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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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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题作者是国内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界的知名学者，选题涉及的研究*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般格局，将“文献编目”、“稀见文献选编”和依历史线索梳理的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目前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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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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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编目》完整地整理出了晚清至民国现有文学理论文献的刊发和出版的时间、出处等基本信息，为进一步的研究解读提供清晰的文献指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整理的空白，并且初步描画出了现代文学理论演进的具体历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为大学中文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学者和教师，以及中文专业的本科学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用以在现有教材学习的基础上开拓视野，深化和拓展相关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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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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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盛（1968- ），男，湖北省十堰市人，2002年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及文艺学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已在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及重点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研究工作，另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社科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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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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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学基础理论报刊文献
1857年（咸丰七年） 3
1873年（同治十二年） 3
1874年（同治十三年） 3
1875年（光绪元年） 3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3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3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4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4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4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6
1904年（光绪三十年） 8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10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12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4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16
1909年（宣统元年） 18
1910年（宣统二年） 19
民国文学基础理论报刊文献
1912年 23
1913年 24
1914年 26
1915年 30
1916年 33
1917年 36
1918年 39
1919年 45
1920年 54
1921年 63
1922年 74
1923年 87
1924年 96
1925年 104
1926年 115
1927年 124
1928年 133
1929年 149
1930年 166
1931年 180
1932年 192
1933年 205
1934年 224
1935年 247
1936年 269
1937年 288
1938年 299
1939年 306
1940年 314
1941年 328
1942年 343
1943年 353
1944年 367
1945年 376
1946年 383
1947年 396
1948年 409
1949年 421
晚清文学基础理论著译文献
1902年 429
1903年 429
1905年 429
1906年 429
1907年 429
1908年 429
1910年 429
1911年 430
民国文学基础理论著译文献
1912年 433
1913年 433
1914年 433
1915年 434
1916年 434
1917年 434
1918年 435
1919年 435
1920年 436
1921年 437
1922年 439
1923年 440
1924年 443
1925年 446
1926年 449
1927年 452
1928年 454
1929年 459
1930年 465
1931年 473
1932年 478
1933年 482
1934年 488
1935年 493
1936年 498
1937年 505
1938年 510
1939年 513
1940年 517
1941年 521
1942年 524
1943年 527
1944年 530
1945年 533
