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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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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战略稳定的概念与政策辨析，沿历史发展纵轴，总结美苏（俄）战略稳定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案例分析，考察危机稳定性与大国战略稳定，进而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讨如何理解大国战略稳定的基本概念、构成条件及影响因素等。在国际战略格局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当前大国战略稳定的存在状态，为未来建立新的大国战略稳定关系提供可能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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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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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音，四川成都人，大校军衔，战略学博士，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国防部“军队外事工作咨询专家”，中国空间法协会理事，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协作专家。曾赴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赴荷兰皇家国防学院学习。多次参加中美战略安全领域磋商与对话。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军控安全与核不扩散、大国与周边安全问题等，公开发表中英文论著3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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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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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四、相关理论与概念界定/
第二章战略稳定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一、战略稳定概念的提出/
二、战略稳定概念的发展/
三、战略稳定体系的确立/
四、结论/
第三章对战略稳定的不同理解/
一、战略稳定概念辨析/
二、思考战略稳定的依据/
三、对战略稳定的不同理解/
四、对透明度的不同认知/
五、结论/
第四章战略稳定关系演进的案例研究/
一、从历史考察经典危机稳定案例/
二、从大国关系考察战略稳定案例/
三、结论/
第五章战略稳定关系的现状考察/
一、破坏战略稳定时代的开始/
二、不稳固的重返稳定时代/
三、令人担忧的不稳定时代/
四、变革中的未来时代/
五、结论/
目录0000 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第六章全球战略稳定的未来框架/
一、美苏（俄）战略稳定关系的启示/
二、新技术挑战对战略稳定的影响/
三、建立新战略稳定关系的可能路径/
缩略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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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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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稳定理论，属于经典的军备控制与安全战略范畴。从冷战开始，战略稳定主要由美苏两国处理战略武器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军控条约及后续安排实现。美苏通过以战略稳定为目标的双边对话、军控谈判、签约以及履约核查等机制化的安排，使两个超级核大国避免了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毁灭的核战争，同时使两国围绕核武器的双边关系保持了稳定，并最终稳定了两国整体关系。
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但全球核力量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旧保持了两极结构。美俄基本继承了美苏战略稳定的框架安排，即以“相互确保摧毁”和力量平衡为基础，以危机稳定性与军备竞赛稳定性为主要内容，以危机稳定、军备竞赛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为双方共同利益。这一战略稳定机制受两国各自的全球战略、对外政策及国内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推动或牵制。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美俄矛盾及美国退出相关军控条约的影响，这一战略稳定机制不断面临挑战。
在联合国承认的全球五个有核国家中，中国的战略力量一直保持克制发展，相关政策也一直保持延续性，既保证了自身安全，也为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以超级核大国美国为参照，中美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存在着明显差距。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相当长一个阶段，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实际存在于两国总体关系中，但其存在状态并非受到广泛认可的条约或机制安排，其在中美整体关系中也并没有成为特别引发关注的问题。在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里，随着美俄战略稳定关系的变化，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也出现在全球战略稳定图景中，战略稳定格局开始进入调整阶段。
第一章绪论0000 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战略稳定对中国而言是个“新”概念。从21世纪初开始，在中美涉及核战略核政策的对话与讨论中，间或出现关于中美战略稳定的说法，但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官方才首次出现关于中美战略稳定的正式提法。2010年，美国国防部先后出台《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核态势审议报告》，首次提出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战略稳定，并提议就战略稳定与中国进行对话。2010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http://wwwdefensegov/npr/2010；2010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wwwdefensegov/bmdr/docs/BMDR_101_MASTER_2_Febpdf美国在其重要的战略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美战略稳定，体现出美国愿与世界主要核国家对话以保持稳定关系的意愿。2013年9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小詹姆斯·诺西·米勒（James Northey Miller Jr）在第14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提出愿与中方就战略稳定开始对话。这也是美国防务部门第一次正式提议，愿推动中美就战略稳定开展对话。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系列安全报告中，也继续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稳定。详见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2018年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但是，美国官方和学界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概念界定、构成要素及维持途径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对此也没有建立一个较为统一和完整的思路。中方更未在公开的官方文件或报告中正式使用“中美战略稳定”的说法。
