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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作者是因《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而闻名于世的斯蒂芬·茨威格，其对女性深入且微妙的了解同样也反映在了这本书中。
2.本书传主玛丽·斯图亚特是历史上位被 送上断头台的女王，她高开低走的一生充分显示了疯狂而不理智的选择将如何改变女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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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刚出生不久即登上苏格兰之王的宝座，同时也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之一。因为她身份的特殊，被英国和法国同时求亲。后来她绕过英国人的重重阻挠抵达法国，在法国王室度过了童年时光，并于17岁那年成为法国王后。
但她的生活从18岁开始急转直下。登上后位第二年，法国国王去世，她被迫退位，离开法国回到家乡，恢复苏格兰女王这的身份。
她激情再婚，不久却又出轨，并默许了对方对她亲夫苏格兰国王的谋杀。苏格兰国王死后，她写给情夫的情诗和信件曝光，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暗中支持下，她被国内贵族拘禁起来。
玛丽·斯图亚特成功逃狱，跑到英国试图寻求庇护，却不知是跳入了一个新的圈套。英国人的阴谋成功，玛丽·斯图亚特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为欧洲历史上个被送上断头台的帝王，也是历史上个被砍头的女王。
玛丽·斯图亚特生前被情欲冲昏头脑行事混乱，临死前却努力保全了一个女王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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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等。
译者简介：
侯焕闳，1932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中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1953年进入中央冶金部工作，1958年下放河南。退休前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作品有《欧洲风情史》《奇特的一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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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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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冲龄践祚
1542年—1548年001
第二章少小在法国
1548年—1559年011
第三章孀居的王后和在位的女王
1560年7月—1561年8月021
第四章回到苏格兰
1561年8月035
第五章巨石滚动
1561年—1563年048
第六章政治新娘拍卖行中的热闹
1563年—1565年059
第七章再嫁
1565年076
第八章霍利鲁德的险恶之夜
1566年3月9日089
第九章忠诚的叛徒
1566年3月—6月104
第十章难以穿越的密林
1566年7月—圣诞节117
第十一章爱情的悲剧
1566年、1567年131
第十二章走向谋杀
1567年1月22日—2月9日152
第十三章上帝要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1567年2月—4月166
第十四章走投无路
1567年4月—6月181
第十五章废黜
1567年夏201
第十六章失去自由
1567年夏—1568年夏212
第十七章流亡女王的套索
1568年5月16日—6月28日224
第十八章套索收紧
1568年7月—1569年1月233
第十九章幽居
1569年—1584年243
第二十章后一圈
1584年—1585年254
第二十一章走向结局
1585年9月—1586年8月264
第二十二章伊丽莎白的矛盾心理
1586年8月—1587年2月282
第二十三章我的终结便是我的开始
1587年2月8日299
第二十四章独幕喜剧
1587年—1603年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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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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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事情用不着细细思量，那么，谜却能激发创造性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扑朔迷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待我们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阐释。历史问题有时具有谜一般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悲剧就是典型而出色的例子。在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引出了如此之多的著述——戏剧、小说、传记和论文。三百多年来，她没完没了地拨动作家的心弦，吸引学者的兴趣。她的形象至今仍然以不减当年的力量揪住我们的心，时时要求着推陈出新的再现。因为，一切混沌理所当然地追求明晰，一切黑暗向往光明。