1946年 535
1947年 538
1948年 542
1949年 546
参考文献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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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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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个面相
有学者曾将中国文论之现代转型的源头追溯至梁启超的工具主义式政治书写与王国维的自主主义式审美书写两种基本理论模式的确立上，[ 参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而富于洞见的。但仅仅停留于此，也容易陷入“革命/审美”式此消彼长的既定思维框架之内，进而忽略或遮蔽了以其他形式存在并延续着的“文论”探索向路。事实上，晚清时代中国“文学”思想的转变，首先应归因于由日文“文学”一词逆向输入汉语语境之后所带来的多重层面的变化与重新定位。作为日制新词的“文学”，[ 参[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后，一直在寻求能够得以生根的土壤，以便获得必要的本土理论资源的滋养与护育。由此，对于“文学”之特性与功能等的界定就成为晚清学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概而言之，晚清有关“文学”的理论阐发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路向：一是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可视为现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头；二是刘师培的“修辞/文章”论，可归为文学之“语言/修辞”研究的一路；三是王国维的超功利“诗性/审美”说，已被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发端；四是梁启超的“文以致用”论，沿袭并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虽然与传统时期已经有了迥然的差异，但文学思想上对于人文学、修辞学、审美论和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重心的趋向与选择，与晚清时代所确立的基本路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也正是由这四种基本的路向共同建构呈现出来的，只不过因各自形态的或隐或现而常常容易被忽略或遮蔽而已。
一、“人文/文化”研究
在晚清学人中，章太炎一直被公认为传统“经学”的末代大师。一般认为，章氏治“经学”宗于“汉学”考据，以“小学”为本，实际上忽略了章氏在西学影响下对于传统“经学”的根本性改造。这种改造的核心表现，一是借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章太炎译，商务印书馆，1902）中所阐发的“创造进化”思想确立起了重建“民族学术”（即所谓“国学”）的自觉意识；一是不再独尊“儒学”为唯一正统，而将“诸子”并列为民族文化的正源（儒学只是文化取向之一种）。前者呼应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后者转换的则是“知识”的一般形态（区别于传统的儒学、道学、经学、理学、君学等）。章氏曾明确表示：“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年第10号，1909年11月。]其于1910年刊行于日本的《国故论衡》即是以“小学、文学、诸子学”三个部分的结构设计而成的，其中的“文学七篇”可以看作是由“语言”向“真理”的过渡，“文学”以“小学”追溯其语言源头，而以“诸子”为“文学”之旨归，即所谓“钩汲眢沉”以“熔冶哲理”。正是基于这样的知识设计，章太炎才给予了“文学”一个总体的定义。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页。]章氏所定义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之学”——即研究“文”的形制、原则的“学问”——既包括“说/写了什么”（思想观念），也涵盖了“怎么说/写”（语言）和“为什么说/写”（作为缘由流脉的历史依据）。这里的“文学”虽然表面上借用的是日制新词的“文学”，实际呼应的却是汉语语境中“文章博学”的原初意味，而且特别强调“文”属于“人”留下来的“痕迹”，这样就打破了偏于辞采的“彣（纹）”与循于规矩的“章（彰）”之间的界限，同时与汉民族所固有的“人文/文史”传统形成了对接。
中国传统学术一直遵循的是以儒家“经学”为主脉的思想取向，到清康熙时代才出现了“经、史、子、集”分类并举的格局，但仍然是以“经学”为核心的。章学诚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以“六经皆史”相号召，将“经学”重心转移到了“史学”上（仍保留儒家的中心地位），章太炎则更进一步，视“子学”为学术之最高范畴，“诸子并举”动摇的正是“儒家”正统的中心地位，这一点确实属于章太炎的“创举”。回到先秦诸子有利于重新展示中国“人文”传统多重路向并存的丰富面相，而以“文字/痕迹”本源为基础，经“言说”以明辨“真理”的构想，与西式语言哲学之“言说/存有”论的思想模式并非完全没有通融之处。只不过遗憾的是，章太炎只专注于“族裔同声”层面上的追本溯源，尝试以恢复民族“本真言说”（原初“国语”）来重建汉民族的精神统系（道统与学统），最终就只能退回到“复古”的老路上去了。所以，胡适才评价说，章太炎的“文学”定义推翻了“古来一切狭隘的‘文’论”。但是，“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必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 胡适：《文学论略·序论》，章太炎：《文学论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5年，第1、7、11页。]
章太炎之“文学”定义的关键启发在于，如同“天文（天相）”“地文（地貌）”所呈现的“痕迹”一样，“人文”即“人”所留存的“痕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著于竹帛”及金石纸木等载体物之上的“文字”，研究这些“所著所作”即为“文之学”，这一定位倒恰与西文“Literature”词源意义上的“著述/书写/文法”之意[ 参[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暗相吻合。而且，就目前东西方学界已经普遍认可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来看，以“文学”为平台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纯文学”的既定范畴，开始向多重维度形成辐射式的“跨界”延伸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章太炎所开辟的“大人文”视野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重新重视。
