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如此重要，人们须臾不可或缺，世界的运转都要依靠时间的度量。可时间又是如此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那么我们现代人要如何来判断时间的流逝，以及确定具体时间的呢？而且，时间是否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一个统一的标准呢？身处非洲的人为什么会跟中国人有着同样的时间概念？我们怎么知道今晚从北京出发的航班明天会在什么时候降落在伦敦机场？
铁路、轮船、航空和电报通信的新网络使相距遥远的地方变得前所未有的接近，人们相互联系的意识加深，而时间的约束因素使得这种相互联系性面临着实际挑战。为了消除这种妨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自19世纪以来，人们就开始致力于建立全球统一时间标准的努力。本书通过研究近现代以来人们对标准化时间的追求，探讨了时间观念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发展，关于时间的意识如何在全球获得趋同的形态。同时，时间的标准化又如何对全球化进程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本书同时指出，时间的标准化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未完成，统一的日历也未实现。这表明，全球化是一个缓慢而不平衡的采纳和变异的过程，这加强了国家间的差异。
本书荣获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协会总统奖”（“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Presidents Award”）。
经济的和资本主义的利益热切地集结在历法改革背后，情况甚于时钟时间的改革。除了科学家、大量自我标榜的改革者，以及政府官员之外，企业主、经济学家，以及统计学家是促进统一历法突出的行动者。正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平均时间的采纳过程中，资本主义和同质时间之间出现了一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像E. P. 汤普森及其追随者假定的那样。统一的时间单位（units of time）对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来说逐渐重要起来，重要的不是时间规训的灌输，而是生产经济知识的语境，以及让国家在经济方面条理清晰，就像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其作《专家的统治》（Rule of Experts）中用到的分析埃及的方式。
历法改革一开始就是个双管齐下的项目。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它就常常包括了敦促俄国和其他东正教社会采纳格里高利历法的种种计划。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类针对东正教的观点偶尔还会有所耳闻，但是总的来说，争论转向了改善格里高利历法，并使其可通用方面。直言不讳的要将格里高利历法引至俄国的早期活动家之一，就是切萨里奥·通迪尼·德·夸伦吉（Cesario Tondini de Quarenghi）。作为一名圣保罗修士会会士（Barnabite monk）*兼天主教的推动者，他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巴黎待过几年，在那里，他与俄国侨民建立了联系。回到意大利后，他成功说服了博洛尼亚的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支持他的计划。19世纪80年代，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各类讨论时间统一的会议层出不穷的时期，博洛尼亚的科学院就在出版了大量材料以推动将耶路撒冷的子午线作为世界本初子午线的方案。这些观点背后经常是通迪尼·德·夸伦吉的身影。同时，这位意大利人还把自己对统一时钟时间的提倡与他和其他人所说的历法的“统一”联系起来。
19世纪80年代，通迪尼·德·夸伦吉致信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宫廷（Porte），请求奥斯曼政府正式遵循格里高利历法。根据报道，他还造访过索非亚（Sofia），终涉足俄国。在那里，由于在与东正教神职人员及帝国政府的互动中表现出的传教热情，他成功地让自己遭到了驱逐，因为“他对既定外交方式完全不了解”，德国天文学家威廉·福斯特如此形容。1888年，定居伦敦的他出席了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会，并发表了一篇关于俄国对待历法改革的态度的论文。新一代自学成才的“大使们”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内瓦，他们将在国际行动主义的水域上愈发熟练地领航，但通迪尼·德·夸伦吉预示着一批非官方但富有影响力的外交官型活动家（diplomat-activists）的出现。
类方案脱胎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初推广的一种设计，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案的倡导者并没有与孔德的历法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并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一先例的存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历法遵循的是每年13个月的做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类13个月的计划获得了相当的人气，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每个月28天这种月份长度为均等的方案。第二类改革方案通常会避开增加第13个月这种更为剧烈的干预措施，转而建议把每年的天数减少到364天，这样可以将其等分成4个季度，每个季度各91天，同时增加一个额外的“空出日”（blank day），它不属于任何一周。插入的空出日确保日历将总是对应相同的周历（例如，每年的1月1日都对应星期日），从而让历法永久有效。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数学教授L. A. 格罗克洛德（L. A. Groschlaude）推广了后一种方案的变体，法国、比利时，以及英国都有其支持者。211895年，一位名叫伊格纳茨·海辛（Ignatz Heising）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工程师兼德国移民，致信德国外交部，旨在通过采纳与格罗克洛德的方案极为相似的万年历（perpetual calendar），让整个世界知晓他的新关于“时代”的计划。22通过各类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一些钻进了更具科学思维的圈子中的自诩的改革者，对该领域的其他活动了然于胸。但更多时候的情形则是，分散在全球的许多个体同时对历法时间的不规则单位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惊人相似性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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