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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潘维教授在思想界影响大，其政论文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达千万。
勇于直面问题，并立足现实，想办法解决问题
为人民利益而呐喊，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忧思
鲜明批判制度决定论、选举迷信等错误思想
文风自成一家，接地气，气势磅礴，情理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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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信仰人民》
中国凭什么取得巨大成就？但为什么人们又感觉危机四伏？为什么中华历代政府都强调对百姓的“责任”和“道义”？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为什么说“大家庭”观点是中华万世一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什么政府能办大事却管不了亿万家庭的小事？为什么说决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是民心？如何实现老百姓养小、送老、住房的公正？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谁？农地应该“流转集中”到谁手里？
本书纵论21世纪的世界大势，以贯通中西的视野聚焦中国真问题。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中国悠久的“民本”政治传统中汲取精华，提高组织社会和群众的能力 ；分析了中共如何提高思想能力，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推陈出新；探讨了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讨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土地流转方向等关键问题。
书中提出，人类生产方式正面临第二次大转折，由此带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衰落与“知识产权”的崛起，“代议民主”的衰落和“群众民主”的崛起。书中鲜明批判了“制度决定论”，提出党和政府应强调问题意识和政策导向，抓主要矛盾，在办好经济建设的“大事”的同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人民办好养小、送老、住房等民生“小事”。书中分析了科层系统的优劣，提出重建社区扁平组织，强化科层系统与扁平组织的沟通，乃是我国的“久安之道”。
《大道之行》
本书高扬社会主义理念，直面“中国问题”，以贯通中西、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从文明、政治、社会、基层、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回答了干部群众关注和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如何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中国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依归的共同体？如何把越来越多元和流动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书中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面对国内外异常强大而又灵活的资本力量，中共党建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与制度建设保持政治主体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提出“评议式民主”的新思路；提出加强党的经典体系建设；提出把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的基层善治之道；提出保护人民的结社意愿、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的社会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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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和中国政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本科、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等。
这是一个颇具思想创造力和学术创新力的学人，其观点引起过思想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他的演讲稿《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在网上曾广为传播，他为《大道之行》一书撰写的序言《信仰人民》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达千万次，并引发强烈共鸣和反响。
鄢一龙，1976年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著有《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2030中国》（合著）。
白钢，197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博士，著名语言学者，对中西文明史有深入研究。
章永乐，1981年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等。
欧树军，197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著有《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何建宇，1975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社团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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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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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人民》目录：
章 世界大势
论人类生产方式的第二次大转折
一、生产方式的第二次大转折
二、主导产业“更替”的含义
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衰落和“知识产权”的崛起
四、国内“阶级斗争”的衰落和“世界政治”的崛起
五、“代议民主”的衰落和“群众民主”的崛起
六、“物质主义”的衰落和“精神主义”的崛起？
世界的治理危机
一、世界“文革”的十年大动荡
二、世界各国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
三、应对世界范围治理危机的方略
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
一、以往的逻辑
二、当前的疑问
三、新世纪里的新逻辑
四、结论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谈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思想随实践的丰富而发展0
三、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四、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表述为“大家庭”
五、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
一、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相通
二、中国政府强调责任和道义
三、中国的“民本政体”
四、“党”在现代中国的演化
五、新困难与新道路
六、历史是开放的
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
——促进医疗和教育平等
一、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从未分开过
二、市场与政府之外还有人民和历史
三、资本与社会的大妥协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三十年