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进入关键阶段，这些变化同样对大国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战略稳定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点讨论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稳定关系在中美关系中不重要。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引发的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仍在进行中，国际军控秩序也在经历重大变化。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战略稳定体系能否保持传统轨迹尚待观察，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大国和最大的守成大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已呼之欲出。中美战略稳定不仅在双边关系中意义重大，也必将成为推动国际战略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大国战略稳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已有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这也有利于规范新的大国战略武器关系的稳定。近年来，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在中美全面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凸显，研究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现状，将直接服务于中国战略力量的合理发展，服务于中美战略武器关系。其次，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与中美军事及安全关系密不可分，与全球战略安全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全面考察中美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有利于提升大国军事与安全互信，增加透明度，防止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抗，稳定大国军事与安全关系。再次，中美同为有核国家，也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构建一种更加适应新的安全环境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框架，有利于中国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有利于推动美国限制使用核武器范围的政策导向，也有利于中美双方战略力量对比的稳定性，从长远看，将对大国的整体战略互动与全球战略态势走向起到积极作用。
本书试图通过对战略稳定的概念和政策辨析，沿历史发展纵轴，总结美苏（俄）战略稳定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一定形式的案例分析，观察当前大国在全球战略稳定体系中的存在状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在当前及未来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如何界定大国战略稳定的基本概念、构成条件及影响因素等，同时就建立未来更加稳固的大国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一些可能的途径。
二、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关于战略稳定关系，国内直接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涉及的间接研究成果，包括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背景、核战略、核政策等，主要集中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论著、传记、年谱与回忆录中，如《毛泽东军事文集》《周恩来传》《聂荣臻回忆录》《张爱萍传》和《钱三强年谱》等；以及核工业部编撰的《秘密历程——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李觉等编撰的《当代中国核工业》、谢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依据是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对史料的梳理，具有史料研究价值，但重点不在学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中美形成相互威慑态势。在美国，有关中国核战略的公开讨论逐渐增加；在中国，就是否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也有过一些讨论。例如，徐光裕撰写的《核战略纵横》一书，提出中国应采取“有限核威慑”战略；杨旭华、蔡仁照撰写的《威慑论》，提出增加一定的战场作战能力以增强核威慑能力等。但总体而言，这些讨论还是以常规武器的战略、战术思路来考虑核武器问题，并没有从核武器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殊性入手来开展研究，也没有改变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在核战略政策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流意见。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核武器与军备控制领域的专业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一部分涉及军控安全与战略稳定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大量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论著中，但也有一部分专著、论著已取得相对系统和专业的研究成果。例如，潘振强主编的《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较早向国内引入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的专业知识，为我国战略武器与战略稳定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姚云竹的《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系统分析梳理了美国的核威慑理论与核战略演进，对核领域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朱明权、吴莼思、苏长和的《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探索了中国和美国的核政策，将中国的核试验与中国核力量发展放到中美核关系演变的大背景中考察，提出核武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威慑，并通过威慑保证稳定关系，而不是将核武器真正用于战争；该书的研究成果部分涵盖了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张曙光的《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依据美国外交和安全档案，较早将中国的核试验与中美核关系置于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整体框架下，深入考察了美国对华核战略的演变。王仲春的《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将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与美、苏（俄）、英、法作比较，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防御等。此外，一些学术论文也涉及中美战略稳定，如胡礼忠的《中国的核试验与中美核关系：中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评论》，邓峰的《艰难的博弈：美国、中国与朝鲜战争的结束》，赵学功的《核武器与美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等。
