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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义庆（403-444），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重要的王室成员，宋武帝之侄，长沙王刘道怜次子，后为叔父刘道规嗣子，袭封临川王。颇为政治才能，曾担任过左仆射、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等。爱好文学，礼遇学士，编著有《世说新语》《幽明录》等书。
刘峻（463—521年），字孝标，南北朝时期梁朝著名文学家，著有《广绝交论》《辩命论》等。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注《世说新语》，征引繁富，引用的书达四百余种。自刘注出，注文便与《世说新语》一并流传。
蒋凡，1939年生，福建泉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与古典文论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历代文论选》、《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以及点校《玉溪生诗集笺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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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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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上卷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中卷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下卷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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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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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学习或研究魏晋六朝文学，有几部重要著作是必备之书：一是文学总集萧统《文选》，南朝齐梁以前的中国古典优秀作品，大多精选在册，一目了然；一是古典文论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诗品》，其理论影响至今仍是痕迹宛然；一是刘义庆《世说新语》〔1〕。三者鼎足而立，可见其文学价值和重要历史地位。
《世说新语》是一部优秀的古典笔记小说，它网罗诸多魏晋士人的遗闻逸事和文坛佳话，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活脱地展现了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情和士人内在的心灵世界，构成了一幅活动的魏晋社会人生的形象历史画卷。它不仅是了解和研究魏晋清谈及其玄学思考必读的活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艺术上成功的文学名著，其语言精练简约，蕴藉隽永，妙语如珠而风趣横生，在幽微的哲理思考中，蕴涵了深沉的人生慨叹，从而给后世以无尽的启迪。作者在一个思想奔逸、玄思深邃的玄学时代中，塑造了翩翩来去的五百多个风流人物，个个鲜活地跃动于字里行间，其俊逸风流的艺术形象，无不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玩味不尽的深刻印象。《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及其文化影响，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这样一部名著的文本，宋代以后国内流传的，主要是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陆刻本今佚，但其成果幸赖明袁褧“嘉趣堂”翻刻本得以保存；湘中本清初犹见，有徐乾学“传是楼”藏本，后来又有沈宝砚的《校语》，从此略知其貌。但此本今已不知去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登录。淳熙两宋本相继亡佚，实为可叹。但幸运的是，更早一些的绍兴八年董弅的刻本却仍存世间。该刻本自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便为国人所未见，先存“金泽文库”，后入前田氏的“尊经阁”，上世纪初才以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了王利器先生的“断句校订”本，原本现仍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2〕。此前国内长期流行的宋刻本是陆游、湘中两种，尽管用这两种刻本作为蓝本的研究成果及重雕本最为丰富，多有优胜处，但就版本本身的价值看，余嘉锡先生断言：“三种宋刻本，以第一种董弅本最佳。”〔3〕朱一玄先生更确切地说明：“现存最早的接近刘孝标注本的最完整的本子，是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4〕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原著，自有注、抄、刻始，便被删削改易。在今天能见到的最近真的版本当是唐写本，惜为残卷，只有《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四门51则，其次，便是宋绍兴年间的董刻本了。
