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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dell Hart） 英国战略家和史学家，有“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之称，其作品很多，以战略与战争历史为主。1937—1938年任英国陆军大臣私人顾问，影响了张伯伦政府的陆军改组政策。李德·哈特是闪击战的倡导者，其地位与富勒将军齐名。“二战”后，李德·哈特在军事学术界地位达到，在欧美各大学及军事院校巡回讲学，被公认为战略研究先驱。1966年受英女王册封为爵士，1970年逝世。 李德?哈特其他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次世界大战战史》《隆美尔战时文件》《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等。 目錄： 目?录 前　言 部分?历史与真相 历史的价值 军事史的重要性 历史的探索 历史的处理 科学的方法 对真实的畏惧 对真实的逃避 盲目的忠诚 第二部分?政府与自由 被蒙蔽的当权者 民主的约束 民主制度中的权力政治 幕后的人物 独裁模式 独裁心理学 独裁统治的基本缺陷 令人不安的趋势 强制谬论 强制使人进步？ 第三部分?战争与和平 权力欲望 权宜的短视性 信守承诺的重要性 慎重许诺的重要性 战争病菌 战争病菌如何起作用？ 战争病菌如何顽强存续？ 胜利的错觉 克制的重要性 条约的错觉 知识分子的两难 服从的局限性 武力的问题 限制战争的问题 裁军问题 非正规战争的问题 世界秩序问题 世界信仰问题 结　语 內容試閱： 前　言 我所提供的个人见解如果有任何价值的话，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我本人的运气。尽管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需要谋生，但罕见的好运使我能够凭借发掘事实真相来生活，而不是依靠掩盖事实真相；然而太多的人却为工作环境所迫而违逆 本心。 历史写作的工作异常艰苦——而且也是累人的工种，与任何其他类型的写作相比而言。正如辛克莱·刘易斯被年轻人问及成功的秘密时所回答的那样——它需要“你的板凳工夫要足够长”。 历史写作还是令人气恼的工作之一。正当你以为已经破解了一连串证据时，它又纠结成一团新的乱麻。而且，就在你似乎能够盖棺定论时，又很可能会被令人难堪且无情的事实所羁绊或推倒。 那么，回报又有哪些呢？首先，这是一份趣味和刺激不断的工作——就像一个不会完结的侦探故事，你不仅仅是读者，而且还亲身参与其中。 其次，这种持续的练习是对精神关节炎——这是许多刻板工作的职业病——好的矫正措施。 第三，并且为关键的是，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受到的职业限制少。 关于历史写作的另外一点要说明，就是必须用手写，不要口授。随时能够看到前面几段所写下的文字内容，这一点至关重要——既是为了协调，也是为了上下文的关联性。而且，在每一种情形下，也是为了主题和风格。 我想要强调的是历史对于个人的根本价值。正如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对经验更深层次的期望，“不是使我们（下一次）更加精明，更是要使我们（永久地）更为智慧”。历史教给我们人生的哲学。 两千多年以前，古代历史学家里为明智的波里比阿在《历史》一书的开篇即说道：“好的启发教育，莫过于回顾他人的灾难。甚至要想学会如何有尊严地承受命运的沉浮，这也是的途径。”作为事情是如何被搞砸的记录，历史无疑是我们的帮手。 一种着眼于长期的历史观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危难时刻”保持冷静，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再长的隧道也有终点。即便我们看不到前方有什么希望，但关注历史的未来演变也有助于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这种历史观念是对自我毁灭冲动的有力的阻断机制。 我还要补充的是，对于人类而言，现在的希望就是将我所研究的特殊领域——战争——变成一个纯粹出于兴趣的考古课题。因为，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我们要么走向战争的终结——至少就我们所知的历史上国家间大规模的战争而言——要么走向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价值 历史的目标是什么？我会相当简要地回答：就是“真相”。这个词汇和观念已经不再时髦了。但是藐视抵达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其后果比执着不放这种可能性还要糟糕。 这一目标也许可以更谨慎地表达为：找出曾经发生了什么，同时试图揭示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换句话说，即寻找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作为引导路标，历史有其局限性，尽管它能够向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但却无法提供详细的路况信息。