玛丽·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有许多人致力于表现及解释；但种种努力，纷繁而矛盾百出：有人说她是杀人凶手，有人说她是女中英烈，有人说她是笨拙的阴谋家，有人说她是圣洁的无辜者，似乎未必有另一个女人会在众人的笔下表现出如此的不同。但是，说来奇怪，她的各副面貌之所以如此大相径庭，并不是因为留传至今的材料贫乏，却是因为材料浩瀚得让人茫然失措。保存下来的文件、记录、证书、书信和笔记数以千计——可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三百多年了，一批又一批的审判官，洋溢着一浪又一浪的热情，宣判她有罪或无罪。但，我们研究史料愈是认真，就愈加发愁：各种历史证据居然根本不足为凭（艺术创造当然也是如此）。任何一件文献，尽管它的悠久历史经过周密的考证，尽管它是货真价实的归档材料，却保证不了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允。同一件事，在同时几位史家的记载中，却有南辕北辙的出入。此种情形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例中似乎尤为显著。在这里，每有谴责，必有辩解；每有一个“是”，必有一个“不”同它颉颃，两者各有文件为证。真理和谎言共生，事实和虚构并存，难解难分，以致实际上每种观点都可以做到言之有据。如果你想证明玛丽·斯图亚特预闻了谋杀亲夫，有几十份证词可以供你使用。如果你想支持对立面，证词也不成问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的材料。流传至今的材料既是如此芜杂，倘若再掺入政治偏见或者民族主义，那就更成了彻底的蓄意歪曲。人处在争论生存还是毁灭的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之间，都抗拒不了诱惑，非得参加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确认此是而彼非，或诋毁此而赞美彼。这是人的天性。倘若像这桩公案，列位著作家多半各有归属，分别属于交锋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是势所必然。总之，新教的著述者把一切罪过都诿之于玛丽·斯图亚特，而天主教徒却归罪于伊丽莎白；英格兰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把玛丽描绘成杀人犯，而苏格兰人则把她说成是受害者，一身清白而横遭卑鄙的诽谤。关于“首饰箱信件”，争论更多。一些人赌咒发誓说它真，另一些人指天誓日说它假。一句话，在这件事上，连鸡虫得失的事情都带有派性的色彩。所以，一个既非英格兰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超然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或许能够比较客观而无成见地评说一番；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派性偏见的艺术家，或许更能够理解这出悲剧。
即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断言他所知道的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种种行状都是不容置疑的真情，那也是过于大胆，叫人不能原谅。其实，他能把握的只是某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而至于他以他的全部智力和良知认为客观的观点，也难免带着几分主观性。史料成了一本糊涂账，他只能从糊涂账中去探究真相。当时诸人的叙述如此抵牾扞格，故而他对于这桩公案，在每一细枝末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某些情况下，**老实的做法莫如在他的裁断后面打上个问号，承认玛丽·斯图亚特这一或那一事迹至今茫无头绪，无可钩稽，大概永无大白于天下的一日。
因此，作者向诸位奉献这部试作时，抱定宗旨决不采信刑讯及其他威吓和暴力手段逼供而得的证词：实事求是的人决不会指望和依靠屈打成招的口供，把它当作可信的材料。间谍和使臣（这两者在当年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同样如此，经过极其过细的选择才偶见于本书。本书作者对每一份报告都采取存疑的态度。倘若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的“首饰箱信件”真实可靠，那是他把种种情状再三斟酌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参照了内在性格方面的因素。凡是文献中有两种相反说法的，本书作者对每种说法都要追溯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总是酌量这种或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这是本书作者的根本准则。
