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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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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许钧教授耗时三年，与季羡林、萧乾、草婴、许渊冲、李文俊、杨武能等二十余位翻译大家展开对谈，就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畅谈经验与体会、看法与观念。文学翻译的精妙，在交谈中一一揭示。而从这些谈话中，也可一窥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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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季羡林，萧乾，文洁若，叶君健，陈原，草婴，方平，许渊冲，屠岸，江枫，李芒，赵瑞蕻，杨苡，李文俊，吕同六，杨武能，郭宏安，罗新璋，施康强，林一安……
翻译的动机、目的、任务、性质、地位和作用，影响翻译对象选择的因素，翻译的标准与原则，翻译的过程，翻译的主体性，翻译的再创造，原作风格的再现，形象思维与形象再现，形式与内容，神似与形似，文学翻译批评……
在20世纪末，许钧教授就文学翻译的诸多基本问题，有针对性地与中国当代较具代表性的二十多位杰出翻译家，通过对谈的方式进行深入探讨，让翻译家们畅谈各自文学翻译的独到经验、体会和见解。20世纪萦绕于广大文学翻译者心头、在中国翻译界争论不休的大多数主要问题，所涉及问题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几乎都得到了探讨和阐发。
本书以独特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做了一次梳理与总结，为文学翻译实践的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切实可行的经验，在中国文学翻译史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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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钧
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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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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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传统与创新——代引言 /许 钧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季羡林 许 钧
谈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 /许 钧 罗新璋 施康强 袁筱一
翻译，再现原作的再创作 /李 芒 许 钧
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 /许渊冲 许 钧
“信达雅”与“真善美” /屠 岸 许 钧
“翻译这门学问或艺术创造是没有止境的” /萧 乾 文洁若 许 钧
“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 /吕同六 许 钧
自设藩篱，循迹而行——谈翻译风格 /郭宏安 许 钧
形神兼备：诗歌翻译的一种追求 /江 枫 许 钧
翻译与创作 /赵瑞蕻 杨 苡 许 钧
翻译也要出精品 /叶君健 许 钧
翻译的得与失 /方 平 许 钧
漫谈文学翻译主体 /杨武能 许 钧
“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翻译” /草 婴 许 钧
译者应该有多种“套路” /李文俊 许 钧
语言与翻译 /陈 原 许 钧
拉美文学的介绍与翻译 /林一安 许 钧
译书天下事 得失寸心知——关于《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 /赵瑞蕻 许 钧
跨世纪的“翻译漫谈” /许 钧 王理行
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许 钧 袁筱一
从“梦想”走向现实 /许 钧 袁筱一
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与R.阿埃瑟朗教授谈翻译研究 /许 钧 R.阿埃瑟朗
翻译释意理论辨——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 /许 钧 达尼卡 · 塞莱斯科维奇
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许钧教授访谈录 /尚 岩 许 钧
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谈 /许 钧 韩少功
语言总在找寻唯一 /罗望子 许 钧
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出翻译大家——许钧教授谈文学翻译 /许 钧 田志凌
关于翻译与外语学习——许钧教授答黄昊同学 /许 钧 黄 昊
内审以自强：一个翻译家的省思——专访翻译家许钧教授 /李 南 许 钧
翻译家是孤独的——《无知》译者许钧访谈 /鲁 刚 许 钧
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许钧教授访谈录 /穆 雷 许 钧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许钧教授访谈录 /朱 竞 许 钧
翻译是爱，是理解，是历史的奇遇——许钧教授谈傅雷与翻译 /刘 琨 孙世杰 杨 秀
阅读勒克莱齐奥，理解勒克莱齐奥——答《楚天都市报》 /许 钧 周 洁
理解让-马利 · 勒克莱齐奥——答《中国新闻周刊》 /许 钧 丁尘馨
后记
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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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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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许钧翻译论丛”总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 45年了。回想这 4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是翻译。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厚爱，系列推出我的翻译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许钧翻译论丛”记录的就是我 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的构建力量。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余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发表了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提倡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译中努力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30多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 30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本论丛所收入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方面探索的结晶。
事实上，从最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回顾我的翻译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也不断深入，《翻译论》《翻译学概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傅雷翻译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现了我和翻译界的同仁在翻译理论、文学译介与翻译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鉴于此，这一论丛是开放性的，我会加倍地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有关翻译研究的新成果。
许钧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黄埔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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