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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国际海权史学经典著作。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展开，首先概述海上力量和海洋战略的传统概念，接着介绍海洋的经济等用途，探讨海权环境中的法律与经济限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海军发展，后修改和更新了马汉的经典论点，并对海权的未来作了预测，指出海权不会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目前，我国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全面发展海军强军之路，海军史研究显得越发重要，马汉“海权论”是与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麦金德“陆权论”比肩的经典理论，本书则进一步对此经典进行了修正。本书对今天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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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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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后马汉时代，未来几十年海权将会如何发展？在经历了全方位技术进步之后，未来的海权理论将会有全新的发展还是依旧大致遵循原有的规律？站在20世纪90年代，海洋思想家埃里克?格罗夫试图给出他的答案。本书对海权结构和成分进行了细致分析，评判和审视了国家之间的互动，预见了未来战舰船体形式可能的演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了海权基础、海军角色、分类体系三个理论框架，并对马汉不合时宜的旧观点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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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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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格罗夫，英国当代海权思想家。1948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1971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先后获得战争研究领域硕博学位。他先后在达特茅斯大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剑桥大学、赫尔大学、索尔福德大学、利物浦霍普大学等校任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航海研究学会副主席。作为海军史领域的权威，著有《自1945年以来的英国海军政策》（1987年）、《不服从的代价》（2000年）和《自1815年以来的皇家海军》（2005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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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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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序001
前言 尤里安?奥斯瓦尔德001
致谢001
部分 发展现状
章 当代世界的海权003
第二章 海上战略013
第二部分 海洋的功能
第三章 海洋的经济功能039
第四章 军事工具058
第三部分 不断变化的海上战争形态
第五章 武器系统077
第六章 作战平台124
第四部分 发展变化中的海权环境
第七章 国际政治和法律背景201
第八章 经济刺激与限制226
第五部分 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海军
第九章 和平时期的海军243
第十章 战争时期的海军258
第六部分 总结
第十一章 海权的未来：三个理论框架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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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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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世纪末期，马汉首创海权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拓展。海权理论研究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法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历来是战略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正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海权’是谁都想说，谁都可以说几句，但又很难说清的话题。”特别是现代海权与传统海权无论是本质内涵、构成要素，还是影响因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海权，实现海权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
翻译和推介西方海权理论经典名著是海权理论研究的基础工程，多年来学界同仁致力于此，这对于开阔海权问题研究的战略视野、梳理和廓清海权思想的脉络源流，裨益良多。我们在翻译出版《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海军思想的演进》《海军战略指南》《中等强国的海上战略》4部西方海权经典名著后，也在持续推进相关著作的翻译出版，其中就包括《海权的未来》。