不过，作为警告性标志，它的消极价值更为确切一些。即便历史不能教导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通过展示人类容易一犯再犯的常见的错误，历史可以指示给我们应该避免什么。 历史的第二个目标是它的实用价值。俾斯麦（Bismarck）曾说：“愚人们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而我宁愿从他人的经验中受益。”就这一点而言，研究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尽可能广泛的机会。历史是普遍的经验，它无疑比任何个体的经验都更长久、更广泛、更多样化。 人们常常基于自己的年龄和经验而自诩智慧超群。中国人尤其敬老，而且认为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必定比其他人要更加聪明。但是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八十年并不算什么。只要不是文盲，任何历史研究者的头脑中都累积了三千年以上的经验。 波里比阿对第二个目标曾有过高论：“人类的变革之路有两条：一条是通过他们自身的不幸遭遇，另外一条则是通过他人的不幸遭遇；前者为明确无误，后者痛苦则比较少……对实际生活而言，从真实的历史中习得的知识就是好的教育。” 在我自己特殊的研究领域内，这一忠告的实用价值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次战争，我就可以推演出那些在次世界大战中让各国总参谋部始料不及的事态发展的主要动向。为什么它们不曾被推演出来呢？部分原因是因为各国参谋总部研究的范围太过狭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情感所蒙蔽。但是某些可以超然思考的非官方战争研究者却准确地推演出了那些“始料不及”的事态发展，例如波兰银行家布洛赫，以及法国军事作家马耶尔（Captain Mayer）。 因此，在研究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间的军事问题时，我总是试图从历史出发，经由当下进入未来，并做出预测。我知道，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发展所做出的预测，要更多地归功于这一历史方法的运用，而非我自己的灵感。 历史记载着人类的进步和跌倒。历史记录向我们表明，进步是缓慢和微小的，而跌倒则快速且繁多。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前人的失足和跌倒中受益。意识到自身的缺点，我们就不会轻易地谴责过去那些犯了错误的人，而如果我们未能认清错误，则受谴责的就应该是我们自己。 当前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将历史视为专业化的学科，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恰恰相反，历史是对所有专业化的根本性矫正。可以说，历史是内容广泛的研究，它包含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它通过指出人类是如何重复犯错以及那些错误是什么，来奠定教育的基础。 军事史的重要性 八十年前，约翰·理查德·格林在其历史畅销书《英国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这样表述道：“在欧洲国家的真实故事中，战争仅仅起了很小的作用，而在英格兰，它的作用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小。”这真是一个与历史相悖的惊人说法。在今天看来，它的讽刺意味引人侧目。 这一观点也许导致了之后我们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在近的几代人中，尽管所有其他知识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于战争的系统性研究在大学里受到的关注却极少，从政府方面获得的资助也少得可怜。 大学对战争研究的忽视跟进化史观和经济决定论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事物的发展不受个体和偶然事件影响；“将军和国王们”并不重要，他们的争吵干扰不到历史潮流的涌动。 这其中的荒谬显而易见。如果波斯人征服了希腊，如果汉尼拔占领了罗马，如果恺撒不愿跨过卢比孔河，如果拿破仑在土伦阵亡，谁能相信世界历史还会一成不变？如果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被击败，或者——就在不久前——如果希特勒抵达了多佛而不是留在敦刻尔克，谁能相信英国的历史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重大事件，即改变历史的“意外”，不胜枚举。但是在所有造成历史进程突变的因素中，战争是偶然性少的一种。 实际上，在那些能影响历史进程的战争中，理智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运气。创造性思维往往比勇气甚至是天才的领导更重要。