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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当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中的经典作品。作者对后现代世界的性别不平等进行了深思，并提出，性别歧视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考察旅游业、食品加工业、海外务工等领域中女性的真实生活，本书展示了不同阶层的女性在维护国家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关联。
本书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包括金吉达食品公司清洗香蕉的女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的女性、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附近工作生活的女性，以及波斯湾的家政人员、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好莱坞拉美裔女演员、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等等。作者以流畅优美的文字细述了这些现代和当代女性的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不仅提高了内容的可读性，也使得全书的理论探讨变得更加有力。
本书旨在让读者看到现代世界中这些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是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作者希望通过本书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关注女性的独特利益，破除国际关系研究中权力与社会性别无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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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当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中的经典作品。作者对后现代世界的性别不平等进行了深思，并提出，性别歧视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考察旅游业、食品加工业、海外务工等领域中女性的真实生活，本书展示了不同阶层的女性在维护国家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关联。
本书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包括金吉达食品公司清洗香蕉的女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的女性、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附近工作生活的女性，以及波斯湾的家政人员、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好莱坞拉美裔女演员、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等等。作者以流畅优美的文字细述了这些现代和当代女性的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不仅提高了内容的可读性，也使得全书的理论探讨变得更加有力。
本书旨在让读者看到现代世界中这些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是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作者希望通过本书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关注女性的独特利益，破除国际关系研究中权力与社会性别无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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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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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恩洛：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她蕞杰出的贡献的是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她专注于研究全球化中工厂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女性被剥削的方式。2015年，《国际女权主义杂志》联合出版商Taylor & Francis共同创立了“辛西娅·恩洛奖”，以表彰她在国际政治和政治经济领域女性主义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她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学术团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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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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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1
版前言／1
章性别让世界运转：女性何在？／1
第二章女性旅客、选美皇后、空中小姐和女服务员
——旅游业中的国际性别政治／38
第三章民族主义与男子气概：民族主义的故事还没结束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85
第四章基地女人／125
第五章从事外交工作的妻子与其他妻子／174
第六章红火的香蕉贸易！香蕉贸易的国际政治中，女性何在？／206
第七章女性劳动绝不廉价：环球蓝色牛仔裤贸易和银行家的性别化分析／242
第八章擦洗全世界的浴缸：世界政治中的家庭佣工／295
