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米尔纳，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福布斯讲席教授，全球化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2005—2011年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她目前是国际研究协会(ISA)的主席，任期为2020—2021年，并于2012—2014年担任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主席。她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和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主要著作包括《表决、否决与国际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航行在水边：国内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等。
非常荣幸能够为我的这本《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中文版写此序言。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是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区分外交政策中国内和国际因素，并将其纳入统一理论（coherent theory）研究的一部分。费伦（Fearon 1998）、莫劳夫奇克（Moravcsik 1997）、莱克和鲍威尔（Lake and Powell 1999）、基欧汉和米尔纳（Keohane and Milner 1996）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已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主要讨论两个全局性的命题：，关于社会利益还是国内制度更为重要的争论，显然已经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这两者都需要以某种一致的方式纳入考虑（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 Garrett and Lange 1996）；第二，国际和国内要素的互动需要理论化，这样关于哪个要素更为重要的争论才能向前推进（Moravcsik 1997; Fearon 1998）。双层博弈研究的发展正是它向前推进的表现（Putnam 1988; Evans 1993）。本书试图在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再有所发展。
在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领域中，对利益和制度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米尔纳（Milner 1988）、罗格斯基（Rogowski 1989）、弗里登（Frieden 1991）、弗里登和罗格斯基（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以及希斯科斯（Hiscox 2002）都主要关注经济利益的作用，他们通常根据某些经济模型来解释外交政策。其论点就是一旦主要社会集团的政策偏好确定，那么政府的政策选择就很容易解释。关键的步骤是能够事前确定这些政策偏好。利用不同的贸易经济模型，比如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李嘉图—维纳模型、战略贸易理论，这一领域的学者推导出的是社会行为体的偏好，而不是一些经济政策（Lake 2009）。经济模型不仅指出哪些国内代理人应当被看作是具有偏好的，而且指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偏好。这些学者之间还存在对要素（factors）、行业（sectors）和企业（firms）哪一个更为重要的争论。另外从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模型来推导偏好的努力还在持续发展（Walter 2008; Gawande et al 2009）。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确定社会偏好的领域已经成为了具有活力的研究议程，对此有人赞扬（Lake 2009），有人不以为然（Katzenstein 2009）。
制度趋向的研究则认为社会偏好本身无法提供充分的解释。总的来看，作为政治学研究项目之一的制度主义目前处于上升期（Shepsle 1979， 1989; North 1990; Ostrom 1990），而且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共识，那就是国内政治制度对政策选择极为重要。政治制度被认为一方面可以聚合利益，而且是以不同方式聚合利益，因此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可能具有相近的偏好结构，但是作为利益聚合的各自政策可能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制度本身塑造偏好，事前的、不考虑制度的社会偏好分析是不存在的。包括戈尔茨坦（Goldstein 1993），戈尔茨坦和基欧汉（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贝利（Bailey et al. 1997），罗格斯基（Rogowski 1987， 1999），曼斯菲尔德和布施（Mansfield and Busch 1995），洛曼和奥哈洛伦 （Lohman and OHalloran 1994）以及加勒特和兰格（Garrett and Lange 1996）就是典型的强调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政治制度作用的学者。在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关于民主和平的辩论是另外一个关于国内制度的前沿研究领域（Doyle 1983; Russett and Oneal 1997; Schultz 2001; Gowa 1999; Layne 1994）。“新制度主义”让这一领域的学者对各种制度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敏感。
融合强调偏好的理论和关注制度的理论似乎是重要的一步。本书就是试图将国内政治的这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而且是以一种一致的方式进行。方法之一是选择一个特定模型，该模型要能够表明偏好或者制度的变动状况如何改变结果。而所谓政治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s of politics）则将利益和制度结合在了一起（Enelow and Hinich 1989， 1990）。本书借助这种模型来展现政治执行者、立法者、利益集团以及外国政府的偏好，然后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表明这些偏好的相对变动如何改变结果，以此来证明偏好结构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然后下一步就是证明政治制度结构的变动，也就是如议程设置、谁来批准、谁来投票以及以何种顺序等怎样改变结果，甚至当偏好不变时（也是如此）。这突出了国内制度改变结果的能力，即便偏好是恒定的。空间模型似乎是融合偏好与制度对政策影响的有潜力的途径。