将其归因于战斗中的灵光一现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习惯，而比较接近事实的是它来自于很久以前就撒播下的种子，例如获胜的一方对新的军事技能的应用，或者是战败一方本可以避免的军事技能的衰退。 与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同，“常规”军人并不能定期地履行他的职责。甚至可能有人争辩说，从字面意义上讲，军人根本就不是一种职业，而仅仅是“临时雇佣”——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当不打仗也领薪的正规军取代了为了战争的目的而招募和付酬的雇佣军之后，军人就不再是一种职业。 如果说就工作这一角度而言，严格来讲“职业军人”并不存在，当今大多数的军队也不适用这个说法。但在实践中，这一观点却得到了强化，因为与过去相比，现代大型战争的次数虽然减少了，但规模却更大。而在和平时期，即便是到位的训练跟战争的实践相比，也只是纸上谈兵。 但是上述经常被人引用的俾斯麦名言对此给出了不同的且较为鼓舞士气的观点。它使我们认识到存在着两种实践经验——直接的和间接的——而这两者之中，间接的实践经验可能更有价值，因为它无疑是更为广泛的。即便是在为活跃的职业生涯中——尤其是士兵的——获得直接经验的机会和可能性也极其有限。与军事正相反，医疗行业有着持续不断的实践机会。然而，医药和外科医学的巨大进步也要更多地归功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而不是执业医师。 在本质上，直接经验过于狭隘，以至于无法形成充分的理论及应用基础。充其量，它们只能制造一种僵化思维的环境。而间接经验的更大价值在于它们的多样性和广泛度。“历史是普遍的经验”，它不是某个人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人在各种条件下的经验。 军事史在士兵的训练和心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也是它作为军事教育基础的合理解释。但是，与所有经验一样，其效果有赖于它的广度、它与上述定义的契合程度，以及研究方法。 军人们一般认为，拿破仑那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中包含着普遍的真理：在战争中，“精神的作用是物质的三倍”。实际的算术比例也许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武器不足，士气就容易低落，而再强大的意志放在死人身上也毫无用处。然而，尽管精神和物质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这句话却经久不衰，因为它揭示了精神因素在军事决策中的主导作用。 精神因素常常改变了战争和战役的结果。在战争史上，它们构成了更为恒定的因素，只是程度有所变化，而几乎每一场战争和军情中的物质因素都不一样。 历史的探索 不过，历史的益处在于它视野宽广，而这又有赖于对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深入挖掘某个片段是一种有价值且必要的训练，它是学会研究历史的途径。但是随着挖掘的深入，借助广泛的测度来确定自己的方位也同样重要，这对正确评估研究成果的意义至关重要，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历史的日益专业化往往会降低历史的可理解度，从而丧失掉对于社会的益处，即便对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所构成的小社群来说也是如此。 对任何历史学家来说，身处世界事务当中并见证历史的发生，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价值是来自于对偶然因素的认知，例如，肝脏疾病、头脑失灵、一场突然爆发的争吵，或者是午餐时间受到干扰。 具备当前如何形成决策的经验，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我曾十分有幸近距离见证某些历史片段的发生，而且是在旁观者乐享的超然位置——俗话说，旁观者清。经验告诉我，这通常是一种偶然性的游戏——如果个人的不喜欢、家庭争执或严重的肝脏疾病的重大影响可以算作是偶然因素的话。 通过观察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我很早就意识到午餐时间的重要性。在一件事情上已经慎重讨论和仔细权衡了两个多小时，但是后那十五分钟却比之前所有的时间都重要。十二点四十五时还看不到达成共识的可能，而到了下午一点钟，或许未经争论就做出了重大决定——因为那些委员会成员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们的手表指针上。这些转动的指针能够显著地提升大脑的运转速度，到了可以当机立断的程度。在任何委员会当中，较有势力的成员总是更可能有午餐约会要赴，而越是重要的委员会越容易发生这种偶发情况。 精明的委员会成员常常在这种时间算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技巧。他会在临近午餐时间时才介入讨论，此时大部分与会者会倾向于接受任何还说得过去的提议，好去赶赴他们的午餐约会。有时，他会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那些可怕的对手不得不在投票前一个个地走掉。拿破仑曾说，军队是靠胃来行军的。根据我的观察，我很想再补充一条：“历史是由政治家的胃推动的。” 