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不是个谜。它的矛盾仅仅表现在表面的发展上，内在的本质却是完整的，从头至尾都是鲜明的。玛丽·斯图亚特属于那种给人印象极深、能迸发出强烈的喜怒哀乐而又为时极短的少数女性，属于那种光辉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不是那种逐渐凋谢而是仿佛只在一种激情的熔炉中一次燃尽的女性。二十三岁以前，她的感情始终像水波不兴的溪流；而往后——从二十五岁开始，她的感情也并未汹涌澎湃。唯有那短短的两年，风暴骤起——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成了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气势磅礴的悲剧，类似《奥瑞斯忒亚》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本书凡未注明来源的注释均为译者所注）。唯有那两年，玛丽·斯图亚特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两年的狂飙使她超越了自己，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中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扼杀了她心中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仍活在诗歌和争论中，却又只能归功于她的激情。
内心生活异常浓缩，全部都是的瞬间爆发，这决定了玛丽·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任务是再现这条大起大落的曲线，并且表现出它的独此一家的个性。所以，她一生的前二十三年及被囚禁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与她悲惨的激情喷薄而出的两年时间相等。作者如此剪裁，但愿诸位不以为恣肆。人的一生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吻合。对于心灵，唯有感受的充实方能作为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不像冷冰冰的日历，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从内心计算逝去的时光。在感情的陶醉中，怡然地挣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福佑，人能够在一瞬间淋漓尽致地领略人生；尔后，弃绝了激情，又沦入一片空白，苦熬着永无尽头的岁月，伴着憧憧幻影，陷入荒漠般的空虚。正因为如此，在往日的生活中只有那些紧张激动的瞬间才留下了痕迹，正因为如此，生活唯有浓缩成瞬间，唯有通过瞬间，才能够真实地被描述出来。一个人，唯有焕发出精神力量，于己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唯有燃烧至白热，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
两个年轻女子是全世界*理想的新娘：英国的伊丽莎白和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在整个欧洲，未必能找出一位尚未婚配的王公不派人去向她们求婚的——不管是姓哈布斯堡还是姓波旁，不管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还是他的儿子堂·卡洛斯，不管是奥地利的大公，瑞典和丹麦的国王，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黄口孺子，年轻的小伙子和成熟的男人。政治新娘拍卖行很久没有这样热闹了。同一国之主的女子结婚，仍旧是扩张君权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在专制政体时代，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婚姻关系生发出广泛的继承权。统一的法国、西班牙的全球大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势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今，欧洲王冠上的*后两颗宝石又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伊丽莎白或玛丽·斯图亚特，英国或苏格兰；谁要是通过结婚获得了这个或那个国家，便算赢得了世界霸权。但是这不仅是民族间的竞争，并且是一场宗教战争，是一场征服人心的战争。因为不列颠群岛和它的一个女主一旦归属信奉天主教的并肩王，那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中天平的指针彻底倾向罗马的普世教会，它将重新在世界上占上风。因此，狂热地追逐新娘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家庭事件，其中包含着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决定。
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决定……对于这两个女子、这两位女王来说，这也决定了她们一生的纠纷。她们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牢不可分。倘若两个对手之中某一人通过婚姻进一步腾达，那么，另一人的宝座势必摇摇欲坠；倘若天平的一个秤盘上升，另一个秤盘必然下降。倘若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都不嫁人，一人只是英国女王，另一人只是苏格兰女王，那么，她们之间的虚情假意可能保持平衡。只要一个秤盘重了些，某一人就会强大些，就会胜利。然而，高傲毫无惧色地同高傲对峙，谁也不愿让步，也决不让步。除非拼个你死我活，才能解决这个僵持的争端。
