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是英国历史上伟大的无名英雄之一。作为众多伟大爱国者的一员，他捍卫着英格兰岛国、国家君主、政府、信仰和信念，抵御所有侵犯者。按理说，他应该与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甚至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爵士齐名。然而，他的光芒历来都被许多人所掩盖，特别是他在伊丽莎白政府的同僚伯利（Burghley）勋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这非常适合他影子人的身份。
是时候纠正这种失衡，讲讲一个人如何用专注而无情的行动保护了他的君主和国家，事实上，这还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这是一个阴沉冷酷、跌宕起伏的故事，关于颠覆，关于残忍，关于贪婪，关于背叛，关于欺骗。那些人性的弱点在21世纪听来还是耳熟能详，是因为400年过去了，在国际政治、外交和间谍行动领域内，它们仍然紧跟在我们身边。
近几年，《防止恐怖主义法案》（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s）写入了西方国家的法典当中，沃尔辛厄姆对如此严厉的法案肯定会感到舒心。当然，现代观念中对于人权的强调，西方社会对于严刑盘问的约束，则会让他感到挫败受阻。在1585年颁发的《女王安全保障法》（Act for the Surety of the Queen’s Person）中，沃尔辛厄姆和伯利就创造出了反恐法规的典例，它堪比私刑，骇人听闻：给普通百姓授权，一看到任何成功威胁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生命的阴谋者，就将他们抓住杀死。如果阴谋者还觊觎王位的话，那他的友人和后代也会有如此下场。
当今有句名言“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在16世纪80年代这句话也不为过。反对女王和国家的阴谋接二连三地出现，许多英格兰天主教徒都在秘密推行他们的宗教，对于沃尔辛厄姆来说，他们就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和刺客。因此，他的大多数怀疑对象就是女王的臣民——这些人受到十分强烈的宗教信仰驱动，成了国家内的敌人。不管在那个时代的当权者眼里，他们的目的错误有多大，多么危险，他们的勇气和刚毅在今天都有力量让我们感到震惊，让我们感到万分惊叹。
在沃尔辛厄姆的那个时代，处理国家敌人比21世纪要直接得多。他们往往采用重要而且简单得可怕的手段去压制敌人的威胁：背叛、抓捕、坐牢、审讯，往往还要施以酷刑，然后认罪，法律审判再做做样子，最后就是令人发指、野蛮残忍的处决。沃尔辛厄姆对抗他们的武器有他的间谍和线人、阴险的国家宣传手段以及大量惩罚性刑事法规。其中多数间谍和线人是想到有金钱回报才干了这一行，而有些则是都铎（Tudor）社会的败类。
尽管沃尔辛厄姆学识广博，接受了各种文化的熏陶，但他用起刑来还是毫不手软，要从犯人口中逼出他想知道的情报。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有许多指控说她通过秘密渠道在和外界进行交流。1575年，在调查这些指控时，沃尔辛厄姆阴沉地告诉伯利：“不用刑，我们就不可能占上风。”他随心所欲，动用了极权国家所有黑色手段来粉碎他在周围所见到的叛国和煽动叛乱行径，其中就包括他在英格兰建立的第一个拘留营——剑桥郡威斯贝奇城堡（Wisbech Castle），关在里面的是冥顽不化的天主教徒。沃尔辛厄姆的视野一直都十分开阔，他甚至还计划了要把固执反抗者流放到北美洲的新殖民地。
在险胜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之后，英格兰最著名的海军将领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赞扬了沃尔辛厄姆在保卫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
沃尔辛厄姆给伊丽莎白挑选结婚对象的职责并没有结束。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把目光放在了安茹公爵的弟弟、17岁的阿朗松公爵（Duke of Alen?on）弗朗索瓦身上——把伊丽莎白的未来丈夫替换成他。但他却不是什么理想的意中人：由于染上过严重的天花，他涉世未深的脸上坑坑洼洼，身形瘦弱，个头又偏矮。沃尔辛厄姆深感疑惑，阿朗松公爵爱慕虚荣的情妇是如何接受他这种生理条件的。沃尔辛厄姆坦率地向塞西尔表示（此时，在女王难得一见的慷慨下，塞西尔因其工作而被封为伯利勋爵），他对这场可能的婚事有所担忧：
其实，伊丽莎白并没有听进对阿朗松年龄和外貌的外交奉承话，她担心，如果她和一位还不成熟，下巴刚开始长胡子、只有一截胡茬儿的青年走入婚姻的殿堂，“世人大多会对此觉得荒谬”。
更糟的是，英法结成重要政治联盟来对抗西班牙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法国胡格诺派首领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一直力主在低地国家发动战争，抵抗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势力。这对伊丽莎白政府可不是个好兆头，政府人员焦虑不堪，因为如果法国控制住佛兰德斯，对英国海上力量和贸易会有重大影响。1572年6月，伯利写信提醒沃尔辛厄姆，法国对低地国家港口的控制会制约船舶调动，管控英格兰商人，还有“伴着危险和耻辱，我们对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和爱尔兰海（Irish Sea）所拥有的主权会被削弱”。下个月，对法国的扩张野心心存忧虑的伊丽莎白派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89［1569年他残忍镇压了爱尔兰南部的菲茨莫里斯叛乱（Fitzmaurice Rebellion）］带领1000多名志愿兵去抵抗西班牙，占领泽兰（Zeeland）的沿海城镇法拉盛（Flushing）和斯鲁伊斯（Sluys），以防法国军队侵占这两地。这次远征完全是非正式的，吉尔伯特知道，如果他不幸败北了，女王就会立马与他撇清干系。
在巴黎，凯瑟琳·德·美第奇担心科利尼的政策会让法国与西班牙敌对，卷入一场可能会造成毁灭的危险战争中去，而且西班牙或许还会两面夹击。必须得掀起大波浪来减弱或消除胡格诺派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法国公主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Valois）嫁给了新教国王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四天后，即1572年8月22日上午11点左右，科利尼在罗浮宫（Louvre）觐见安茹公爵后，便沿着贝蒂西（Béthisy）街散步，因为地面泥泞，很脏，他脚上穿着套鞋。吉斯党人指使化名为莫尔韦尔（Maurevert）的莫尔韦（Maurevel）去暗杀科利尼。刺客开枪时，科利尼突然弯下腰来整理鞋子，这个举动救了他一命，所以他只是受了伤，并没有死。这一枪是由火绳钩枪从一栋房子窗户的铁栅中射出的，房主是吉斯公爵以前的老师皮埃尔·德·皮勒（Pierre de Pille）教士。暗杀未遂的刺客穿过附近教堂的回廊，跑到塞纳河畔，那儿早有一匹备好鞍的马，他骑马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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