这一观察不仅针对时间的概念。日本人认为勇气就位于胃部。军事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表明，部队的斗志取决于士兵胃部的状态，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激情也存在于这个部位。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正常人的精神和士气对肉体的依赖程度。因此，历史学家从中认识到，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件，其决策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均衡的判断，而是来自一时的情绪，以及低级的个人因素。 在“与世隔绝”的历史学家中，另外一个危险是他们通常过于重视档案记录。身居高位的人对他们的历史名誉有着强烈的意识。许多档案都是为了欺骗和隐瞒而写就的。此外，那些决定着事态发展的幕后斗争，却很少被记录在案。 经验也使我对历史的伪造过程有所了解。没有什么比历史文档更能骗人了，历史文档经过窜改，其结果还不如丝袜透明。这就是1914—1918年战争作为历史学家训练场的价值所在。各国政府开放了它们的档案馆，政治家和将军们也不再缄默，及时地用其他目击者的亲身观察来核对他们的记录。此类工作做了二十年之后，单纯的档案历史在我看来就像是神话。 对于那些仍然对历史档案深信不疑的学院派史学家，我经常用一个小故事来教育启发他们。1918年3月，当英军防线被突破而法军前来协防时，一位著名的法军将领来到了某军司令部，威风凛凛地命令部队在当晚据守某条防线，并在第二天一早发起反击。该军指挥官接到命令后大惑不解，喊道：“但是这条防线已经在德军后方了啊。您昨天就将它丢掉了。”这位伟大的将领会心一笑，然后说道：“这是为了历史的需要。”需要补充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将领一直位高权重，那些官方历史后来所依赖的档案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官方档案里可以发现很多空白，那些可能会损害指挥官名誉的文件都被抽取出来销毁了；而更难发现的是一些用来调包的伪造文件。大体而言，英国的指挥官们似乎还比较老实，仅仅是销毁文件，或者将命令的日期提前几天。法国人则要狡猾得多。一名将军会根据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达命令，从而捍卫了部下的生命和他自己的名誉，因为没有人发动攻击，但是所有人都分享了荣誉，因为这已记录在案。 当我发现一些将领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为历史学家准备材料时，有时会比较好奇，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如果过去的伟人们——那时的证据更难以检核——也像近代的伟人们一样具有历史感，那么任何早于现代史的东西还能有什么价值？ 探索历史是一种令人清醒的经历。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回复一封质询信时，曾流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我写了太多的历史，以至于真的相信它。因此，如果有人打算和我不一样，我准备表示认可他的说法。”研究战争史尤其有助于破除幻觉，即使不是为了适应宣传而故意捏造事实，人们所做证词的可靠性及其总体的准确性也都大有问题。 尽管历史学家发现查明历史的真相非常困难，但他已通过实践培养出看穿假象的能力——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关于历史证据，有一项可靠的原则是，自我辩护都值得怀疑，但坦白招认就比较可信。如果有一种说法体现了普遍的真理，那就是“除非亲口供认，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被定罪”。运用这一检测方法，我们可以对历史以及历史的形成做出明确的判断。 劳合·乔治常常在谈话中向我强调，有一个特征可以用来区分一流的政治家和二流的政客，那就是前者总是小心地避免做出任何明确的声明，以防日后遭到批驳，因为假以时日，他总有可能会被抓住把柄。我从劳合·乔治那里得知，他是在1914年之前的国会经历中学到了这一课。 历史的处理 越来越多的当代历史学家——例如维罗妮卡·韦奇伍德——已经证明，优秀的历史作品和良好的阅读体验可以兼得。他们取代了神话作家，使历史重新为人类服务。虽然如此，学术界对文风的怀疑依然存在。这些学究应该好好想一想那句“创作时艰苦，阅读时轻松”的谚语。这种艰难的写作能够促进思考。 清晰地提炼事实远比模糊的描述更为吃力。比起云山雾罩的文字，在直白清晰的语句中更容易发现记述的错误。作者如果不想被抓到错处，他就必须小心谨慎。而这种在写作上的谨慎也要求务必慎重地对待史料，并正确地评估它们。 只要能够保持洞察力，进行更为深入的心理分析就是一件好事。同样地，只要能够揭示人物的真实性格，剥开伪装也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用迎合低俗口味的廉价色彩来代替维多利亚时代的油漆，则除了用于推销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好处了。 而且，对人物性格的探究容易过头，以至于有将人物的言行表现都隐入幕后的毛病。