董弅，字令升，东平（今属山东）人，两宋之交学者、书画理论家董逌之子。其郡望自谓广川，“盖欲附仲舒裔耳”（《四库全书总目》）。绍兴七年（1137）始知严州。在知严州期间，颇富文化建设之功，修《新定严州志》；又编刻《严陵集》，许多没有专集作者的诗作依赖此集而得以存其梗概；而其《世说》刻本则尤有价值。这一刻本不仅近真而完整，而且其后附有汪藻的《叙录》，传本和《叙录》一道，堪称是南宋初年对《世说》版本及《世说》文本本身研究的一次总结。
前辈学人十分珍视董刻本，运用其校勘成果以求真，近年也引起了时贤的关注，多有研究成果，但对这样一部传世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传本本身之面貌、特色仍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二
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概要叙述董刻本近真的面貌。
（一）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
以今见文献参校，及以《世说》本身之内在蕴涵的“理校”，不难体味，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兹取以下诸例说明之：
《政事》（18）“王、刘与林公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共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 “共言”，后来的袁褧、凌濛初刻本等皆作“玄言”。这里当以董刻本为是。考之《世说》，“共言”为当时谈玄的常用说法。时人不直接说“玄言”、“谈玄”，而说“共谈”、“口谈”、“共论”、“共语”、“清言”、“言理”、“微言”、“论理”、“往反”、“言”，等等。董刻本作“共言”更合于原本面貌。
《品藻》（3）庞士元语“陶冶世俗，与时浮沈，吾不如子；论王霸之馀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 “倚伏”，袁褧刻本作“倚仗”。这里明显以董刻本为是。“倚伏”，在此语境中为庞士元所引《老子》典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谓了悟祸福相互依存转化的玄理、要义；“要害”，谓枢机关键或规律。这样，庞士元的思理高深就不言而喻了，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名士风貌。倘作“倚仗”，则此言句义窒碍难通，不知作何解释了。故余嘉锡《笺疏》以绍兴董刻本为是。
《品藻》（12）“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三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三叹曰”，袁褧、凌濛初刻本作“王叹曰”。此当以董刻本近真而于义更胜。“王”仅指姓氏，前面已有“王大将军”，作为主语可通贯而下，后面省却姓氏，无碍文义。而作“三叹”则不同，愈发见出王敦南渡得势后，骄矜得意的神态，使人物性格鲜明醒目。
《任诞》（15）“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定”， 袁褧刻本不改，沈宝砚校本作“迺”。作“迺”亦通，然而不如作“定”于义更长。在这里用“迺”，是一个副词，解作“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乍看去似有助故事波澜，增强戏剧性，故徐震堮先生认为 “迺”义为长（《世说新语校笺》），然而细味起来，则无如“定”隽永。“定”有终究、到底之意，说的是，其结果没有以阮咸原来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到底将婢带走了。这个结果包含了其姑对阮咸惠爱至深的苦心和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因为这是一个婢，而且为异种鲜卑，以阮咸的身份与之生情留恋，无疑是公然挑战世俗、礼法，妄取祸端，其后果不测自明。如此，则其姑对阮咸之爱及聪慧明智，便于一“定”字——她最后的行为中，深含无遗了。有了这一层，才愈见阮咸的“任诞”。他的惊世骇俗之举是动人的，但事实上的结果，正是因此而使他付出了长期沉沦闾巷，被摒于仕途之外的代价。这样看来，“迺”富于暂时的刺激，表达的只是阮咸的瞬间感受与激动果行，突出了故事的戏剧性，而作“定”则相反，它更有深味，更耐咀嚼。“初云”之允诺与“定”之翻悔相映带，深含了时代因素、其姑的矛盾、复杂心理和对事情因果关联的理性判断。在如此一个短则故事里，不止正面表演的主角阮咸，就是隐含幕后的其姑的形象也都丰满活跃了起来；因在他们的形象中，饱含着时代特点、个性特征等丰富的信息而使故事深富意味了。这正表明《世说》之品格不以波澜、悬念见长，而是以隽永、深刻独擅胜境，所以作“定”更为本色，更像《世说》的语言。
