚功业，重德行，其风度是庄严、雄伟的。六朝人尚通侻，贵简易，则以放达、文雅为特点。如果说汉人的人生是一种道德境界、道德人生，追求的是外在的功业操守；那末，六朝人的人生则是一种艺术境界、艺术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人生神韵。汤用彤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朴茂者尚实际。”超脱者重玄虚。宗白华说：“晋人之美，美在神韵。”六朝人的这种神韵之美，被后世学者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
汉晋学风之差异，概括地说，呈现出渊综广博、繁琐拘泥与清通简要、自由活泼的区别。汉代经学，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皆注重名物考证和文字训诂，是一种重据守实的考据之学。六朝玄学，虽与经学相关，但它却是儒道兼综，而又以道家为主，因而与汉代经学之重据守实不同，它是一种寄言出意的义理之学。具体而言，汉代经学与六朝玄学，在学术取径、治学方法和学术目的等方面，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其一，在学术取径上的差异。汉代章句之学，拘于儒经，墨守师法，重实尚用，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执障、拘泥、繁琐是它的特点。六朝玄学，祖尚玄虚，探求大义，“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其所讨论的问题，如才性之辨、本末之辨和言意之辨，都是超越经验世界的玄远问题，即形而上的问题。讨论之范围亦不限于儒家之六经，老庄哲学和佛教经典亦逐渐成为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源，“性与天道”这些儒家不曾精研的命题亦成为学界的热点。
其二，在治学方法上的差异。汉人治学，重师法家法，陈陈相因，述而不作，因循守旧，是一种经验性的学术方法。六朝学者治学，不为章句，以探求义理为本，以构建本体之学为旨归（包括玄学本体、人格本体、文学本体），是一种思辨性的学术方法。由此之故，汉人治学，重实守据，博而不能返约，虽有渊综广博的特点，但亦不免深芜繁琐之弊。六朝学者治学，“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讲求“寄言出意”“寄形出神”，主张以简驭繁，举一统万，有清通简要之特点。
其三，在学术目的上的差异。汉人治学，重在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简言之，就是重象重言。六朝学者则是重意重神。换言之，汉人重“学”，六朝人尚“识”。重“学”者，识其事而不能通其理，是知识积累型学者；重“识”者，着重阐释义理，辨别是非，是思想思辨型学者。
汉晋文风之差异，总体上说，呈现典雅壮丽、错彩镂金与清新秀逸、清水芙蓉之区别。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抒情方式和文学风格三个方面。
其一，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别。汉代赋作家，奉行“推类而言”的创作方法，“草区禽族，庶品杂类”，无不一一罗列，此种与汉代经学相呼应的文风，表现了汉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大一统式的总结，同时亦说明汉人的艺术概括能力不高，还不善于选取典型来表现一般，对少与多的辩证法缺乏体会。因此，它虽有酣畅淋漓的好处，但亦有一览无余之缺陷。六朝文人受到玄学家举一统万、以简制繁的学术方法之启示，深明以典型表现一般、以少胜多的道理，因而在创作中亦贯彻着“片言明百意”之方法，如创作佳句秀句，以笼罩全篇，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另外，汉代文人受经学重师法家法之影响，在创作中摹拟习气特重，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特点。六朝时期，文人创新求变的意识特别浓厚，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明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当时文人的一个创作原则。
其二，在抒情方式上的区别。汉代文学，特别是乐府古辞，往往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安排诗篇结构，形成一种平铺直叙的、线性的、单一的抒情方式，缺乏变化和曲折。而六朝诗人，其抒情方式往往是网状的、复合的，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略诗人的情思。
其三，在艺术风格上的区别。汉代艺术，以大为美，显得古朴、厚重、遒劲、有力，气象混沌，多丈夫气。汉赋的长篇巨制，汉代雕刻的庞大体积，无不如此。同时，还崇尚华丽，以饱满（力量）和绚丽（丽采）厌悦人心，重外在的涂饰，使欣赏者获得一种视觉感官上的满足，是一种“错彩镂金”式的艺术风格。六朝艺术，与汉代尚大不同，多是小巧玲珑的。亦与汉代艺术之古朴、厚重、遒劲、有力不同，多是清新、秀逸、精致、空灵的。与汉代艺术的丈夫气不同，六朝艺术有女郎气。它虽然亦重外在的涂饰，但主要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之美。它没有汉代艺术的“陵嚣之气”，亦不像汉代艺术那样“叫嚣夸大”“愤怒”，而是“沉静的、是敏感的”，“能以冷静头脑驾驭强烈感情”，“不是力而是韵”。与汉代的“动”相反，它以“静”为特色， 能使读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是一种“清水芙蓉”式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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