历史挑选了两位大腕女演员来演出姊妹决斗这场辉煌的戏。这两个人，玛丽·斯图亚特也好，伊丽莎白也好，都是资质卓尔不群，旷世少有。同她们的多姿多彩的形象相比，并世的其他君主们——像禁欲主义者一般顽固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像孩子一样胡闹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无足轻重的奥地利的斐迪南，都仿佛成了二流戏子。他们任何人都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两个女子互相对抗的那种精神水平。这两个女子都很聪明，尽管如此，却仍控制不住她们的纯女性的激情和乖僻；两个人都很虚荣；两个人都是从小下功夫准备扮演崇高的角色。两个人都具有同她们的名分相当的威仪；两个人都精通为人文主义时代增添光辉的高雅文化。两个人除了本族语之外都能流利地使用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语，伊丽莎白还懂希腊文；两个人的书信都以其生动准确的文体高出于她们宰相的平平淡淡的文牍——伊丽莎白的书信同她睿智的国务大臣塞西尔的签呈相比较，要鲜明生动得多；而玛丽·斯图亚特精雕细刻的、独特的文体，一点儿也不像梅特兰德和梅里的淡而无味的外交函件。这两个女子的非凡的才智，她们对艺术的理解，她们的帝王气度，能够使**挑剔的评论家满意。伊丽莎白敬重莎士比亚和本·琼森，而玛丽·斯图亚特钦佩龙萨和杜倍雷。但是这两个女子的共同点也仅止于个人的高雅文化造诣；她们的内在的对立却被共同点反衬得更加鲜明，而这样的内在的对立自古以来便被作家们理解成典型的戏剧性冲突而不断予以描绘。
她们的对立十分彻底，连她们的生活道路也仿佛图解似的、形象地表现了一点。基本区别如下：伊丽莎白在道路开始时艰难竭蹶，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在道路终结时困苦潦倒。玛丽·斯图亚特的幸福和权势来得容易，灿烂而短暂，好比晨星在天空中闪现。她生而为女王，少小时即已接受第二次涂油仪式。但她的坠落也是同样的迅猛而突然。她的命运仿佛浓缩为三四次灾难，因而像是一出戏——难怪剧作家们那么喜欢把玛丽·斯图亚特选作悲剧的主角。至于伊丽莎白，她的上升缓慢而牢靠（因此适宜于四平八稳的叙事文）。她什么都不是捡便宜得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从小被宣布是私生女，被她的亲姊姊关在伦敦塔里等待被处死，这个早熟的权术家起初不得不耍心眼以捍卫她的生存权利，靠恩典活下去。玛丽·斯图亚特作为国王们的嫡裔，她的不凡是命中注定的；而伊丽莎白则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本事才出人头地。
两条如此不同的生活道路自然是各奔东西。即使有时相遇而交错，也不可能结合。每一次拐弯，性格的每一个特点，都必然反映出本初的区别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本初的区别便是一人生来就头戴王冠，好比有的孩子生来就头发浓密；而另一人则艰难地挣扎，靠耍心眼而取得自己的地位。一个人一开始便是合法的女王；而另一个人却是成问题的女王。这两个女子，谁都是因为本人的命运的特点而发展了她本人的、唯独她具有的品质。玛丽·斯图亚特无功而受禄，什么都轻轻巧巧地得到（唉，为时过早了呵！）由此生出了异乎寻常的轻松和自信，养成了她那*高的禀性——一往无前的勇猛，这既拔高了她，也毁了她。她的一切权力都得自神授，她也只向神负责。她只管发号施令，别人理应服从；即使全世界都怀疑称孤道寡是不是她的天职，她仍然在自己身上，在沸腾的热血中感受到自己的使命。她不大思考，很容易激动；她会在火头上仿佛拔剑一般匆促、轻率地做出决定。作为勇敢的骑手，她一拎缰绳，猛力一冲，便跳跃任何栏架任何树篱；她也希望在政治上指靠勇敢的翅膀飞越任何障碍险阻。如果说伊丽莎白把治国的艺术看成是下棋，需要殚精竭虑，那么，玛丽·斯图亚特则把它当作*够刺激的娱乐之一，是令人兴奋的人生乐趣，也是一种骑士的赛马。教皇有一次说过，她是“妇人身而丈夫心”，正是这轻率的勇敢，这强烈的利己主义，吸引了诗人骚客和悲剧作家，也促成了她的夭殇。
因为性格非常讲究实际、现实感达到完美程度的伊丽莎白，专门利用她的对手那种骑士般奋不顾身的失误和疯狂，从而赢得自己的胜利。锐利的、洞幽烛远的、鹰隼一般的目光（瞧瞧她的肖像吧），多疑地看着在她早年备尝艰辛的世界。她少小时就已经懂得命运女神的球会滴溜溜地转，忽前忽后：宝座离断头台只有一步之隔，而死神的前沿——伦敦塔离威斯敏斯特宫也是近在咫尺。所以她日后始终把权力视为某种变幻无常的东西，处处感受到威胁。伊丽莎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护持着王冠和权杖，仿佛它们是玻璃做的似的，而且随时会从手里滑出去。真的，她的一生充满了惊惶和波动。一帧帧肖像对她性格的刻画都令人信服地补充了我们看到过的文字描述：没有一帧肖像叫人感到她开朗、豪放和高傲，像个真正的君主。每幅画上，她的那种神经质的面容都显出戒备和怯生生的样子，仿佛在凝神倾听什么，仿佛在等待什么；她的嘴唇从来没有出现过自信的微笑。脸色苍白，身体笔直，神情间缺乏信心，同时又虚荣地昂起头；穿着富丽贵重、镶满宝石的长袍，好像被沉重的金光闪闪的衣服箍得身子僵硬。似乎只要她一人独处，只要从她那瘦骨嶙峋的肩上扒下那件富丽的衣服，只要从她那瘦削的脸颊上拭去胭脂，她的威仪便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苍白的、茫然失措的、老得过早的女人，一个孤单的灵魂，连自己的困难都对付不了，哪能说得上治理天下呢！女王身上的这种畏葸胆怯，自然离英雄气概相去甚远；而她一贯慢吞吞、迟疑犹豫的作风，无助于叫人领略她的帝王威势。然而，伊丽莎白作为君主的伟大，立足在不那么罗曼蒂克的其他方面。她的力量不表现在大胆的计划和决定上，而是表现在锲而不舍地惦记着积累和贮藏、储蓄和聚敛，换句话说，表现在纯市民的、纯粹是治家理财的美德。她的缺点——胆小、谨慎，恰恰在国务活动的土壤上获得丰收。如果说玛丽·斯图亚特是为她自己活着，那么，伊丽莎白活着则是为了她的国家。作为责任心十分强烈的现实主义者，她把当权看成是天职；而玛丽·斯图亚特却把她的名位当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义务的头衔。两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缺点。如果说玛丽·斯图亚特轻率的勇猛成了她的致命伤，那么，伊丽莎白的迟缓犹豫最终却对她有利。在政治上，按部就班的坚韧不拔历来胜似奔腾澎湃的力量，认真制订的计划压倒一时的冲动，现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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