第九章结论：个人的是国际的，国际的也是个人的／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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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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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头顶上有裸露在外的水管，看起来很不牢靠。如果其中任何一处有裂缝，水就会冲走英国妇女政治活动的历史。这里是坐落在伦敦经济学院里的妇女图书馆，而在此之前曾是伦敦的福塞特图书馆（Fawcett Library）。正是这种头悬管道(和人行道)的环境让我感觉自己正处在揭露国际政治某一层面的边缘，以往这一层面游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然而，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是不会忽视它的。他们早已开始自行探索，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玛丽·西科莱（Mary Seacole）和潘克赫斯特一家（the Pankhursts）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引发我们重新思考。
但我是一个愚笨的政治学者。巴特勒的作品储存在水管之下的箱子里，对我而言，拜读她对19世纪军事卖淫的描述很是令人震动。多亏了福塞特图书馆的档案保管员——以及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托马斯·库克旅游图书馆（Thomas Cook travel library）和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积极的同行对美国妇女历史作出的贡献——使我对国际政治有了不同的看法。
近几十年来，不辞辛劳的研究者、教师和作家——男女都有——揭示了不同女性会对国际政治真实运作产生影响。那些为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缝制衣物的女性、为金吉达香蕉清洗杀虫剂的女性、嫁给美国中情局特工的女性、在军事基地周边的迪斯科舞厅工作的女性、参加世界小姐大赛试镜的女性、在沙特阿拉伯擦洗地板的女性、在联合国的走廊里游说代表的女性——她们在观察、应付、盘算、制定策略，有时她们也会进行组织。以下是我通过认真分析这些女性而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持续关注这些处于边缘的女性，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更敏锐，比许多主流“专家”都要敏锐。
更敏锐。我想了很多这意味着什么。我不认为这仅仅指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具洞察力，有时还意味着变得更谨慎。这当然也意味着会阐释得更细致入微。但细致入微并不意味着含糊，而是意味着能够清晰地描述发生作用的多重关系及其影响。
因此，要想符合女性主义者对更敏锐的认知要求，就必须从性别的角度不断延展自己的好奇心。寻问“女性何在？”不一定会得到即时或浅薄的回应。事实上，当寻问女人在哪里，她们为什么在那里，谁从她们身上受益，以及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何感想时，你可能是在拿自己正经人的身份冒险。人们的导师、编辑或老板可能会明确表示，他或她认为花时间探寻这些性别问题纯属浪费时间。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变得更敏锐不会让我们更自在。我们可能会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功能紊乱、不平等、暴行和不公正的现象我们自己是否难辞其咎。因为我们不仅是站在我们所探索事物之上或之外的读者和质疑者，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即使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员(如果我们能够读到这一页，说明我们确实是这个世界的厉害人物)，我们的观念和行动也为构建这个世界发挥着作用。我们与所有我们试图理解其生活的女性都有各自的关系网。这应该会激起我们对女性主义者的好奇，但也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我发现，在让女性引起人们关注的过程中，人们就会对作为人的男人（menasmen）了解得更透彻。正是通过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国际政治探查，才给复杂的男性政治带来了有价值的见解。不仅如此，一个男孩或男人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不同方式所蕴含的意味不仅是多重的，通常也是不平等的，并且经常彼此竞争。在他们的排名和竞争中，贬低某些类型的女性特质是常事。这是任何探索男性化国际政治的人主张应该采取一种明确的女性主义视野的主要动机。
所有想让我们真正更敏锐地了解国际政治的男男女女都认为，“国际”远比主流专家的假设要广泛，而“政治”也远远超出了公共领域。有时接受这两种新的见解让我头晕目眩，但它也激励了我。
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的版图使得对这些政治的研究和沟通更生动。对我来说，这是参与这一协作性的跨国女性主义探索之旅的真正乐趣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当然女性更多——正在参与对话。他们将自己的故事、经历、困惑和发现加入到对话中。门窗敞开着。
当然，他们就应该这样。
几十年来，有幸能够追踪女性生活的国际政治，以及关于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观念，增强了我早些时候的一种预感：父权制具有巧妙的适应性。
我记得当我次听到法语警句“越变化多样，越固守陈规”——演讲者通常缩称为“越变……”，好像富有经验的听众肯定能懂后面的内容。“越变化多样，越固守陈规。”通常它是伴随着一声叹息和一个耸肩(一个法式耸肩，即使说话者不是法国人)。说这句话的人都很年轻，他们深谙世事、无所不知，这使我感到不安。而身边一直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对什么事情感到惊讶，他们看起来很敏锐。但是，随着我花更多时间挖掘女性主义者的档案，并与来自土耳其、冰岛、加拿大、韩国、冲绳、挪威、英国和美国的女活动家进行对话，当我再听到这句厌世的警句时，我开始产生怀疑。它开始听起来显得怠惰而不是敏锐。它开始听起来只是一个不去好奇、不去密切关注的借口。
所以，当我说近的一次研究让我得出一个结论——父权制具有显著的适应性时，我并不是指它还是“老样子”。恰恰相反，我认为，父权制的延续需要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大量的思考和调整，让特定形式的男性气概显得“现代”甚至“前沿”，同时让大多数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他们不仅使用恐吓和直接胁迫（的手段）——当然，一些感到受父权制挑战威胁的人也使用了这两种手段，他们还使用了更现代的表达(“我们穿制服的儿女”)、象征艺术(二十名内阁中有两名女性)和选举技巧(给消费者提供低廉的服装，这样他们对孟加拉国工厂女工的工作条件就会漠不关心)等方式。研究任何父权制的受益者如何维持这种性别化的意义和做法，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厌世，而是需要重新增加动力、加强合作，还有准备好大吃一惊。
