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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小时候》系列5本
这是一本作家散文集，主要由作者本人的童年回忆选编构成。本书由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写作。该书以优美至极的散文格式写就，讲述了作者在大兴安岭北极村一带成长的北方童年。火炉、失传的农具及北极光等北方特色浓郁的生活细节让人又新鲜又感慨。全文细腻写实，真情流露。
一个时代的童年“老照片”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他们小时候不敢
怎样，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他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一套大作家写给小读者的儿时回忆
王安忆、迟子建、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张炜、郁雨君……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诉诸笔端。
一套适合家长与孩子共读的名家美文
我们希望，少年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我们希望，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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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迟子建
当代作家，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1964年出生于漠河。1987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代表作品有《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2008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曾获得DI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韩、荷兰等文字。
为初的“水族”，人体的内部一定储存着关于水的基因，说白了，关于水的记忆。同样，我相信人体的内部储存着音乐的基因、绘画的基因和文学的基因。摧毁基因的大多是愚蠢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的，他们自作聪明，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的老师。结果呢，神秘的基因消失了，水银一般灵动、水银一般闪亮的东西变成了水泥。他们为孩子的笨拙捶胸顿足。
乡下孩子在游泳的时候当然不用泳裤。泳裤？那太可笑了。我们在岸上都光着屁股，到了水下还装什么斯文？给谁看呢？反正鱼和虾都不看。再说了，不就是一个小鸡鸡加一个小蛋蛋么，都是耳熟能详的，你花钱请人看都不一定有人愿意看。
苏童
1963年生于江苏苏州。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使其成为“先锋派”的主将。代表作品《妻妾成群》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小说《米》《红粉》《妇女生活》也先后被搬上银幕。现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等文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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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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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大作家与小读者
（我们小时候序言） 陈丰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会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我们小时候不敢怎样，我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我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很少人会记得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应景课文，但是课本里大作家的往事回忆却深藏在我们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鲁迅童年的伙伴闰土、冰心的那盏小桔灯…… 这些形象因久远而模糊，但是永不磨灭。我们就此认识了一位作家，走进他的世界，学着从生活平淡的细节中扑捉永恒的瞬间，然后也许会步入文学的殿堂。
王安忆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忆也是，谁的记忆谁有发言权，谁让是我来记忆这一切呢？那些沙粒似的小孩子，他们的形状只得湮灭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下了。可他们还是摇曳着气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与描画着他人记忆的图景”。如果王安忆没有弄堂里的童年，忽视了“那些沙粒似的小孩子 ”，就可能没有《长恨歌》这部上海的记忆，我们的文学史上或许就少了一部上海史诗。儿时用心灵观察、体验到的一切可以受用一生。如苏童所言“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却又非常清晰”。普鲁斯特小时候在姨妈家吃的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由此产生了三千多页的长篇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苏童因为对儿时“空气中漂浮的化工厂樟脑丸的气味”和“雨点落在青瓦上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 ” 记忆犹新，因为对苏州百年老街上店铺柜台里外的各色人等怀有温情，他日后的“香椿树街”系列才有声有色。汤圆、蚕豆、当甘蔗啃的玉米秸 …… 儿时可怜的零食留给毕飞宇的却是分享的滋味，江南草房子和大地的气息更伴随着他的写作生涯；迟子建恋恋不忘儿时夏日晚饭时的袅袅蚊烟，“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她的作品中常常漂浮着一缕缕怀旧的氤氲。