事实上，自章太炎以后，以“文学”面貌出现的现代形态的“人文”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胡适自身以“文学”求“真理”的思路与章太炎即有暗相呼应的意味，朱希祖所谓的“文学为人类思想之枢机”，[ 朱希祖：《文学论》，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页。]谢无量的“大文学史”观，钱基博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构想，程千帆在其《文论要诠》（初名《文学发凡》）中对于章太炎的推崇，钱穆对于“文学/文化”实乃“一体两面”的定位，乃至徐复观对于“文学”与“心灵世界”关系的探索，等等，其中都可以窥见超越于“纯文学”之外的更为博大的“人文”关怀。自章太炎以降的“人文/文化”研究并没有因为学科的界限而消逝。
二、“修辞/文章”研究
与章太炎并为晚清“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是刘师培。章太炎认为，“文”在其本源意义上就是“著”，“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0页。]也就是说，“文”所强调的既不是“润色”，也不是“采饰”，“文”之所立，重在“明道”而不在修饰。但刘师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典籍称之为“经”，正是出于“编织”的结果，即孔颖达《左传》注疏中所谓“经纬相错乃成文”。所以，“文”者“纹”也，真正的“文学”恰恰需要“修饰”。刘师培认为：“散行之体，概与文殊。……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0页。]刘师培对于“文学”的定位源于阮元的“沉思翰藻”，“沉思”即言之有物，思有所得；“翰藻”则要求将所思所得用最为恰当的方式传达出来。以“沉思翰藻”为标准本于《文选》，依萧统的说法，《文选》不收经、史、子之类的著述，因为它们不属于“文”；凡“文”，不只是要求有所悟得，更需要富有文采，所以入于《文选》的篇章，主要以“赋”为主。阮元虽然将“沉思”与“翰藻”并举，其实重点倒是在强调“翰藻”的音韵辞采，张之洞称其为“摹高格，猎奇采”（《轩语》）；不务实际，专注于追求赋陈华丽，奇辞异譬，由此，修辞层面的“装饰性”就成了衡量“文”之高下的核心尺度。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有言：“中国文学，至于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 刘师培：《论文杂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据此，刘师培认定，“文”在魏晋六朝之所以能够崛起，正是出于“文”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华采”“藻饰”的“纹/彰”的自觉意识，而这种“修饰”才是前代之“文”得以流传的根本，同时也是“文学”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文选》之于刘师培才显得至关重要。与周、汉时代相比，六朝“文学”空前繁荣，既有以“美饰”为目的的诗赋骈文，也有以实用为特征的论传奏记；唯其纷纭错杂，才会出现“文”“笔”之辨或“韵”“散”之分。刘师培重“沉思翰藻”的《文选》一途，倒确是在突出“文”的“修辞”特质。在“文”的基本定位问题上，刘师培以“修饰”为准绳与章太炎及桐城文法划出了界限。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彰韵律”而“轻文字”似乎有以“语音中心”抵制“文字中心”，即以“声音”而非（章太炎式的）“书写”来辨别其是否属于“文学”的意味，这一点实际也可以看作是“辞达”（载道）与“翰藻”（采饰）的分界。“辞达”者立意在“明道”，多以“尚质/朴实”为目标，章太炎所崇尚的“魏晋文”，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及后续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等，都可成为研习“辞达”一路文章的“典范”（以“考据”为本借“辞章”达于“义理”并兼及“经济”）；“翰藻”者偏于性情，除了自身所固有的天分才干以外，更需要显示出创造性的语言组织能力，所以更重视语词表述自身形式上的“美感”，萧统的《文选》即被此派中人奉为楷模。吉川幸次郎认为：“尊重理智的修辞决定了成为中国文学中心的，与其说是所歌咏之事，所叙述之事，倒不如说是如何歌咏、如何叙述；换言之，往往常识性地理解文学素材，却依靠语言来深切感人，这可说是中国文学的理想。”[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陈顺智、徐少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页。]在清季学人中，刘师培的文学理念确有创见，他至少使人对骈俪之文所蕴涵的“形式/修辞”特性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但遗憾的是，与阮元持论相似，刘氏过于强调“文辞”自身在音节、韵律、骈偶等表层形式上的“美”感，所以只能形成一种“翰藻”有余而“沉思”不足的理论格局。加以“附逆”之举及易顺鼎、樊增祥等人的骈丽赋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刘氏之说一直为新、旧各派文人所诟病。
刘师培所偏重的以“文章”为“文学”的路向可以看作是对章太炎的“无所区分”的“文”的定位的反拨。出于多方的抵制，《文选》一派在清末渐至颓逝，但从“修辞/文体”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思路却一直有所延续，汪馥泉的《文章概论》、马宗霍的《文学概论》、蒋祖怡的《文章学纂要》等，所取的也正是这一路径。在充分汲取传统“文章学”资源的基础上，最终奠定了后世“文学语言学”及“文学修辞学”的学理基础。
··········
文学理论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不单纯是一种形式上的知识聚合，本丛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在合理利用学术前沿的最新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朴学与经典解释学方法的经验；融搜证、校注、辨伪、辑佚、考订等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知识考古学”的“知识还原”“现象解释”为一体。力求探索出一条现代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全新途径，以便为其他类型的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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