进入21世纪，国内对核问题的研究再次兴起，但大多数学者更关注于新世纪中美大战略博弈，对中美战略武器关系本身研究较少。值得关注的是，在战略军备控制领域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刘华秋主编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和李彬的《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对军备控制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国和美国核政策、核战略与力量发展的专著，如孙向丽的《核时代的战略选择——中国核战略问题研究》，从中国研发核武器的历史背景、战略思想脉络及学术理论支撑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核政策、核战略，梳理了可能影响中国核战略的各种要素。李彬、赵通主编的《理解中国核思维》，从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维度考察了战略武器和战略武器关系的问题。国内对战略稳定关系的专题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目前可查找到的学术论文相对有限，主要有李彬、聂宏毅的《中美战略稳定性考察》，樊吉社的《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问题》，鹿音的《如何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吴日强的《构建中美核武器领域战略稳定》，王志军、张耀文的《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构建、分歧与对策研究》以及罗曦的《美国战略威慑体系的调整与中美战略稳定性》等。这些论文尝试从经典军控理论出发，结合新的安全形势及新技术挑战对战略稳定关系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军备控制专业的应用性强，与军控相关的理论研究离不开来自军控领域的直接实践，而中美就战略稳定展开的互动与实践又非常有限，故国内尚未形成关于中美战略稳定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此外，关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军事与安全意义、历史脉络以及在新安全环境下的分析解读等，也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的专业研究要早得多，其中也有部分是关注中国的核力量发展与中美在战略武器领域的政策互动的研究。美国对战略稳定的直接研究以及对中美战略稳定的间接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对战略稳定的直接研究广泛出现在学术期刊中，而当时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等曾推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核问题的研究论文。对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的全面理论研究，首推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的著作，其《冲突的战略》《战略与军备控制》及《军备及其影响》等理论著作，属于理解战略稳定与军控安全的经典书目。对战略稳定与军控实践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是约翰·纽豪斯的《苦寒的拂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内幕》，虽然是讲述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专著，但其中对美苏战略稳定实践及与中国有关部分的论述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后，美国学术界又出现过一个研究中国核问题的高潮。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研制战略武器决策过程、人才与机构建设及其历史意义的著作，应当是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Xue Litai）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冷战后，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Cordon Chang）的专著《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首次对美、苏、中三国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尤其披露了这一历史时期美国曾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以及苏联也有类似的考虑等。上述研究成果主要以研究中国的核力量、核政策、核战略为主，同时讨论中美在核领域的互动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美国、中国和原子弹》《美国和中国核武器计划（1960—1964）》等专题研究中美核关系的文献。同期，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国家安全档案馆合作，于1996年编辑出版了关于美国对中国开发核武器政策的文件集。1998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高级研究员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出版了《基辛格秘录》，首次披露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执政时期，中美在核军控问题上对话的详细内容。此外，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NSA）也有一系列关于中美核战略武器关系的文献。
美国对外开放的网上学术资料，也有一部分涉及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文章，更多的是从专业军控研究出发，涉及此内容的学术项目论文及智库报告近年来也不断涌现，数量颇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前防长佩里（William Perry）牵头撰写的《关于保持中美战略稳定的报告》，埃尔布里奇·科比（Elbridge AColby ）和米歇尔·基尔森（Michael SGerson）共同编辑的论文集《战略稳定：争论中的理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贝尔弗中心发表的俄罗斯学者安德烈·科科申（Andrei Kokoshin）的《确保过去和现在的战略稳定:理论和实践问题》，菲奥纳·坎宁安（Fiona SCunningham）和傅泰林（MTaylor Fravel）合著的论文《确保相互报复：中国的核态势与中美战略稳定》等。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本书主要研究战略稳定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与实际存在状态，即从战略稳定的经典军控理论出发，研究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变化过程，考察美苏（俄）战略稳定的发展态势，探讨战略稳定关系中的新因素与新变化，以及中美之间实际存在的战略稳定关系，进而分析研究此战略稳定关系是否可能具有更为合理的框架。具体而言，试图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追溯传统战略稳定理论的概念形成，以此作为全文逻辑起点，考察该理论逻辑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于当代大国关系之中；第二，大国对于战略稳定的理解与认知存在哪些特点和区别；第三，案例分析历史上美苏（俄）战略稳定中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是否还出现过事实上的其他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战略稳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第四，大国战略稳定关系当前处于何种状态，有哪些关乎战略稳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第五，基于美苏之间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启示和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实际状况，为构建新的大国战略稳定关系提供理论框架与可能的实践途径。