这无疑会简化传记作者的任务，他们可以不必去了解传主一生工作领域的相关知识。不借助治国理政、戎马生涯、科研道路、文学成就，我们就能够凭空想象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将军、科学家或作家吗？那他们必然看起来平淡乏味、一无所长。 人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真正的答案似乎是，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研究应该具备科学的探究精神，对待史料必须以科学化的审慎态度和力求准确。但是，如果没有想象力和直觉的帮助，就无法解释它们。证据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选择，而有选择的地方就有艺术。 探索要求客观，而选择却是主观的。选择的主观性可以并且应该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客观性来进行调节。太多的人仅仅是想从历史中寻找材料，以供说教之需，而不是寻求事实以作分析之用。但是分析之后需要再运用艺术，以挖掘出史料背后的意义，并确保它能够为人所知。 在19世纪，由兰克领导的德国历史学派开启了尝试以纯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潮流。这一风气也传入了英国的史学界。他们不接受任何总结和归纳，并且认为任何引人入胜的书籍都是可疑的。于是历史开始变得枯燥乏味，而且毫无意义，仅仅成为专家们的研究对象。 于是，新的神话填充了这一空白，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却带来可怕的后果。整个世界因此而受苦，而德国的苦难甚，因为历史生命力的丧失就肇始于德国。 科学的方法 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是生存的前提。这取决于简单而根本的态度问题。要应对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它们，并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分析。这要求我们摆脱偏见，而且要具备洞察力和分寸感。必须有能力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加以公正地权衡，并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我们才有希望得出准确而平衡的判断。 洞察力也许是一种天赋——分寸感也是，但免于偏见的自由可以帮助提升这两种能力。这种提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希望获得提升的个人，以及实现提升的能力——至少，可以向它靠近。方法也很简单——却未必容易——首先需要经常性地进行自我批判，其次是对精确表述的重视。 不过，比较容易的是找到一种进步且合适的指标，以承担行使判断的责任。如果一个人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他所感兴趣的事物遭到批评，请留意他的个问题，是否与该批评的公平性与真实性相关。如果他对于任何此类批评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如果他的不满是因为“不得体”或者会带来不良反应——简而言之，只要他所关心的不是“这是真的吗”，那么他的态度就是非科学的。 同样地，如果不是根据其优点而是根据其首倡者来评判一种观点，如果他将某种观点视为“异端邪说”，如果他认为权威必定是正确的——因为权威就是权威，如果他将某项批评视为全盘否定，如果他把意见与事实混为一谈，如果他声称任何意见的表达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断言某件事“永远不可能”发生，或者任何观点是“必然”正确的，那么他的态度也是非科学的。通往真相的道路是由质疑铺就的，并被客观的探索精神所照亮。主观地看待任何问题都是在自欺欺人。 倘若，过去对战争的研究经常被证明无法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有效的指导，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适用于科学的研究，而是说明这一研究在精神和方法上还不够科学。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战争持续地揭示了战争的演变趋势，那些权威的军事思想流派居然会对此趋势完全误解，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对战争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 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减少军人所撰写和讲授的军事史当中的错误，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在战争的压力下，信念对于军人来说至关重要，以至于军事训练要培养无条件服从现行条例的习惯。尽管战斗是对理论好的检验，然而战斗只占军人生涯的一小部分，军队中有太多的东西足以促使他们变成理论的奴隶。 