《捷悟》（7）“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向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此则袁褧刻本等皆作“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相沿流传。董刻本、唐写本“回”作“向”，就文意说，当以“向”为是。倘为“回”，则难以解读，石头舍马乘舆，回车而返，这样原超越几十步而在前行的东亭，随方向回转，反而在后似从官了，喜剧意味不在“诸人”， 而落在了东亭，明显此非“捷悟”，反成了“笨伯”笑料，适与本则所要表述的意思相反。而作“向”，为表时间的副词，写出刚才从容马队的“诸人”，现在因石头兄弟舍骑乘舆而使得他们列队车后，跨马相随，形同“从官”了，此时“唯东亭弈弈在前”。这一对比，才见出东亭先见之明远在“时彦”之上的“捷悟”。可见唐写本、董刻本为是，保留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故通行的现代诸本，徐震堮《校笺》以“作‘向’为是”，杨勇、张万起、刘尚慈诸先生也都采纳了唐写、董刻的用法。
《豪爽》（6）“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更分”袁本作“处分”，而唐写本、董刻本、沈校本同作“更分”。“处分”为处置、处理、安排之义，与下文“树置”一起，是说王敦要安排设置官员。实质上故事要表达的是，王敦包藏祸心，拥兵威胁，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设置官员，安插党羽，即“更分者更动处分，有所树置也”〔5〕，其要害是更换现有官署的执事人员，以为其实现野心铺平道路。显然“处”显得平平，“更”比“处”表义更深刻，更传神。故徐震堮、杨勇等先生亦皆以唐写、董刻为是。
以上都说明董刻本颇能体味《世说》，保留其本色，而这种保留也表达了董弅对《世说》文本、风格的熟悉和他卓有识见的学养。从而使《世说》得以近真的面貌保留下来，原著作之胜情胜意不致被损害，不致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诓哄了后来的读者，就文献价值说来，这恐怕是最为珍贵的。
（二） 董本的错误处，仍为近真传本的风貌。
可以用来作为董刻本近真品性的反证是，董刻本有些错误处，也是近真传本的面貌。它表明，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一仍其旧，“故亦传疑，以俟通博”，忠于实情。兹亦取诸例，加以说明：
董刻本《文学》（80）习凿齿因忤旨“出为荥阳郡”，袁褧刻本作“衡阳”，是。但朱铸禹先生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指出，《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的本传也作“荥阳”，这显系当时写本就如此，非董刻致误。这或是董弅对“旧语”在未及弄清楚的时候，“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而保留了原样。
董刻本《尤悔》（3）“陆平原沙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沙桥”，袁褧刻本为“河桥”，王利器考证：“案，作‘河桥’是，《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注‘沙桥在江陵北’。据《晋书·陆机传》‘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则河桥在朝歌附近，与江陵之沙桥，地望之差何止千里。”〔6〕这一点，刘孝标本则注引《陆机别传》也可以佐证：“及（陆）机于七里涧大败，（孟）玖诬（陆）机谋反所致，（司马）颖乃使牵秀斩（陆）机。”又《晋书·陆机传》：“（陆）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七里涧，《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注：“《水经注》：鸿台陂在洛阳东北二十里，其水东流，左合七里涧。”朝歌在洛阳东，则陆机兵败之河桥（七里涧），在洛阳、朝歌之间，而近于朝歌。孝标所引《别传》是概说，“河桥”讲得更具体指实，是以个别代全体战场的借代手法。无论如何，是洛阳、朝歌间的“河桥”而非江陵之“沙桥”，王利器、刘孝标两说，皆可对之确证无疑。董刻本用“沙桥”，未及深察而致误，然并非只有董刻本误，后来沈宝砚以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为底本校勘时也未出校，仍作“沙桥”。此亦为当时写本如此。
董刻本《言语》（108）刘孝标注引《庄子·渔父篇》：“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无异”，今本《庄子·渔父篇》作“无累”。作“无异”则此句无法释读，然而不独董本，诸本皆同，为原初诸传本之误。
董刻本《雅量》（40）刘孝标注：“徐广《晋纪》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央星”，袁褧刻本同，沈宝砚校本作“哭星”。《晋书·天文志》作“哭星”；王利器引《开元占经》卷八十六、《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中兴书》载《世说》此事作“历女虚危，至哭星”〔7〕。可见淳熙十五年陆游的刻本也据所见原刻，误作“央星”，袁据此重刻时未及校改。