埃里克?格罗夫先生所著的这本《海权的未来》，堪称海权理论研究的名著。与该书的初相识，是通过钮先钟先生的《西方战略思想史》，尽管其中对《海权的未来》介绍极为简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笔带过，但格罗夫先生提出的海权理论分析框架深有见地。彼时笔者正在撰写硕士论文，也是以海权为题，该书很好地启发和引导了笔者对海权问题的研究。对于该书的主要内容，笔者这里不想“画蛇添足”，进行过多赘述，相信读者阅后会有各自不同的收获体会。令笔者印象为深刻的是，格罗夫先生虽沿用了马汉分析海权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但在现代海权具体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又有诸多超越和创新之处。
作为曾长期关注“海权”问题的研究者，笔者这里借机也谈几点粗浅之见。研究海权理论，首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海权？国内学术界普遍将英文sea power翻译为“海权”，然而关于海权的确切定义，至今仍是见仁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英文sea power概念本身定义不甚明确。马汉在其著作中虽强调“海权”，但并未对海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sea power经常呈现不同的意义：（1）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 （2）生产、航运、殖民地（海外市场）的结合即为海权。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 388页。尽管定义海权相当困难，但对海权概念的研究从未停止。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里奇蒙认为：“海权是那种使它的拥有者能越过绵亘在他的国家或者盟友与那些他在战时需要进入的领土之间的广阔海洋，将陆军和商业投送到彼处，并阻止他的敌人这样做的能力。”著有《海军战略指南》的美国学者布罗迪认为，对海权的理解不应只停留在海洋上，海权绝不仅仅意味着战舰，如果飞机在战时控制海上交通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空中力量也是海权的一个工具。在布罗迪看来，海权应该是“国家能够在战时控制海上交通线的武器、设施和地理环境的总和”。按照这一界定，无论国家是从陆上、海上还是空中使用其力量，只要这种力量的使用是用来控制海上交通线的，那就应该是海权的一部分。格雷认为，只有在与陆权、空权等的对比中，才可以理解海权的含义。他并没有对海权进行明确的定义，但是指出了海权的几个特点：为国家或国家联盟所有；除内陆国外，所有国家都有在海洋的某些权力，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在海洋的军事实力；狭义的海权仅指海军，广义的海权包括海军、海洋商业、殖民地、海洋交通等。E.B.波特和尼米兹对世界海权史进行总结时写道：“海权诸要素并不局限于作战舰艇、武器和训练有素的人手，还包括岸上设施、位置良好的基地、商业运输和有利的国际联盟关系。”著有《海上战略与核时代》《21世纪海权》的英国现代海权思想家蒂尔强调，海权的概念显然大于陆权和空权。海权的力量源自海洋作为资源、交通媒介、信息传播媒介、统治载体的四个特征。海权既是投入的力量，又是产出的力量。明显的投入要素包括海军、海岸警卫队、广义的（民用）海洋产业，以及有关条件下陆军和空军的贡献。海权作为产出，主要指通过“在海上”或“自海上”的活动影响其他民族或事物的行为。这种定义下的海权关注的是产生的结果，是产出而非投入、目的而非手段。蒂尔引用朱利安?科贝特的观点指出，海权的要义在于，其固然关注海上活动本身，但更加关注这种活动对陆上形势会有何种影响。
当代西方的辞书词典中关于sea power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指一国的海军实力或通过海军控制和利用海洋的能力，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sea power解释为一国用来将其军事力量向海洋扩张的手段；二是指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二战以后，西方关于海权理论的研究和学术著作中sea power的概念多半基于上述两种解释。总的来看，由于海权本身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因此对于海权问题的研究也存在诸多视角，既有从海上战略、海军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的，也有从大战略、地缘战略、国际关系角度进行解读的。格罗夫先生这本《海权的未来》也主要聚焦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发展。
二是将英文“sea power”翻译为汉语“海权”后出现的理解认识上的偏差。中国古书中未发现有“海权”的概念。近代中国在译著中首次出现“海权”一词的，是1885年刊印的驻德公使李凤苞翻译的《海战新义》一书，该书谈及“凡海权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该书并未就“海权”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和解释。1890年，马汉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该书被迅速译成德、法、俄、日等文本。然而中国对此反应冷淡，直到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报》才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原作者署名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译者为日本人剑潭钓徒。《亚东时报》所载是据日文本翻译成汉文的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页。，这是马汉的著作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随后“海权”一词逐渐扩散开来，如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1912年12月，孙中山在给黄钟瑛的挽联中曾感叹“伤心问东亚海权”。国人当时对“海权”的含义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认为海权系指各国对所属海湾和领海的主权；另一种是广义上的理解，如肖举规所撰的《海军论》中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学者试图对海权进行定义，如国际法专家刘文宗先生认为“海权是由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对海洋形成的一种支配权力”。美籍华人伍承祖先生则将“sea power”理解为“海权国”，即拥有强大海军舰队及海上作战能力的国家。中国台湾学者赖进义先生认为：“基本上，权力没有使用之前应是资源的象征，用了之后能产生影响，便是权力。海权没有使用之前，是一种资源的表示，海军、商船、一支岸基兵力等等都可以是海权的象征，重点在使用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关于海权的著作中“sea power”还被广泛翻译为“海上力量”“海上实力”“海上霸权”等，国内词典辞书中尚未发现对于“海权”一词的标准解释。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国内对海权的一些理解认知与sea power的含义有所区别，有些方面甚至是大相径庭。笔者以为，对于海权的释义应把握以下几点：