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生长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动乱时期的中国父母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团花似锦的童年。“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 ……”苏童的童年印象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清贫和孤寂却不等于心灵贫乏和空虚，不等于没有情趣。儿童时代温馨的记忆是玩过什么。那个时代玩具几乎是奢侈品，娱乐几乎被等同于奢靡。但是大自然却能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毕飞宇和小伙伴们举行不定期的“桑树会议”，每个屁孩在一棵桑树上找到自己的枝头坐下颤悠着，做出他们的“重大决策”；辫子姐姐的宝贝玩具是蚕宝宝的“大卧房”，半夜开灯看着盒子里“厚厚一层绒布上一些小小的生命在动，细细的，象一段段没有光泽的白棉线，头上顶着一小点黑，蹲在那里看蚕宝宝吃桑叶。好几条伸直了身体，一齐对准一张叶子发动‘进攻’，叶子边有趣地一点点凹进去，弯成一道波浪形。 ”那份甜蜜赛过今天女孩子们抱着芭芘娃娃过家家。
热闹的大概要数画家黄永玉一家了，用他女儿黑妮的话说“我们家好比一只满近似诺亚方舟载着动物的的大船，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这家人竟然还从森林里带回家一只小黑熊。这只大船的掌舵人张梅溪女士让我们见识了上世纪50年代小兴安岭，走进森林动物世界。
物质匮乏意味着等待、期盼。比如等着吃到一块点心，梦想得到一个玩具，盼着看一场电影。哀莫大于心死，祈望虽然难耐，却不会使人麻木。渴望中的孩子听觉、嗅觉、视觉和心灵会更敏感。“我的童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的少年也是在等待中度过的……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与我的等待和失望有关。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内容在疯狂地生长。每一天你都是空虚的，但每一天你都不空虚。”毕飞宇在这样的期待中成长，他一年四季观望着大地变换着的色彩，贪婪地吸允着大地的气息，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没有他少年时在无垠的田野上的守望，就不会有他日后《三姐妹》、《平原》等乡村题材的杰作。
而童年留给迟子建的则是大自然的调色板。她画出了月光下白桦林的静谧、北极光令人战栗的壮美还有秋霜染过的山峦…… 她笔下那些背靠绚丽的五花山“弯腰弓背溜土豆的孩子”让人想起米勒的《拾麦穗》。莫奈的一池睡莲虚无缥缈，如诗如乐，梵高的向日葵激情四射，如奔腾的火焰。可哪个画家又能画出迟子建笔下炊烟的灵性：“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所以毕飞宇说 ：“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述诸笔端。
如今我们用数码相机、iPad、智能手机不假思索地拍下每一道风景、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佳肴，然后轻轻一点，很豪爽地把很多图像扔进垃圾档。我们的记忆在泛滥，在掉价。几十年后小读者的孩子看我们的时代，不用瞪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发呆，遥想当年。他们有太多的色彩斑斓的影像资料，他们要做的是拨开扑朔迷离的光影，筛选记忆。可是今天的小读者们更要靠父辈们的叙述了解他们的过去。其实精湛的文本胜过图片，因为你可以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们希望少年读者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 ”，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童年印象，吉光片羽，隽永而清新。
自行车之歌
一条宽阔的缺乏风景的街道，除了偶尔经过的公共汽车、东风牌或解放牌卡车，小汽车非常罕见，繁忙的交通主要体现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上。许多自行车轮子上的镀光已经剥落，露出锈迹，许多穿着灰色、蓝色和军绿色服装的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两侧川流不息，这是一部西方电影对七十年代北京的描述——多么笨拙却又准确的描述。所有人都知道，看到自行车的海洋就看到了中国。
电影镜头遗漏的细部描写现在由我来补充。那些自行车大多是黑色的，车型为二十八吋或者二十六吋，后者通常被称为女车，但女车其实也很男性化，造型与男车同样地显得憨厚而坚固。偶尔地会出现几辆红色和蓝色的跑车，它们的刹车线不是裸露垂直的钢丝，而是一种被化纤材料修饰过的交叉线，在自行车龙头前形成时髦的标志——就像如今中央电视台的台标。彩色自行车的主人往往是一些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家中或许有钱，或许有权。这样的自行车经过某些年轻人的面前时，有时会遇到刻意的阻拦。拦车人用意不一，有的只是出于嫉妒，故意给你制造一点麻烦；有的年轻人则很离谱，他们胁迫主人下车，然后争先恐后地跨上去，借别人的车在街道上风光了一回。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普通的黑色的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它们主要由三个品牌组成：永久、凤凰和飞鸽。飞鸽是天津自行车厂的产品，在南方一带比较少见。我们那里的普通家庭所梦想的是一辆上海产的永久或者凤凰牌自行车，已经有一辆永久的人家毫不掩饰地告诉别人，他还想搞一辆凤凰；已经有一辆男车的人家很贪心地找到在商场工作的亲戚，问能不能再弄到一辆二十六吋的女车。然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样的要求就像你现在去向人家借钱炒股票，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
