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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北宋名家词解读

書城自編碼: 3644430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中国古诗词
作者: 谢桃坊
國際書號(ISBN): 9787541160080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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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是作者诗词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从北宋众多词人中,甄选六家: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精心解读。六家特色不一,影响巨大,对于宋词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重大作用,他们分别体现了宋词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理想和艺术的价值取向。晏殊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柳永其词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绪而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改变了传统词的面貌;周邦彦在艺术上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李清照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理论,其创作丰富了宋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书稿流脉清晰,语言通俗,是不可多得的诗词普及读物。
關於作者:
谢桃坊,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35年生。小学毕业后遵父命学习儒家经典、诗词及书法。1981年后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退休。
目錄
目录

晏殊及其词001
晏殊与宋初的词坛——晏殊的仕历——晏殊的著作与其词集——珠玉词的渊源——珠玉词的艺术成就——关于珠玉词的评价

柳永及其词033
柳永的时代——柳永的生平事迹——柳永的俗词与雅词——柳词的思想意义——柳词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及其词067
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的词坛——欧阳修的仕历——欧阳修词集的真伪问题——欧阳修词的艺术特点——欧阳修对词体革新的尝试——关于金圣叹批欧阳修词

苏轼及其词107
北宋诗文革新与词体的关系——苏轼的仕历——苏轼初期的词——关于宋词的豪放与婉约——苏轼对词体的革新——东坡词风格的多样性——东坡词的影响

周邦彦及其词149
文化低潮时期的代表人物——周邦彦的仕历及其与后期变法派的关系——周邦彦的著作与词集——清真词的思想内容——清真词的艺术成就——关于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