，海权的概念内涵应忠实于“sea power”的原义，毕竟“海权”是舶来品。虽然“sea power”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扩大，但译为“海权”所蕴含的意义应有一个基本界定，即是力量、能力、实力和影响力的量度，或是指拥有这种力量、能力、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有些理解为法律层面上的“海洋权利”或是“海洋权益”在“sea power”的原义中并不存在。其次，应严格区分“海权”（sea power）和“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的概念。前者是指在大战略层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能力，而后者是海军战略领域内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享有海上行动的自由，同时阻止敌海上行动的自由；或实现海洋为己方所用而不为敌方所用的能力。
第二，海权本质上是一种掌控力和影响力。海权初只是力量和实力的概念，主要指军舰、商船、飞机、港口等有形要素，现代海权不应仅停留于海上力量或海上实力这种静态性、要素性、资源性的描述，而应进一步引申为运用资源和实力达成目标的艺术，关注的是国家通过在大战略层面对海上实力的发展和运用，生成对海上事务的掌控力，并由此产生的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影响力。这里的海权是一种“动态性”“能动性”“进取性”的概念，展现的是国家利用海洋、管理海洋、控制海洋的战略能力以及由海向陆、对陆上事务的影响力。
第三，对海上实力的发展和运用是海权的手段而非目的。传统意义上的海权聚焦于海上实力，建设和拥有以强大的海军、商船队和繁荣的海上贸易为象征的海上综合实力即为海权，而现代海权将发展海上综合实力本身仅看作海权的一部分、一种手段、一个路径，海权的终极目标是要形成掌控力和影响力，而这仅拥有海上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包括对海上实力的充分运用，才会生成对国家利益及国际威望有价值、有收益的“产品”。没有对实力的运用，就无法真正形成对海上事务的影响，这样的海权只有投入而无产出，只能是奢侈、昂贵的“消费品”，难以持久维系。
第四，海权根源于综合国力。尽管海权外现为包括海军、海洋产业、海洋科技等海上方向的综合实力，但其基础和源泉是综合国力，主要指支撑海权发展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总体实力。因为海权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且耗资巨大，没有相当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国家就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海军、造船工业、海运业和兴建港口设施，即使凝聚财力在短期内取得一些成效，但如果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支撑，往往是昙花一现后的望洋兴叹。许多濒海国家都渴望建立强大的海权，但受综合国力的制约，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如愿。
第五，海权具有鲜明的战略性、综合性、政治性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大战略层面的概念，其发展和运用是“国之大事”，需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谋篇布局、统筹推进，一些重大战略举措需要国家领导层亲自决策、亲自推动。同时，海权的发展和运用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很容易引起与强国、邻国的竞争和博弈，需要强化战略思维，综合考虑国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地缘环境，精心谋划运筹、反复权衡取舍，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方略。海权的综合性突出体现在其是涉海各种力量、要素、手段的综合发展和运用。现代海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包含客观物质要素，也包括维系和发展海权不可缺少的非物质因素；既包括海军、海上执法力量、海洋产业、海洋科技等硬实力，也包括海洋文化、海洋管理、海上安全合作等软实力。尽管海权本身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地、先天地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但其外现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彰显的是本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蕴含着较强的“排他性”和“强制性”。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对海权不同的目标追求，特别是因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不同，海权发展和运用的途径、目标及效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在霸权国家手里，海权自然会成为服务其称霸海洋、干涉他国事务的工具。对于爱好和平的国家而言，海权是壮大国家实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地区局势的有力武器。
期盼本书对海权理论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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