上举诸例，可以窥见一般情形，这些都说明当时传本之间差异甚大，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传其原来面貌。
综合前述诸项，我们可以看到，董弅刻本所保留的《世说》的近真的面貌，对《世说》的阅读、品味，对《世说》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就版本意义上说，这在今天能见到的诸传本中，它近于本真面貌的文献价值是很值得玩味深思的。
三
董刻本另一个独特的价值，是来自它所保留的宋代文人汪藻对《世说》的研究成果。
董刻本中保留的汪藻《叙录》，是今见最早对《世说》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其贡献和价值，学界曾给予关注，这里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从董刻本价值的角度，再做一点钩沉。
汪藻，“幼颖异，入太学”，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及第，因忤权贵，仕宦并不顺利，所以终生“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多著述”〔8〕。其中《世说叙录》便是极有价值的《世说新语》研究著述。它介绍了北宋年间《世说》的家藏和校勘情况，并厘正了此前纷扰难清的诸如名称、卷数、版本等问题。汪氏在胪列、辨析了诸家说法之后，做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关于书名“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关于卷数“以九卷为正”；关于篇数“定以三十六篇为正”。这在形成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时起了作用，董刻本刊行时，不但名称、篇数与汪氏同，而且将三十六篇厘为上、中、下三卷。其后出现之诸本，大抵采用了这些做法。
汪藻《叙录》中还有极具价值的《考异》一卷。该卷录五十一事，为今见最早的注本——齐梁间人敬胤所注。其注文广引当时诸记，以明《世说》所记人物、事迹，这与后来刘孝标注有相同之处，但其剪裁，不如孝标精要，显得芜杂，所引群书亦不如孝标广博，不过作为早于孝标之注，其开拓之功，功不可没，因而仍有值得重视之处。
其一，敬胤引书保留了当时的史料，有些与孝标不同，而仅见于敬胤注，故为史家所珍视，并援引以征史实。
其二，汪藻颇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谬”，而且所载五十一事，有三则为传本所无，其馀“悉重出”。汪氏所疑甚是。敬胤之注多对刘义庆之著“传疑纠谬”。而其“纠谬”，不仅勘正史实，且在叩问中将《世说》作为“小说”的性质，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出来。如其第一则（原在《世说·言语》２９）“元帝始过江”，敬胤就颇疑此则故事的真实性。针对元帝说“寄人国土”及顾荣对元帝呼“陛下”，其纠谬云：“元帝之镇建业，于时天下虽乱，而朝廷尤存，经年之后，方还本国葬太妃，方伯述职，何谓为寄也？”诚然，司马睿当时虽镇建业，但不过方伯而已，并不是皇帝，何来以君主的姿态去感受出“寄人国土”之羞惭？敬胤又驳：“元帝永嘉元年，以顾荣为安东军司。五年（元帝）进号镇东，荣为军司。其年荣卒。后七岁，元帝方为天子，岂得此时，便为‘陛下’，已曰‘迁都’邪？”刘义庆撰述此事，传闻而已，顾荣并未及呼陛下，当时也没有称帝迁都之事。可见敬胤勘正史实之用功。这点已为余嘉锡先生的研究所采纳。由于史官文化的强劲惯性，即使魏晋时人，也还习惯以“真实”来看待当时的笔记小说，即使是干宝《搜神记》也概莫能外。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敬胤以史家征实的态度去看待《世说》，因而发谬叩问，也属自然之事。然正是这一驳问，见出了《世说》一书的真性质，它与当时的《语林》等旨趣相类，“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后来刘孝标作注就不这样胶着，而是或驳或申，旨在“映带文本，增其隽永”〔9〕。这一性质，已为后来用文学批评的眼光看待《世说》的批评家所自觉领悟，刘辰翁等批评《世说》就略其玄黄而取其神韵，不再执着于征实，而是评点人物与文章神采。在后来的史家眼里，即刘孝标也是文学家，而非史家〔10〕。由此可见，敬胤这位早期的《世说新语》研究家的贡献和其成果的价值。
其三，敬胤所录五十一事，实为专题研究，它们相对集中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是左右东晋王朝命运的几个势族和豪帅人物身上。刘琨、祖逖为一组，凡八则。祖逖、刘琨无论从北伐健将，还是从北来流民豪帅的角度说，都是东晋一朝颇具内涵，引人注目的专题。王敦一组，凡十六则；王导一组，凡二十三则。琅邪王氏是助成司马睿东晋政权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势族之一，他们一方面要求巩固王权，另一方面又力争代表世家大族利益，使得王权和世族利益平衡发展，对此，他们所起的作用都是无人能代替的。无论王敦的起兵威胁司马政权，还是王导以“网漏吞舟”之政维系江左政局，东晋享国百馀年，实非偶然。琅邪王氏的这两个人物，无疑都是东晋一朝最醒目的专题。不知敬胤是否如孝标全面注过《世说》，但仅就此五十一则看，就足以证明敬胤是以研究者的视角去面对《世说》的，并给我们留下了成果和启发〔11〕。
汪藻除了别具慧眼保留了敬胤注之《考异》一卷外，还对“凡《世说》人物可谱者”，做了谱牒。谱牒既是汪氏的研究成果，也是后人阅读《世说》的工具。它已经引起了当代史学家的重视和使用〔12〕。
......
