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模式的兴起
再来看看中国与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便开始把在工业、农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享给其他刚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作为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国际合作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中国合作模式”。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后公报》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同时也提出了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在新中国的不同时期,中
国政府对与非洲国家合作的理念和方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整体而言,依然严格遵守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出访非洲10国期间所宣布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因陷入经济危机不得不接受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和私有化改革。当时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因认为非洲没有投资价值了,纷纷撤资,并停止了大多数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生产能力的合作项目。西方国家政府对非洲的合作理念转变为以推行民主建设、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政治与社会援助为主,其核心价值主张是让贫困人口也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与此同时,中国将自己作为苏联、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受援国所积累的经验与心得进行了整理再分享给非洲国家,其目的是通过协助非洲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作为回报,中国可以对非洲合作国家的天然资源进行开发。
随着非洲国家私有化浪潮的兴起,因担心非洲合作国家无法持续运营,对于自1960年合作发起的项目,中国对其中涉及的投资和援助的生产性项目进行了调整。中国企业开始通过与非洲合作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合资,使原来具有援助特性的项目转变为可盈利的合作项目,挽救了这些企业,使其免遭出售或者遗弃,例如在马里的糖果工厂、几内亚的烟草工厂、坦桑尼亚的鞋业工厂等这些原来的生产性援助项目。1995年后,中国开始把投资、贸易与援助结合,并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提供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贷款。中国在非洲的合作项目由商务部和外交部评估,由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中国进出口银行(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EXIM Bank)、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CDB)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ADBC)三大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后由中国企业通过招标的形式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
基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的经历,中国和海外学者开始对“中国合作模式”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蓬结合对海外援助的主题、动机和内容,把海外援助定义为:“一国或国际组织以从事公益或促进发展的理由或形式,在实际不排除私益目的的情况下,向另一国或组织(含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优惠或自愿性资金或资源转移。”张海冰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合作机制形容如下:“以援助促进发展,以发展促进合作,终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其核心是中国通过援助非洲来培育一个更稳定、更繁荣的非洲,再与其展开更多的合作,共同发展。”张永蓬在其对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中国与西方在援助非洲方面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在多方面具有互补性。他认为,中国的援助模式也具有国际借鉴意义,主要因其执行直接、手续简单、不附加政治条件、体现平等,而且援助的形式以实物援助、资源转移为主,避免了腐败环节,使援助对象直接受益。
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其著作《龙的礼物》中,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政策、方法和实践,并以纺织业、皮革业、汽车制造以及大量的基建设施工程为例,来证明中国破坏非洲的工业基础一说并不成立。她认为中国靠自身的能力成功地使数亿本国人脱贫,而这几十年来西方对非洲的支持没能实现非洲的复兴。因此,中国可以向非洲国家政府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a在援助理念方面,黛博拉认为,中国自1972年开始接受日本的援助,到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的74个大型合作项目打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工业现代化基础。日本向中国提供设备、技术和贷款援助,以换取中国的石油、煤矿和商品。通过这种合作形式,中国在不浪费稀缺的外汇资源情况下,获得了日本的先进技术并强化了工业基础,形成了一种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提升的双赢合作模式。
瑞典学者佩尼·戴维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在非洲的新角色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戴维斯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介入已经改变了原先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援助模式。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与中国积极探索三边合作来协调,还建议发达国家批评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的同时,需要以身作则,例如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以及规范贷款审核与审批的流程。该研究也给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尤其是中国主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很可能造成非洲受援国政府对援助支配不当,从而引起民众对中国的偏见与批评。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跟非洲国家的合作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当前对非洲国家的合作理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坚持帮助合作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对比1964年提出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可以看出,中国在与非洲60多年的合作中延续了相同的理念,即在不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情况下,帮助其自力更生地实现发展。
关于本书
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本书能成为研究摩中关系的学者和高校学生的参考资料,同时为决策者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为完成本书,笔者查阅了大量与摩中合作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事件、人物、协议等。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非中学者能注意到目前西方学者依照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适用于研究中非合作的新局面。因此,本书将通过分析摩中在政治、经贸、文化与援助等方面的合作,来识别两国合作过程中的互惠特征,终引起关注非中合作的智库、学者和决策者对研究符合非中合作先进理论的重视,而该理论一定需要符合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非洲国家对平等相待和互惠互利等原则的期待。
摩中关系的原始研究材料十分匮乏而稀少,笔者在长期进行摩中关系研究期间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并在本书编校过程中进一步优化,趁本书出版之际分享给摩中学者,期望可以为他们在摩中合作关系的研究方面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文献。
本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主要为图书、期刊、中摩两国政府间签署的主要双边协议、政府资料、官方新闻以及媒体报道。图书和期刊主要来自中外学术数据库和自购;双边协议以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为主;政府公布的资料从两国政府各部门的门户网站获取,在这里不得不称赞摩洛哥外汇管理局和摩洛哥规划局定期公布的有关摩洛哥经济和对外合作的状况与数据;官方新闻主要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为主,在这里向这两家中国媒体表达深的感谢。在尚未发现《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之前,笔者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盲点,而如今借助数据库,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交流历程可谓一清二楚。笔者浏览自1949年12月11日条有关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报道一直到2016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成功访华的报道时,内心被深深地感动了,也重新认识到摩洛哥与中国两个文明古国的合作关系确实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团结一致基础之上;后笔者在编写有关经济与贸易内容时还借助了摩中一些私营媒体对摩中经贸合作核心人物的采访与报道。
附录包括摩洛哥概况、摩中合作60年间签署的主要合作文件汇总表、两国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的范本、2000年至2018年中国对摩洛哥援助及优惠贷款数据汇总表和笔者在中非智库论坛第八届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稿。
摩洛哥概况主要是向中国读者介绍摩洛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以及摩洛哥国家发展战略;关于两国签署的合作文件,笔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从不同的渠道获取,里面的许多内容还需相关学者继续进行挖掘和分析,相信会为今后摩中合作提供富有价值的依据;为了让读者真切了解两国之间签署的协议,另外附上197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政府长期贸易协定》和2010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0年至2013年执行计划》;笔者从摩中两国参与援助的部门层面入手,着手将2000年以来的政策、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等相关正式文件进行整理,收集了大量的二手资料,再结合笔者对援助项目的实地调研,后经过归类,建立了2000年至2018年中国对摩洛哥援助的数据汇总。
本书的页面脚注引用资料是另一特点。考虑到本书中关于摩洛哥的人物、机构、地名、会议等信息,采用了阿拉伯语或法语的中文译音,缺乏字面意义的内涵,这对使用汉语阅读的中国读者来说将形成较大的困难,因此决定附加相关的中文简介。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中文版主要对摩洛哥的情况进行中文注释,而在本书的外语版本中将重点注释参与摩中合作的中国人物、机构、地名、会议等信息。
后,笔者作为母语是阿拉伯语的摩洛哥人,用中文写作是人生的挑战之一,也是1995年次来到中国学习时许下的愿望。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更加让我感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如果没有各位老师的引导和鼓励,本书可能无法完成。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对我在学术精神上的要求,感谢花城出版社林宋瑜老师对我的信任,感谢站在推动中非关系一线的王永葆老师,感谢1995年鼓励我来中国留学的二哥针灸医生纳吉布(Dr. Najib BOUCHIBA)大夫以及我担任主席的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Africa China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ACCAD)的所有成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也对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文化处陈冬云参赞以及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院摩方院长卡里马·亚特利比教授(Prof. Karima YATRIBI)和中方院长李宁教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