李清照及其词193
中国文学史上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事迹——《词论》——李清照的创作道路——漱玉词的艺术成就——关于漱玉词的艺术风格
內容試閱
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时便志于写一部宋词史,而且草成了初稿,当然那是很幼稚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以来,又准备写词史,但发觉这并非易事。因为学术性的专史不是常识的简单罗列,要求对宋词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尤其对著名词人更应有认真的探讨。这样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学术疑难问题,而又理应逐一解决,此外似无其他捷径。后来知道词学界已有词史新著即将完成,我遂放弃原有计划,决定选择宋代有特色和影响的著名词人进行研究。这样,我既可集中精力,又可避免某些客观条件的局限。近十年来,在研究过程中陆续发表了关于宋代词人事迹考述、词集辨证、作品赏析、作家评论及宏观思考的系列论文。
关于两宋词名家的选择是我颇为踌躇的,也是词界师友为关注的。宋代有词作传世者共一千三百余家,其中可称为名家的不少。宋季词人张炎于宋亡后撰著的词学专著《词源》,于序言里谈到“旧有刊本《六十家词》”,这应是两宋较有影响的名家词集汇编,但早已佚,无可详考了。明代毛晋重新编集了《宋六十名家词》,而实为六十一家,分别是: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晏几道、毛滂、陆游、辛弃疾、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叶梦得、向子、谢逸、毛幵、蒋捷、程垓、赵师侠、赵长卿、杨炎正、高观国、吴文英、周必大、黄机、石孝友、黄升、方千里、刘克庄、张元幹、张孝祥、程珌、葛立方、刘过、王安中、陈亮、李之仪、蔡伸、戴复古、曾觌、杨无咎、洪瑹、赵彦端、洪启夔、李公昂、葛胜仲、侯寘、沈端节、张榘、周紫芝、吕渭老、杜安世、王千秋、韩玉、黄公度、陈与义、陈师道、卢祖皋、晁补之、卢炳。由于宋代文献在元代大量散佚,毛晋在搜集过程中“随得随雕”,以致如张先、贺铸、李清照、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名家词,都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未曾收入。毛晋确定的名家是广义的,严格说来这六十一家之中有的是不配称为名家的。清代冯煦编《宋六十一家词选》,他是同意毛晋所列之名家的。近世词学家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选宋词六十九家,选取的标准虽然比毛晋恰当得多,而仍过于宽泛。在宋词里虽然名家很多,但真正可称为大家的毕竟较少,而堪称为我国文学史上古典作家的就更少了。如刘毓盘说:“究之宋人之词,与唐诗相等,荆璞隋珠,俯拾即是,其成名家者多,其成大家者少耳。”刘毓盘《词史》第107页,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清代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选了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以“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戈载的《宋七家词选》,选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为七大家。这两个选本所选之名家又过于狭隘,侧重于南宋词人,具有明显的艺术偏见。近世词家陈匪石于1927年编著的《宋词举》,“方有宋十二家之拟议”陈匪石《宋词举》,正中书局,1947年。,选了北宋六家:柳永、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南宋六家: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后来他又有所修正,以为“十二家之甄选,乃二十余年前之见解。近来研讨所获,略有变更。以史达祖附庸清真,有因无则。而北宋初期,关于令曲已开宋人之风气,略变五代之面目者,则为欧阳修。且欧阳公近体乐府慢词不少。其时慢词虽未成熟,而其端已由欧阳发之。爰拟南宋删史,北宋增欧阳。南宋五,北宋七,仍为十二”(《声执》卷下)。近世词曲家吴梅在《词学通论》里论北宋词时列举了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苏轼、贺铸、秦观、周邦彦八家,论南宋词时列举了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周密七家。他以这十五家为两宋词坛的领袖吴梅《词学通论》第7章,商务印书馆,1933年。。陈匪石所举十二家,除晏几道而外,其余十一家都见于吴梅所列十五家之内,若加上小晏则共为十六家。他们确是宋词名家,但也并非十分完善,例如李清照是特出女词人而未列入,而史达祖则已为陈匪石所舍弃。尽管如此,陈匪石和吴梅关于两宋名家词的确定,至今仍颇为词学界所认许的。
我所选择的两宋词家是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共十二家。这与吴梅的十五家略有出入:略去张先、秦观、贺铸、史达祖、周密,增补了李清照与刘克庄。所略去的五家虽然也是名家,但他们在词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有的则是缺乏独创的艺术风格。这种种原因不宜于此详加评说了。就这十二家词人而言,他们都是优秀的词人,或者可以称为大词人的。
北宋晏殊上承五代词之绪余,而又有新的艺术特点,不愧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柳永创作了大量长调作品,为长调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其词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绪而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对词体作了革新的尝试。苏轼继欧阳修以诗为词,使词体革新取得成功,开创了豪放词风,改变了传统词的面貌。周邦彦在艺术上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标志词的艺术技巧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北宋后期的文学主潮在其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李清照是我国著名的女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理论,其创作丰富了宋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
以上六位词人在北宋词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他们分别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理想和艺术的价值取向。
我在治学过程中往往好尚新奇,喜以偏胜,但凡属所论及的范围都是经过艰苦探索的,而且希望持以真诚的态度。因此,本稿关于宋词的论述,如果不够全面、系统和周详,则祈读者谅解。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仍然喜欢颇有个性的论述,哪怕它稍为失之褊狭,毕竟其中含蕴有新的东西,能见到一种学术追求。
此稿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历时数年,曾编入《宋词概论》,今出版社为适应读者之需特为刊出。当时我精力旺盛,正值带着热情专注研究宋词之际,写出之稿可以体现时代的学术思潮。时过三十余年,老大意拙,艺术感觉迟顿,再也写不出宋词解读之文了。
谢桃坊
2021年元月5日于奭斋