一、伟大的中国时代：三个三十年的曲折道路
二、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新问题
三、“人之道”与“天之道”：物质欲望与精神文明
四、第四个三十年：建设“损有余以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第三章 治国的道与术
治国的思想方法
一、认识论：强调意识形态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二、经济：强调经济改革还是经济增长？
三、 政治：强调制度还是强调政策？
四、 社会：以民为本，动员和组织人民
组织起来当家作主
——谈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一、思维方式
二、“大事”与“小事”
三、“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
四、重建自然社区自治
久安之道
一、科层制的社会治理难题
二、社区自组织的弱化
三、对“维稳”问题的新认识
四、以社区自组织为基石
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设立咨询委员会
一、我国需要复兴赏罚分明的功勋制
二、建议设立民间性质的咨询委员会
第四章 回归民本主义
中华的社稷民本制
一、人民性是中国体制突出的特点
二、中国的社稷体制
三、中国“民本”政治模式
四、中国“国民”经济模式
五、反对迷信西方教条
民生主义与选举及市场迷信
一、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失落
二、为民生主义声辩
三、市场迷信及选举迷信
四、法治民生主义
论公正
一、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
二、社会关系的公正观的演化
三、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第五章 农村建设
农村贫困的根源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一、建设新农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是政府
农地“流转集中”到谁手里？
一、世界上从未存在过清晰的土地私有制
二、耕地和宅基地的国情与极不可靠的钞票
三、特殊国情下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四、耕地和宅基地应该“流转集中”给农村集体
附录
群众议政时代的到来
——答《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吴琪问
中国共产党能执政在于得民心
——答《南风窗》主笔李北方问
民本是中国式的民主主义
——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的对话
信仰人民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序言
《大道之行》目录：
绪言
卷一 世界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
一、文明
二、中国
三、社会主义
四、中国共产党
卷二 制度自信与中国政治改革
一、全球化—信息化与“短期行为的专制”
二、中国做对了什么？
三、从“自主性”到“先进性”与“代表性”
四、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建设
五、意识形态与干部队伍的政治标准
六、结语
卷三 组织起来，再造人民
一、基层变局
二、基层失序之险
1．组织的弱化
2．失序的民主
3．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彰
三、基层重建之道
1．组织起来
2．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3．“再造人民”
四、结语
卷四 激活人民社会
一、从“单位”到“社会”
1．重新认识单位
2．单位退出，市场进入
3．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二、中国式结社革命
1．内生的中国式结社革命
2．被低估的中国式结社革命
3．多元而矛盾的中国式结社革命
三、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
1．辨析公民社会迷思
2．什么是人民社会
四、如何激活人民社会
1．组织起来，人人参与
2．保护人民结社的主体性
3．到群众中去，激活人民团体
4．创造性发挥国家保护社会的功能
卷五 骑在资本头上的社会主义
一、资本获得了优先性
二、21世纪中国的危机
1．中国的浮士德时刻
2．马克思批判在21世纪
3．危楼还望，叹此意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益性”市场经济
1．顶层规划
2．公有资本
3．平台型地方政府
4．民生国家
四、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
1．“资本社会化”
2．劳动者“主体性”的解放
3．非物质性劳动的兴起
五、进于大同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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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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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之际，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经济发展却骤然失速？上述六大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搞建设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去维护人民的权益？
◇中国的政策和政绩竞争是世界各国中激烈的，有时甚至可称“惨烈”，还为弄虚作假提供动力。政绩竞争是中国职业治国集团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当然，纯粹的绩优准则，正如纯粹的多数决选举准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裙带、金钱、关系，在世界所有的选官制度中都发挥作用。然而，绩优制的确与西式选举制有重要区别。政治上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使得绩优制成为必然。
◇ 政府是靠人民生存的。人民大众的福祉要求政府出手干预市场。“谷贱伤农，谷贵伤（市）民”，所以华夏各国自古就有政府设置的“常平仓”，丰年籴，俭年粜，致使大灾之年民不散，国以富强。之后，维持中华一统还靠盐铁官营、土地公有私用等等干预市场的行为。
◇与其来回折腾金融货币政策，来回折腾空洞的经济学概念，不如去改善经济基本面，抓住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低迷的罕见战略机遇期，落实一个个能促进公共利益和经济进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消化所谓过剩产能，在人均基础设施上接近发达国家。
◇治国靠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政治家能执政，因为有能力实现百姓的具体诉求。百姓日常生活里没有空洞的经济学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生活稳定、物价稳定、社会井然有序，再高个层次，就是养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来越难。与这需求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改革”是极少数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识形态和外国的要求。我党赢得政权，不是因为主义或“辅助线”，不是因为谈论抽象的大众利益或大众过去与将来的利益，而是因为满足人民眼下的具体利益，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因为“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百姓需要解决的“不公正”问题五花八门，不断变化，经常跨越多个法规和部门。办社区生活中的“小事”，古今中外都是“天理”在前，“人情”在后，统一的“国法”居于后。而“依法办事”要求一些官员把“国法”放在位，不能依“情理”办事。官员“依法办事”，事办不成，自己没责任。官员办事兼顾“情理”与“国法”则费时费力，办不好还要自行承担责任。由此，官员普遍缺乏办小事的动力，遇到棘手问题，必然来回“踢皮球”。“依法办事”事办不成，就只好靠“人治”，靠人情、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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