我希望读者将书签放在这本书每章注释开始的地方，并经常翻看一下。对于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的读者来说，很容易认为注释只是一本学术书籍的技术点缀。但它们不止如此。写书的人在注释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他们希望读者——你——会跟进他们注释的线索。我把注释看作面包屑，用来帮助有好奇心的读者自己探索。从这些注释的资料来源开始，读者可以对美国士兵在入侵法国后使用妓院的情况展开自己的调查，对移民家庭佣工的艰难选择进行调查，对妇女在当今全球水果贸易中所处的地位进行调查。
在注释中我还要继续感谢。我要感谢每一位研究人员和作家，我在书中引用过他们的真知灼见。
这本书始于女性主义的出版和图书销售都很兴盛的时刻。当我在写版的时候，我在书店的女性主义观点书架上浏览和购买书籍和期刊——它们揭示了女性的思想和经历。事实上，今天如此多的大型出版社和书商出版并提供女性主义的书籍和杂志，这得益于出版商和书商对女性主义作出的开拓性工作，他们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里开辟了新天地。今天，我仍然是当地独立书店波特广场书店（Porter Square Books）的粉丝和常客。热爱书籍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这些年来一个持久的遗产是，在国际研究协会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部门，女性主义思想家、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圈子越来越大。当我们见面时，我们交流感想和发现；鼓励彼此继续研究各种包装之下的父权制形式。我们笑着，任何认为“女性主义者没有幽默感”的人显然从来没和女性主义研究者交往过。
近几个月，我从下面这些人那里获得了新的认识。他们是西门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苏海拉·阿卜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马德琳·里斯（Madeleine Rees）、娜丁·佩奇吉巴尔（Nadine Peuchguirbal）、雷·阿奇森（Ray Achison）、萨拉·泰勒（Sarah Taylor）、玛丽·巴特勒（Marie Butler）、阿比盖尔·鲁安（Abigail Ruane）、安·蒂克纳（Ann Tickner）、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艾瑟·古尔·阿尔蒂奈（Ayse Gul Altinay）、辛西娅·考克伯恩（Cynthia Cockburn）、卡罗尔·科恩（Carol Cohn）、杰夫·巴林杰（Jeff Ballinger）、埃罗拉·乔杜里（Elora Chowdhury）、盖·列克托（Gai Liewkeat）、韦诺纳·贾尔斯（Wenona Giles）、埃塞尔·布鲁克斯（Ethel Brooks）、葛温·柯克（Gwyn Kirk）、苔丝·尤因（Tess Ewing）、戴维·瓦因（David Vine）、林内索·克昆（Insook Kwon）、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金荪江（Gyoung Sun Jang）、桑德拉·麦克沃（Sandra McEvoy）、凯瑟琳·穆恩（Katherine Moon）、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露易丝·沃瑟斯普林（Lois Wasserspring）、莱帕·姆拉杰诺维奇（Lepa Mladjenovic）、阿伦·贝尔金（Aaron Belkin）、伊藤·琉璃（Ruri Ito）、艾尔比·史密斯（Ailbhe Smyth）、罗拉·玛兹（Rela Mazali）、桑德拉·怀特沃思（Sandra Whitworth）、维多利亚·巴沙姆（Victoria Basham）、帕特·乌尔德（Pat Ould）、瓦内萨·鲁杰特（Vanessa Ruget）、安娜迪斯·鲁道夫多蒂尔（Annadis Rudolfsdottir）、弗伦·韦尔（Vron Ware）、恩洪·丁（Nhung Dinh）、蜜琪拉·鲁特瑞尔罗兰（Mikaela LuttrellRowland）、特雷西亚·提瓦（Teresia Teaiwa）、佐藤文香（Fumika Sato）、金伯利·坎豪斯（Kimberly Khanhauser）和阿莱恩·格拉博（Aleen Grabow）。 我的英国朋友黛比·里克里斯（Debbie Licorish）和鲍勃·本尼威克（Bob Benewick）源源不断地寄来有趣的剪报。在克拉克大学，我的好同事瓦莱丽·斯珀林（Valerie Sperling）、克里斯汀·威廉姆斯（Kristen Williams）、安妮塔·法博斯（Anita Fabos）和丹尼斯·贝宾顿（Denise Bebbington）——他们都是敬业的老师——慷慨地鼓励我继续与学生一起探索当代国际事务中的性别政治。
朱莉·克莱顿（Julie Clayton）一如既往地创造奇迹，追踪难以找到的照片，并在格式化整个手稿方面做得如此娴熟。
这本书的个出版公司是潘多拉出版社（Pandora Press），它是一个小型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女性主义英国出版商。我承认，当我得知有兴趣合作的美国出版商是一家重要的大学出版社时，我很紧张。我对自己说：哦，可能积极的女性和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永远不会看到这本书了。我错了。我忽视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女性主义者正在许多大学出版社中成为有影响力的编辑。娜奥米·施奈德（Naomi Schneider）现在是加州大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她一直是这本书的信仰者，确保了这本书能被各种各样感兴趣的读者获得。正是娜奥米说服我重新审视这里的所有话题和问题，我进行了彻底的更新和修改。只有娜奥米能说服我。凯特·沃恩（Kate Warne）、克劳迪娅·斯梅尔塞（Claudia Smelser）、克里斯多佛·鲁拉（Christopher Lura）、埃琳娜·麦卡内斯皮（Elena McAnespie）和博尼塔·赫德（Bonita Hurd）也在团队中展现了熟练的技能，他们已经把这份新的手稿变成了你手中这本漂亮的书。我感激他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人在真空中研究和写书。我不是一个探寻神秘森林小屋的作家。在探索和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和朋友们见面，分享我的迷惑，听取他们的想法。你知道就是你。你是棒的。谢谢。
乔尼·西格（Joni Seager）一直在我们剑桥公寓的大厅对面写雷切尔·卡森经典的、仍然引人注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同时我也在写今天的活动家、世界旅游游客和家政工人。我们每天都互相喊话：“你不会相信的！”当我次开始思考如果我开始除去香蕉贸易中的性别化国际政治因素，我会发现什么的时候，乔尼就在这里。我们还在一起，还在探索，还在感叹，还在笑。■ 版前言版前言