况且，军人必须有信念能够打败敌人，因此，质疑进攻获胜的可能性——即便是从物质方面考虑——将冒使军人丧失信念的风险。怀疑令人不安——当然那些哲学的头脑除外，而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基层，军队都不是由哲学家组成的。在其他任何活动中，乐观精神都不像在军事活动中那样，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军事活动要面对的大部分情况是未知的——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乐观与盲目之间的差别很小，因此，军人们常常乐观到盲目的程度，而成为信念的受害者，就不足为奇了。 著名的龙门书院的课本里每一页的上方都印着一句话：“学生必须首先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处理问题。”这一训诫所提出的考验是军人所无法面对的。11世纪的张载则更为明确地教导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对真实的畏惧 我们从历史中得知，无论在何时何地，大多数人都对批评他们的制度心怀不满，尽管事后看来这些批评都是事实。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善良的人们都不愿承认事实的真相，因为真相足以破坏他们怡然自得的信心，而天下就没有什么比拒绝承认真相更能助长虚伪及由此衍生的罪恶了。有这种倾向的人总是对正常的批评感到震惊，并且认为某些事情过于“神圣”而不敢深究。 我认为，理想的人生状态就是用清澈的双眼去面对生活，而不是像盲人、傻瓜和醉汉那样瞎撞乱逛。在思考层面上，后者正是常见的偏好。遇到任何事反应是先问“这是真的吗”，这样的人也太少见了！除非这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否则就不能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是真相至上。然而，若非如此，也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 在所有的幻觉中，危险的莫过于以提振国家和军队的士气为由而伪造历史。尽管这种经验教训为惨痛，它却是难吸取的。那些曾经损失惨重的人却热切地表现出，他们还愿意损失更多。 1935年，一位知名的德国将军曾在该国主要的军事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我们为何不能伪装？》。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它并非呼吁重拾和提升视觉欺骗的艺术，从而达到隐蔽部队行动和位置的目的。作者希望德国军队采纳的伪装方式是，掩盖历史中不那么使人愉快的地方。他强烈反对在次世界大战后将前政府外交部文件悉数公开发表，甚至包括德皇在文件边缘上所做的亲笔批注。这位将军鼓吹应在历史领域使用欺骗手段，并以一句著名的英国格言作为结论：“有效即真实。” 军事史研究者对这一呼吁并不意外，他们奇怪的是这位将军似乎认为这是什么新鲜事物。具有“官方”身份的历史，天生就有所保留；再加一个“军事”的前缀，就很可能意味着双重的保留。史学史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伪装战术在应用于战场之前早就活跃在历史领域了。 虚假的历史不仅掩盖了本来可以弥补的缺陷和不足，还制造出虚假的信心，而虚假的信心正是军事史里绝大部分失败背后的原因。它是腐化军队的毒菌，其影响却广得多，时间也更早期，因为军事领导人的虚假信心一直是战争的推动力。 对真实的逃避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人们一直在重复彼拉多的话：“什么是真实？”而且是在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情况下。这句话一再被当作烟幕，以掩护个人的或政治上的伎俩，并掩盖对问题的回避。在深层的意义上，这也许是一个正当合理的问题。然而对时局的观察越久，我就越明白，我们有多少麻烦是来自于我们在方方面面都有的一种坏习惯，就是明明知道事情为真却偏要加以隐瞒或歪曲。这种歪曲和隐瞒的理由是效忠一种思想、一种雄心或者一种制度，而实际上，这种效忠是由我们自身利益所驱动的。 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充满了此类例证，帕斯尚尔战役也许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英国陆军元帅黑格在战前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动机和信念，即在1917年由英军从佛兰德发起进攻，要在美国人到来之前独立赢得战争。而当他准备发动攻势时，所有的情况都已发生改变，法军的主要将领也表达了深切的疑虑。由于他急于说服顾虑重重的英国内阁允许他实现其梦想，他隐瞒了所有他已然知晓的不利因素，并且极力夸大那些看起来有利的条件。当他在7月的后一天发起进攻时，关键的部分完全失败了。而他却向伦敦报告说，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就在那一天，天气变得糟糕，攻势也停滞不前。 因伤亡人数与日俱增而焦虑不安的英国首相亲自来到佛兰德视察时，黑格振振有词，说被俘虏的战俘身体状况不佳，正说明他的攻势已使德军疲于奔命。