然而，运用空间模型除了这些好处之外，也有代价。我们必须了解行为体的偏好源自何处，尤其是当我们运用演绎的、事前的贸易模型于贸易政策领域之外时。而且，如果我们充分地变化偏好和制度，那么几乎各种结果都有可能（Hammond and Prins 2006）。很不幸，融合偏好和制度的进展仍然很缓慢。近的研究常将其分开，只关注于其中一个方面（Hiscox 2002; Ladewig 2006; 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莱克在对这一领域的概括中也将偏好和制度看作两类变量(Lake 2009)，同先前的研究很相近（参见Moravcsik 1998）。未来的研究应当寻求更好地融合偏好和制度的影响。
这一研究领域中，第二个人为的区分是解释对外政策上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区别。双层博弈似乎是一种融合两者于相同理论空间的方式（Putnam 1988; Evans et al 1993）。双层博弈的重点是将国内和国际压力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模型化。本书也对此进行了探索。本书在空间模型内运用双层博弈，来更为精确地展现在何种条件下，两个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更容易或更难发生。一个关键的发现就是，非单一国家并没有使国际合作更为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国内政治通常是比国际政治更大的阻碍合作的障碍，这与很多现实主义者相对的收益观相反。如费伦（Fearon 1998）认为的那样，本书代表了不同于纯国际谈判的一种典型结果。相对于国际谈判，本书表明国内政治的介入恶化了国家间关系，也就是国内政治不情愿寻找合作性结果。
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也相对缓慢。双层博弈尽管有其长处，但在现有研究中也处于衰退之中。比如，莱克（Lake 2009）还是将国际要素作为第三种独立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变量，同国内政治也没有什么关联。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双层博弈模型过于复杂，而又难以提供有力的结果。而且双层博弈的条件通常被看作是仅涉及次要的影响，而国内层次的偏好和国际谈判主导进程。如果想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就仍然需要将这些要素以一种理论化的、有力的方式加以融合。
本书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强调信息环境。本书并不假定完全充分的信息。实际上如果有完全充分的信息，那么当谈判一开始，协定的批准就应进行。然而，本书强调在不充足信息的环境下仍可以维持合作，而且国内社会行为体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从而让政策制定者更易于达成合作性协定。信息缺乏并不总是国际协定的阻碍。本书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信息环境，使其成为理解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很缓慢。目前多数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仍然假定完全和充分的信息（比如Walter 2008; Chase 2008; 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09）。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哪些国内行为体了解自身的偏好及本国政府的政策，这表明信息缺乏是普遍的(Guisinger 2009; Mansfield and Mutz 2009)。但是，将信息匮乏系统地纳入对外经济政策的模型中仍然少见。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呼吁重视行为体所具有的信息（information）和信念（beliefs），以便不仅能更好地处理行为体所面临的风险，也能更好地应对相互依赖世界中他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Katzenstein 2009）。这与本书的论点不谋而合。
本书另外一个进展是所提出的评估假设的实证策略。在这本书中，案例研究是证据的主要来源。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仍然是本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定量数据已经得到发展和运用。综合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的数据库，也就是所谓的依时间序列的跨部门数据（time series cross sections， TSCS），正在变得更为流行，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在的统计问题。现在我可能会想为本书增加一个定量分析的部分。我近的一些研究也仍在关注本书中提出的假设，并且运用定量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其中一些发现支持了本书的观点（Mansfield et al 2007， 2008）。利用多种方法，包括定量、定性、试验和调查的方法，在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
国际合作是本书的核心着眼点，现在也仍是极为重要的议题。近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在国家间相互合作的状况下被缓解，从而避免了以邻为壑的行为。这次合作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代缺乏此类合作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国家间的竞争造成了采取对所有国家而言都进一步恶化危机的政策。我们对国家间避免造成负面外部性的竞争的条件了解得越多越好。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的世界强化了合作的需求；国家政策影响的扩展要比以往的网络化体系更为快速和强烈。理解政府如何防止国内政治阻碍他们的国际合作努力是一项关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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