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运用比较、演绎、归纳、系统分析及相关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全球战略格局的视角，沿历史脉络对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并着眼大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研究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此外，通过赴国内外相关机构进行调研，以及采用文献评估法（主要对官方文件、报告，学者的研究专著、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等文献进行评估）、专家调查法（访谈具有代表性的安全领域内专家，获得他们对涉及论文主题的具体看法，然后进行归纳和总结）等方式，着力提高本书材料及观点的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在于，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梳理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新因素，重点分析大国力量格局的新变化，从而为传统的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探讨新的出路。作为冷战期间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冷战结束后，也基本保留在美俄双边关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体系正面临逐步瓦解的重大危机：《反导条约》废弃时日已久，《中导条约》2019年被退约，2020年11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美俄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后续统一使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21年初到期。冷战时期基于条约安排的大国战略稳定体系已经很难找到新的条约支柱，且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围绕中导的研发与部署有可能再次引发大国军备竞赛及相关地区的安全危机。在肯定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历史价值的同时，需要立足于大国战略竞争性突出的国际安全环境，为当前和未来的大国战略稳定探索更适应时代需求的理论依据，进而推动大国实践。
本书的另一个创新点（也是难点）在于，努力探讨解决一些基础性问题，即厘清中美之间是否实际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稳定关系在当今大国战略稳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时探讨未来建立适应国际安全环境发展趋势的大国战略稳定关系，应包含什么样的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框架，以及这一框架如何发展才能够真正有利于大国战略稳定和国家关系的整体稳定。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引发全球关注，甚至有学者认为世界新两极格局已经开启。最早明确提出“两超多强说”的是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后来参与进一步讨论的还有国际关系学院林利民教授等。参见林利民、王轩：“试析中美‘新两极’结构及其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1—12页。中国的战略力量必将受到更大的关注。在大国战略稳定的棋盘中考虑中美战略稳定，也必然成为传统战略稳定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新产物。中美战略稳定之所以是“新”概念，一方面是美国官方直到2010年才在其《核态势审议报告》与《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中美战略稳定的官方表述，随之而来的官方实践也刚刚起步，美官方2013年首次向中国提议就美中战略稳定问题开始交流。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虽然中美防务部门已在对口磋商对话中开始就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进行探讨，但中方尚未在公开的文件中正式使用这一概念。中方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也很有限。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调整、双方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全球核态势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关于如何看待中美战略稳定，成为中美之间越来越引发关注的问题。
四、相关理论与概念界定
由于在正文中专门涉及战略稳定理论的溯源与辨析，绪论中不再单独解释战略稳定的概念与理论，而重点列出其他直接相关的理论、术语及其定义。这些相关定义有理论界达成共识的一面，也有存在争议的一面，本书尽量依据存在共识的内容作为讨论基础。
战略：对于战略的概念讨论主要集中在范畴上，战略只属于军事范畴，还是包含更大的范畴，分歧一直存在。但战略的本义即具备长远性、稳定性，确定后不可随意更改的特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对战略的定义是：（1）军事战略的简称。筹划和指导战争的方针和策略。分为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2）泛指关于全局性、高层次、长远的重大问题的方针和策略。如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具体讲，战略是对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在军事力量运用方面，既要筹划和指导战争，也要筹划和指导非战争军事行动；既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对抗，也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合作。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既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的整体建设，也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各要素、各部分的建设；既要筹划和指导打赢战争的能力建设，也要筹划和指导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既要筹划和指导当前建设，也要筹划和指导长远建设。肖天亮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简言之，战略是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策略。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威慑理论：威慑一词是核时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关系或战略理论著作中没有这个词。威慑理论认为，有效核威慑需要不断进行高投入的技术革新，也即核武库的现代化，通过有计划地提高安全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来维持国际战略稳定；由于威慑成功与否取决于潜在的进攻者的认知和评估，所以威慑既是军事技术概念，也是一种“心理—政治”概念。威慑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威慑的可信性。当威慑的基础是建立在足以给进攻者以“难以承受的打击”的军事力量之上，同时又有明确的意图和坚定的政治意愿来实施这种惩罚时，威慑才是最可信的。核大国依靠威慑防止自己或盟友的重大利益受到核攻击，但也需要常规防御能力来对付常规军事威胁，以便在一些核威慑可信性很低的地区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379—380页。
第一章绪论00 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相互威慑概念是古典均势概念进入现代后的形式。人们通常认为，均势并没有为外交政策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因为均势是不确定的（缺乏衡量相对权力的可靠标准），而且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国家不满足于实现均势，而是寻求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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