晏殊,字同叔,谥元献;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抚州临川(江西临川县)人。他的高祖晏墉于唐末咸通中进士第,自此宦居江西,曾祖晏延昌始迁居临川县。从曾祖至父亲晏固,三世都不显达,到了晏殊才重振家声。晏殊是属于那种早熟的天才,七岁时便因学识与文章出众而被推为乡里的神童。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张知白巡视江南,探访得知晏殊,遂以神童向朝廷推荐。次年三月,宋真宗亲自廷试,赐晏殊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以便让他在皇家书库内继续读书深造。这年,晏殊才十五岁。从此,晏殊深得真宗皇帝的赏识和爱护,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经学士院考试而授集贤校理,迁太常寺丞、入史馆、知制诰、判集贤院,三十岁时便官拜翰林学士。他曾作了许多歌颂升平祥瑞的词赋,如《东封圣哲颂序》《大酺赋》《河清颂》《惟德动天颂》等。他同杨亿、刘筠等都是真宗皇帝的文学侍臣。在翰苑与词林的良好环境里提高了晏殊的文学修养,发展了文学才能。他是当时文化高涨中培育出的正统文学的优秀人物。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的神童,大都如一朵过早开放的空花,转瞬就陨落了。晏殊在北宋治世的环境里避免了许多神童可悲的命运,而是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仁宗赵祯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天圣。这时晏殊三十四岁,各方面都趋于成熟,遂开始了真正的政治生命,卷入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里去。从总的仕宦情况来看,晏殊的地位在仁宗朝仍是逐步上升的,位居宰相,终至显达,但其间不是没有波折的。次政治挫折是因仁宗初年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逆刘太后意旨。刘太后微贱时张耆有恩于她,后来她得到真宗皇帝的宠幸,并在真宗去世之后暂时主持军国重事,遂大大升迁张耆。晏殊认为像张耆这样的庸才,可以享受富贵,却不可居军国要职。他的疏论表达了朝臣对于佞幸的公愤,而却因此被罢去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出任应天府(河南商丘)知府。第二次政治挫折是在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后,晏殊受命撰写志文,据实以书,未言刘氏诞育仁宗赵祯之事——仁宗实为李宸妃所生,当时尚是宫廷秘密,连仁宗也还不知。因此触仁宗之怒,罢去晏殊参知政事之职,以礼部侍郎出任亳州(今属安徽)知州。第三次政治挫折是在庆历四年(1044)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政敌攻击晏殊曾被诏为李宸妃撰墓志不言其诞育赵祯(当时刘太后临朝,不敢泄露此事),又诬晏殊役使官兵修治府第,于是被罢去宰相职务,以工部侍郎出任颍州(安徽阜阳)知州。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里生活是很不容易的,经常充满阴谋、陷阱、倾轧,进行着错综复杂而又微妙曲折的斗争。晏殊由于圆滑和具有官场生活的丰富经验,虽有几次波折,却很快转危为安,始终保持住显贵的禄位。他的门生欧阳修作的《晏元献公挽辞》云:“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居士外集》卷六)但是晏殊还是比较正直的,经常在圆滑保身与正义之间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而后的选择则是趋于正义方面的。以下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这点。天圣六年(1028),大理评事范仲淹上书论时弊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王曾很器重范仲淹,并且知道他曾是晏殊门客。当晏殊荐人充馆职时,王曾认为应推荐范仲淹,晏殊便依从了;范仲淹遂得为秘阁校理。次年十一月,仁宗皇帝率领朝臣于会庆殿向皇太后拜寿。范仲淹疏论此事,以为有失君臣之礼,“不可为后世法”。因晏殊是范仲淹的举荐人,为其直言深感恐惧,责备他“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范仲淹义正词严地辩解,又以书信申理,后晏殊受到感动,同意他的做法并表示愧谢。
晏殊主要是一位文学侍臣,尽管位居宰相之职,被列为名臣,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才能,所以在五十年的政治生涯里无有显著而重大的建树。史称他“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宋史》卷三一一)。范镇赞誉说:“生平欲报国,所得是知人。”(《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事实上也是如此:范仲淹与孔道辅是其荐拔的,富弼与杨察是其女婿,欧阳修是其门生,王琪、张先、梅尧臣等是其诗文之友。在庆历新政之时,晏殊身为宰相,与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余靖、欧阳修等志同道合,进行政治改革。新政实施过程中,他虽不如范仲淹等人那样激进,但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是称赞宰相晏殊的。可见他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和赞助者,新政失败他也因之而被罢相。庆历之前的康定元年(1040),西夏侵扰北宋西北边境,时局紧张。晏殊时为三司使,“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乃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以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殊奏悉罢还度支。事多施行”(《太平治迹统类》卷八)。这些都可说明晏殊的政治态度。
庆历四年(1044)九月,晏殊被罢相后,出知颍州(安徽阜阳)、陈州(河南淮阳)、许州(河南许昌)、永兴军(陕西西安)等地方职守。仁宗至和二年(1055)正月于都城东京病逝,年六十五岁。以上关于晏殊生平事迹的叙述,所据材料有:欧阳修《观文殿大学士大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居士集》卷二二;《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宛敏灏《晏同叔年谱》,《安徽大学月刊》第1卷·第6期,民国23年版;夏承焘《二晏年谱》,《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真宗与仁宗两朝的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所造成的宋代太平盛世,其中是有贤明而忠于职守的晏殊的一点贡献的;所以当其病逝后,仁宗皇帝“尤哀悼之”,谥曰“元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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