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想到了宝嘉康蒂（Pocahontas），结束时在思考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的生活。宝嘉康蒂被葬在英格兰的世界末日公墓。卡门·米兰达在里约有一个专门为她建造的博物馆。这不是思考当代国际政治的通常出发点，但每个女人都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国际政治的运作模式。
宝嘉康蒂是波瓦坦印第安人，也是部落首领的女儿，她在本国人民和殖民英国人之间充当中间人；后来她嫁给了这些人中的一个英国移民，并去了伦敦，这好像证实了殖民事业确实是一项文明使命。然而，因为她死于现代文明产生的尘肺，她再也没有回到北美家乡。
卡门·米兰达生活在三个世纪之后，但她的生活与她的印第安姐妹惊人地相似。她是巴西杂货商的女儿，后来成为好莱坞明星，她象征着美国总统的拉美政策。后来，她因心脏病而过早逝世。她的心脏病可能是由美国流行文化疯狂的生活节奏引起的。
我过去接受的教育使我认为，这些女人不是人们理解世界事务时要被认真对待的国际行为体。但是，我越是想到宝嘉康蒂和卡门·米兰达，就越是开始怀疑自己错过了国际政治的完整层面——我认为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资本和武器，而且依赖于控制那些作为象征、消费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妇女。我也开始看到像贝纳通（Benetton）和金吉达香蕉（Chiquita Banana）这样的品牌不仅仅是让国际政治与已经饱受困扰的购书者产生关联的媒介。这些品牌，以及它们被创造、营销和赋予意义的过程，暴露了另一种被忽视的国际政治关系。在这里，我认为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都是消费者，都是参与全球政治的行为体。此外，正如旅游业所显示的，公司和政府结盟正在推销一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消费品”的东西：热带沙滩、女性的性魅力、空姐的服务。
接下来的章节只是一个开始。其他女性主义者也在寻求更好的解释，以解释为什么国际政治会以这样的方式运作。一些令人激动人心的工作正在由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家完成，如斯瓦斯蒂·密特勒（Swasti Mitter）、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和佩吉·安托布斯（Peggy Antrobus）。正如注释所清晰表示的，我特别感激这些开拓者。那些被埃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称之为“政治后排的女性”，将会得到她们长期以来应得的认真关注。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变得更敏锐和现实，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构建了我们所知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些被揭露出来的事可能会带来新的方案，让国家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暴力，更加公正，终对女性和男性都有更多的好处。
这本书的创意来自我与潘多拉出版社的朋友兼董事菲利帕·布鲁斯特（Philippa Brewster）的对话——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思考从涤纶时装和电影明星到女性主义出版所产生的国际政治的困惑。随着这个有时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的推进，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与女性主义编辑合作意义重大。本书的编辑坎迪达·莱西(Candida Lacey)在保持内容重点方面对本书有莫大的帮助，她从不会忘记读者，总是记得作者书房或编辑办公室以外更广阔的天地。对于更棘手的分析问题，我们一起凝眉苦思，对于一些更奇怪的发现，我们放声大笑。
分析这本书的话题可能有点疯狂。只有在有洞察力的朋友和同事的明智和慷慨的支持下，我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尝试。首先也重要的是乔尼·西格，她是开创性的女性主义地图集《世界妇女》（Women in the World）的合著者。因为她是我的一个信息来源，她阅读每一个章节，传递宝贵信息，如果仅仅是一个政治科学家会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信息，因此我不太可能陷入狭隘的假设。其他读过章节并给了我宝贵建议和告诫的人包括玛格丽特·布鲁曼（Margaret Bluman）、劳拉·齐默曼（Laura Zimmerman）、瑟琳娜·希尔辛格（Serena Hilsinger）、西门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和玛格丽特·拉扎勒斯（Margaret Lazarus）。达芙妮·泰格（Daphne Tagg）完成了出色的文案编辑。玛格丽特·布卢门（Margaret Bluman）是我这本书的代理人，也鼓励我，让我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对于致力于真正社会变革的女性来说是重要的。
政治科学家经常会被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吓到。但是，当我继续认为宝嘉康蒂和卡门·米兰达可能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时，我知道我必须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在这次冒险中，没有人比福塞特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戴维·道恩（David Doughan）更让我感到自在。福塞特图书馆收藏着英国和帝国时期女性历史的大量宝贵作品。安·恩格尔哈特（Ann Englehart）和芭芭拉·哈伯（Barbara Haber）都鼓励我充分利用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图书馆（Radcliffe Colleges Schlesinger Library）的丰富资源。伦敦托马斯·库克档案馆的埃德蒙·斯文莱赫斯特（Edmund Swinglehurst）开设了旅游历史收藏。除了我自己的探索，我还得到了我哥哥戴维·恩洛（David Enloe）、劳伦·舒尔茨（Lauran Schultz）、莎莉·吉斯菲尔德（Shari Geistfeld）和德布·邓恩（Deb Dunn）在研究技巧方面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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