当首相要求到战俘收容所看一看时，黑格的幕僚就提前打电话过去，命令在首相抵达之前“将所有强壮的战俘都隐藏起来”。欺骗一直持续，直到牺牲了四十万人之后，这一攻势才得以消停。 在之后的几年里，黑格常常辩解说，是法国人的紧急要求以及“法军溃败的可能性迫使他发动攻势”。而第二年春天，当他的军队因精疲力竭而无法抵御德军的进攻时，他又开始指责英国政府。 黑格自认为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他缺乏自知之明。“帕斯尚尔”之所以成为不祥之兆的代名词，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自欺欺人的倾向，他因此鼓励部下欺骗他的倾向，以及下属报喜不报忧的“耿耿忠心”。对于这种善意的（未必是无私的）虚伪，帕斯尚尔战役可以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训。 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我曾经对上级指挥官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当我从军事记者的角度更密切地观察他们之后，我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大失所望。那么多看起来光明正大的人为了升迁可以不择手段，这真是令人伤心的发现。 在那些对我曲意结交的指挥官中有一位蒙哥马利-马辛本特，就是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Field Marshal Sir Archibald），他邀请我与他合写一本关于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书。当我们一起前往战场考察时，我发现他回避了每一个令他感到尴尬的地点。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他时任参谋长的第四军的战绩是多么的辉煌无瑕。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参与这项宣传工作。我发现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对那些碰巧与他在仕途上发生竞争的其他将领，他总是要贬损讽刺一番。 尽管没有我的协助，他后还是升迁到了军队的层，而在他任职期间，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陆军发展停滞的糟糕阶段。他出任陆军总参谋长之时，恰逢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就更加不幸了。艾恩赛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接任总参谋长一职，当他审核陆军装备缺口清单时不禁大吃一惊，以至于他指着办公室里蒙哥马利-马辛本特和他的前任米尔恩的画像激动地大喊：“这两个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人，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一判决对米尔恩来说过于残酷了。） 还有一个习惯影响可能更坏，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军官在即将升任将官时，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会对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守口如瓶，直到他们进入军队的顶层时再付诸实践。不幸的是，这种经过多年野心勃勃的自我压制的结果通常是，当瓶子终被打开时，里面的东西早已蒸发一空。 我发现，和政客一样，在军队的高层当中道义之勇也是相当罕见的。我同样惊诧于，那些显示出强度血气之勇的人往往缺乏道义的勇气。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们日益沉迷于个人的职业抱负——当不愉快的家庭生活使得他们过分地在意职业前景时，尤其如此。不过，另外一个降低道义之勇的主要原因是非工资性收入的缺乏，这使得各级指挥官为了保障子女的教育而不敢得罪上级。从德军将领对希特勒的顺从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因素。我更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曾见过它在英国是如何起作用的，尽管英国的环境远没有德国那么艰难。 正如我在我的回忆录序言当中所说，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是十分幸运的——虽然经常为官方提供咨询，但我从来没有接受官方的雇用或资助，因此在寻求真相和客观表达我的观点时也没有任何“利益追求”或“个人诉求”。根据我的经验，这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都来自于对其他利害关系的过度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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