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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从多个角度审视资管业,全景式展现历史、现状和前景
这本书总结了目前资管业的发展根基,分析了资管市场的各方参与者,更总结美日等多国的经验教训,内容丰富立体,一目了然,深入到位。
~~~~~~一线从业人员紧扣行业现实,结合数据进行分析
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乔永远及其研究团队,以自身一线工作经验,结合行业现实,以大量数据为辅佐,逐一剖析资管业发展现状、机遇,适合从业人员一再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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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增加、老龄化程度提升以及消费习惯改变,大众日益希望通过增加金融资产配置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同时,银行规模扩张,经济增长模式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而中国当前资管业发展水平与海外存在较大差距,这些情况对资管机构的发展模式和增长驱动力提出了新要求。
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乔永远联合团队从国内资管业形成的现实基础切入,提出了应对资金和资产的“错配”问题的可能途径。
他们进一步指出资管业可以参考海外优秀范例及其成熟的发展路径,同时享受国内产业转型红利,在股债资产的灵活配置、销售渠道的多元拓展、另类资产挖掘和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积极创新。
后,他们放眼未来,直言产品需求和资产供给两端将为中国超级资管的形成创造新的机会,发展潜力主要集中于细分产品领域,优质权益、另类资产将有机会填补现有非标资产的空缺。资管机构需要重新认识资管和财富收入的驱动因素,并对运作模式持续革新,努力成为全能型资管机构。
这本书围绕超级资管展开论述,绘制了资管业未来的发展蓝图,是资管业及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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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分析师,曾任国泰君安首席策略分析师,策略研究团队负责人,莫尼塔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孔祥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大类资产配置团队分析师,主要研究金融同业机构,曾任国泰君安非银行金融团队高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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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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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什么是超级资管
第一篇 人口结构
第一章 增长模式转变是超级资管产生的本质
第二章 中国居民财富累积的三大趋势
趋势之一:变富
趋势之二:变老
趋势之三:储蓄搬家
第三章 居民养老体系完善是超级资管新增资金来源
以储蓄和房地产为主的当下居民资产配置特征
配置改变的驱动力
专题 美国和日本的居民养老体系
第二篇 产业转型
第四章 巨轮转向: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增长
增速换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社会生产水平提升
从人口红利到资本红利
未来的企业是什么样的
走向超级企业:寻求融资与企业发展的匹配
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战略意义
资本市场与创新
第五章 超级资管形成:改革红利开启
转型的方向
科技的力量
金融的角色
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
改革红利与高质量发展
专题 改革红利开启
第六章 从狭义资管到超级资管:资管业的演进路径
中国资管机构模式变迁(2003—2018 年)
中国资管机构现阶段发展模式总结
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融合
专题 大类资产特征复盘(2002—2018年)
第三篇 全球经验
第七章 全球资管发展前沿快速突破
第八章 美国资管:高度竞争,快速迭代
刚性兑付的打破是长期过程
资金端仍很重要
被动与另类投资风头正劲
哑铃型的机构格局逐步形成
科技手段创新有待观察
第九章 资管业发展的中国思考
美国资管机构的收入来源
资管新规后中国资管产业格局将调整
第十章 迈向超级资管:未来中国可能的5 条路径
全能型
精品型
投行型
销售型
科技型
第四篇 资管展望
第十一章 超级资管的未来
不止“资产荒”:为何商业银行理财要调整配置模式
配置新范式:选择与执行
第十二章 资管子机构转型之路
银行理财
公募基金
信托
第十三章 再造销售渠道
评价渠道价值的四维模型
四维评价模型的验证
现有渠道评价总结
第十四章 资管牌照的长期整合
银行理财子公司
信托
公募基金
券商资管及其他投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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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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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增长模式转变是超级资管产生的本质
与全球经历同样增长路径的国家相比,中国除了长期维持较高增速外,还有不少独特性,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出现。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是重合的,这就是俗称的“人口红利”。这个指标一般由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来表示(其倒数被称为总人口抚养比)。比例越高,经济中的劳动力供应越充足。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其后一路下行。这主要是由低生育率造成的。
在政策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行。20世纪60年代是生育高峰期,80年代中期开始,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近几年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但并未扭转生育率低迷的现象。国际经验也表明,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下降趋势,且难以扭转。
人口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结果就是“未富先老”,人口结构提前老龄化。相比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中国在老龄化来临之际,还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从20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算起,到2023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可能要花13年,而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同样,在城市化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快速消退,其下降的速度是最明显的。相比较而言,印度将在2040年,菲律宾将在2050年达到人口红利的峰值。而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相比,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却相对较低。这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对人口老龄化的关注有所提升,但忽略了人口政策潜在的红利机会。政策红利体现在中国人口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人口红利从“数量”转向“质量”。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进入扩招期,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出现井喷式增长。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以及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留学人员的回归,中国高等学历人数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持续攀升,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37%(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上升至2018年的6.64%(中国统计年鉴抽样数据)。从趋势上看,中国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预计每年将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
在教育、研发、创业创新大潮的驱动下,高校毕业生积极投入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中,促进了中国向高端制造等产业的转型。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刚通过职业证书考试的消防工程师、工料测量师和工程造价师的年收入在12万~15万美元,而中国相关职业从业人员的年收入约20万元。在同等劳动质量的前提下,中国高素质员工要求的薪酬回报更低。中国有更多相对低成本、高素质的工程师,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企业将更多研发费用投入产品创新过程,实现企业更高质量的成长;另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制造业相对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更好的劳动力素质和产品质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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