17客有问陈季方〔1〕：《海内先贤传》曰：“陈谌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识博达。司空掾公车征，不就。”“足下家君太丘〔2〕，有何功德，而何天下重名〔3〕?”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4〕，上有万仞之高〔5〕，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霑〔6〕，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注】
〔1〕陈季方：即陈谌。
〔2〕足下家君：指谌父陈寔。足下，与人交谈或书信时用以敬称对方。太丘：指陈寔。
〔3〕何：“荷”的古字，承担。诸本作“荷”。重名：高名，大名。
〔4〕阿(ē婀)：山隅，山坳。
〔5〕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八尺。
〔6〕霑（zhān沾）：浸润。
【评】
汉末清议品题之风，不仅盛于政坛，同时潜入家庭文化生活之中。以生动的修辞譬喻来品题父亲的高尚德行，陈谌引以自荣自傲，见其善为家族声誉做宣传。其桂生泰山之喻，高深难测之譬，形象具体而生动，有如亲临其境而目睹太丘风采。妙用意象，悟人甚多。颍川陈氏家族，寔议论不畏权贵，多直接的道德评议；而谌之品题，却开始汉末清议向魏晋审美意识方向的转化和过渡。其演变轨迹值得注意。对于诗赋文章修辞艺术的运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18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1〕，《魏书》曰：“陈群字长文。祖寔尝谓宗人曰：‘此儿必兴吾宗。’及长，有识度，其所善，皆父党。”与季方子孝先〔2〕《陈氏谙(谱)》曰：“谌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
【注】
〔1〕陈元方：即陈纪。长文：陈群字，纪子。英才：英彦硕才。
〔2〕季方：即陈谌。孝先：陈忠字，谌子。
【评】
成语“难兄难弟”肇源于此。难者，不易也，这是在动态发展的行为比较中确立的概念。兄弟道德品行俱佳，原是可以同列齿并，难以轩轾。但人又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存在，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兄弟二人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一旦自满自傲，一方进而一方退，则优劣高下立判，怎可保持“难兄难弟”的齿列之位呢？太丘之言，富有人生哲理而颇耐咀嚼。不过，后世语词的引申发展，“难兄难弟”性质变异，另有二人同恶、难脱困境之意，“难”作“患难”解，意义由褒入贬，这又另当别论。
19荀巨伯远看友人疾〔1〕，《荀氏家传》曰：“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颍川，未详其始末。”值胡贼攻郡〔2〕。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3〕。”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4〕?”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5〕，宁以我身代友人命〔6〕。”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7〕!”遂班军而还〔8〕，一郡并获全〔9〕。
【注】
〔1〕荀巨伯：汉末颍川人。生平不详。
〔2〕胡贼：中原人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侵扰武装的蔑称。史称，桓帝永寿、延熹年间，乌桓、南匈奴、鲜卑诸部族武装多次侵袭边庭九郡，诸胡多为汉军所败，“惟鲜卑常自来自去”。故余嘉锡《笺疏》以为荀巨伯所遭遇的“胡贼”为鲜卑，疑是。具体时间、地点失载。
〔3〕子：你。古时第二人称代词。
〔4〕男子：非指男子汉，而是泛称毫无功名的白衣之士。止：停留。
〔5〕委之：抛弃他，离开他。
〔6〕宁：宁肯，甘愿。
〔7〕国：此非指国家，而是泛称地方。古时多诸侯封国，故常以“国”称地方。
〔8〕班军：班师，撤军。
〔9〕全：安全，不破碎。
【评】
故事发生在汉末桓帝时，地点在北方边庭地区。故事使人联想起先儒那“舍生取义”的老话题。《孟子·告子上》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但古往今来，真能实行者有几？贼兵攻城，“一郡尽空”——守土有责者早已舍义求生而溜之大吉了。其实，不仅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吏，即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名公巨卿，将军校尉，又有哪个站出来为国为民尽忠死战呢？汉末“胡贼”纵横，并非因敌人强大，而是朝廷内部腐败直接造成的，其罪责主要在这帮“败义以求生”的无耻之尤。但是天道未丧，“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在民间草莱见其薪火之传。荀巨伯之言，慷慨诚挚，掷地有声。他在战乱中坚持留下照顾病友，而全然没有考虑自己与病友，二者生命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安危攸关的紧急关头，难道还要先去思考所救之人，是老、是少、是健康、抑或病人，是否值得伸出救援之手等冷酷的理念吗？唐韩愈《原道》云：“行而宜之之谓义。”只要是正义之路，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古人于荀巨伯，有“千古一朋”之颂，其心胸之坦荡，至今仍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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