有些刚刚得到自行车的愣头青在街上“飙”车，为的是炫耀他的车和车技。看到这些家伙风驰电掣般地掠过狭窄的街道，泼辣的妇女们会在后面骂：“去充军啊！”骑车的听不见，他们就像如今的赛车手在环形赛道上那样享受着高速的快乐。也有骑车骑得太慢的人，同样惹人侧目。我一直忘不了一个穿旧军装的骑车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因为过于爱惜他的新车，也许是车技不好，他骑车的姿势看上去很怪，歪着身子，头部几乎要趴在自行车龙头上，他大概想不到有好多人在看他骑车。不巧的是，这个人总是在黄昏经过我们街道，孩子们都在街上无事生非。不知为什么，那个人骑车的姿势引起了孩子们一致的反感，孩子们认为他骑车姿势像一只乌龟。有一天，我们突然冲着他大叫起来：“乌龟！乌龟！”我记得他回过头向我们看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是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个骑车人莫名的厌恶。第二天，我们等在街头，当他准时从我们的地盘经过时，昨天的声音更响亮更整齐地追逐着他：“乌龟！乌龟！”那个无辜的人终于愤怒了，我记得他跳下了车，双目怒睁向我们跑来，大家纷纷向自己家逃散。我当然也是逃，但我跑进自家大门时向他望了一眼，正好看见他突然站住，回头张望。很明显，他对倚在墙边的自行车放心不下。我忘不了他站在街中央时的犹豫，后他转过身跑向他的自行车。这个可怜的男人，为了保卫自行车，他承受了一群孩子无端的污辱。
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六十年代出产的永久牌。从我记事到八十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现在，我以感恩的心情想起了那辆自行车，因为它曾经维系着我的生命。童年多病，许多早晨和黄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来往于去医院的路上。曾经有一次，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骑了二十里路，去乡村寻找一个握有家传秘方的赤脚医生。我难以忘记这二十里路，大约有十里路是苏州城内的那种石子路、青石板路(那时候的水泥沥青路段只是在交通要道装扮市容)，另外十里路就是乡村地带海浪般起伏的泥路了。我像一只小舢板一样在父亲身后颠簸，而我父亲就像一个熟悉水情的水手，他尽量让自行车的航行保持通畅。就像对自己的车技非常自信一样，他对我坐车的能力也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他说：“没事，没事，你坐稳些，我们马上就到啦！”
多少中国人对父亲的自行车怀有异样的亲情。多少孩子在星期天骑上父亲的自行车偷偷地出了门，去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去骑车！我记得我次骑车在苏州城漫游的经历。我去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小广场四周有三家电影院，一家商场。我在三家电影院的橱窗前看海报，同一部样板戏，画的都是女英雄柯湘，但有的柯湘是圆脸，有的柯湘却画成了个马脸，这让我很快对电影海报的制作水平作出了判断。然后我进商场去转了一圈，空荡荡的货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等我从商场出来，突然感到十分恐慌，巨大的恐慌感恰好就是自行车给我带来的：我发现广场空地上早已成为一片自行车的海洋，起码有几千辆自行车摆放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每辆自行车看上去都像我们家的那一辆。我记住了它摆放的位置，但车辆管理员总是在擅自搬动车子，我拿着钥匙在自行车堆里走过来走过去，头脑中一片晕眩，我在惊慌中感受了当时中国自行车业的切肤之痛：设计雷同，不仅车的色泽和款式相同，甚至连车锁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找不到我的自行车了，我的钥匙能够捅进好多自行车的车锁眼里，但后却不能把锁打开。车辆管理员在一边制止我盲目的行为，她一直在向我嚷嚷：“是哪一辆，你看好了再开！”可我恰恰失去了分辨能力，这不怪我，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自行车身上。我觉得许多半新不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的坐垫和书包架上，都散发出我父亲和我自己身上的气息，这怎能不让我感到迷惑？
自行车的故事总与找不到自行车有关，不怪车辆管理员们，只怪自行车太多了。相信许多与我遭遇相仿的孩子都在问他们的父母：“自行车那么难买，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自行车？”这个问题大概是容易解答的，只是答案与自行车无关。答案是：中国，人太多了。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一种常州产的金狮牌自行车涌入了市场。人们评价说金狮自行车质量不如上海的永久和凤凰，但不管怎么说，新的自行车终于出现了。购买金狮需要购车券，打上“金狮一辆”记号的购车券同样也很难觅。我有个邻居，女儿的对象是自行车商场的，那份职业使所有的街坊邻居感兴趣，他们普遍羡慕那个姑娘的婚姻前景，并试探着打听未来女婿给未来岳父母带了什么礼物。那个将做岳父的也很坦率，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着蓝印的纸券，说：“没带什么，就是金狮一辆！”
自行车高贵的岁月仍然在延续，不过应了一句革命格言：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街上的许多人家后来品尝了自行车的胜利，至少拥有了一辆金狮，而我父亲在多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利用了一切能利用的关系，给我们家的院子推进了第三辆自行车——他不要金狮，主要是缘于对新产品天生的怀疑，他迷信永久和凤凰，情愿为此付出多倍的努力。
第三辆车是我父亲替我买的，那是一九八〇年我中学毕业的前夕，他们说假如我考不上大学，这车就给我上班用。但我考上了。我父母又说，车放在家里，等我大学毕业了，回家工作后再用。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却没有回家乡工作。于是我父母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表情，说，那就只好把车托运到南京去了，反正还是给我用。
一个闷热的初秋下午，我从南京西站的货仓里找到了从苏州托运来的那辆自行车。车子的三角杠都用布条细致地包缠着，是为了避免装卸工的野蛮装卸弄坏了车子。我摸了一下轮胎，轮胎鼓鼓的，托运之前一定刚刚打了气，这么周到而细致的事情一定是我父母合作的结晶。我骑上我的辆自行车离开了车站的货仓，初秋的阳光洒在南京的马路上，仍然热辣辣的，我的心也是热的，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天起，生活将有所改变，我有了自行车，就像听到了奔向新生活的发令枪，我必须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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