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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专制主义统治下为何盛行讲假话、做违心事？臣民如何通过讲假话、做违心事来面对喜怒无常的帝王？为什么说讲假话、做违心事的这种性格、语言、心理和行为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古代历史从来不只有文人生活风雅、美好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残酷超乎你的想象。
想要在集权统治下明哲保身，为何要学会“拍马屁”才行？在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你或许可以一窥一二。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纳入吉林文史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89年推出的历史反思丛书系列，3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这本书的魅力，作为一部未定稿的遗著，作者的学术关怀透过文字表露无遗。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作者后人及学生提供的诸多材料，更为全面展现作者的学术风貌，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心理研究。
该书创作于特殊的时期，历史反思的风潮赋予这本书一种难能可贵的基调——历史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作者有极强的时代感，以及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君主是法，君主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也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个致命病根。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研究，揭示了它对当时政治文化、臣民心理和人性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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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封面有改动，因市场需要，改为精装+护封的形式，新老版本主要是设计和用纸上的变化，内容没有增补、删减。）
本书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也是一本史实和评论俱佳的历史小品。书中以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以批评的笔触，呈现出专制主义的产生过程、权力结构的确定，以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
作者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分析从先秦至清代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土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辛辣精准地揭示了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史论结合，展示了古代朝堂上的生存法则，以及集权政治下的君臣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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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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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佑（1932—1988），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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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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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笔千斤重”：谢天佑先生著作集总序
序言
一 无秩序中的秩序
二 主宰一切
三 喜怒无常
四 攀龙附凤
五 明争暗算
六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七 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八 做“良臣”，不做“忠臣”
九 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十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附录
一 “君主制”与“君主专制”——答洪家义同志
二 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读《说苑·君道》
三 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四 陶渊明“猛志”的继承与变异
五 郑板桥的怪
后记 谢天佑先生著作集编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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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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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谁会想到这本书竟是谢天佑同志的遗作，而且是一本未完成的遗作；它的出现早在意中，它的戛然中止却是那样的意外。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的挽词写了这个难以相信的突发痛楚：
一书方梓行，一书成断简，才未尽也呕心死；
午夜传病讯，午夜惊噩耗，去何速耶挥泪哀。
上联是说他的新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已三校待印。而他在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夜以继日地赶写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忘记了自己旺盛的精力中埋伏的高血压宿疾。下联接着说他病发于4月24日晚间，翌日深夜(已是26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即逝世，他才五十六岁。我因得悉病讯较迟，26日一早驱车去医院，他已先七小时去了。“去何速耶挥泪哀”，既痛他的未老先陨，又恨在其弥留之际未获一面。
三十二年前，谢天佑同志年华方茂，从武汉的华中师院毕业考入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班。那时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照耀下，史坛纷纷探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以年轻人的锐气，参与探讨，崭露才思。1959年研究班毕业，留历史系任教，我们得以认识，以思虑接近，论学论事，常相过从，历三十年风雨不渝。
谢天佑同志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从研究农民战争史展开的。自60年代初开始，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论文三十余篇，编著了农民战争专史，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伏和演进，反复研讨，对农民战争的性质及有关人物的功过，无不畅抒己见。所论富有思辨色彩，更怀着深厚的泥土感情，常说不为千百年受苦的农民说点话，是对历史的失职。当“文革”的阴霾过去之后，他倡议成立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主持农民战争史专刊，多次组织全国性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在风靡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卓然成家，为侪辈推重。
持续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封建统治的鞭笞，对传统史学的改造，无疑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膨胀，嵌入学术领域，渗透社会生活，“左”成为带普遍性的思维模式。史学上总以农民战争史为纲，取代中国通史的原有构架，并认为只有“反攻倒算”，不存在任何“让步政策”，一凭义愤出发，这就偏离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谢天佑同志有执着，也有困惑，然而他日益感到对农民战争史的单线研究，很难研究好农民战争史，认为应推向土地制度、地租制度、赋税制度等课题，研究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史。要有全局观念，才能有机地窥见农民战争史的真貌。随着这种认识的推动，一当“文革”落幕，他便把握开放、改革政策和发展生产力的大气候，立即着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朝代，封建的政治经济进入成熟期，农民战争的兴起几乎与之同步。谢天佑同志即以秦汉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突破口，他重读《资本论》，钻研商品经济的规律，几年间撰写了一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论文，《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一书，就是在这种思考和发愤中著成的。当他沿着秦汉往下一代代勘察时，又把目光停注于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写出《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评王夫之自种自富说》等文，并开始了对明清江南城乡经济的调查研究。看准秦汉为入口，转向明清探出路，抓住两头开展对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既具历史的识力，也有现实的波动。但他没有停止在两头，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综合的理论的探讨，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商品与道德》等文，视野和识力随同研究领域而伸展。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去，而历史每走一步又都是从现实中来，百年、千年、万年的历史莫不是现实的层垒，纵然逝去已久的历史也还会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返祖与回归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人们的历史思考并不是远离观察现实的。“文革”后盛行的历史反思更赋予了这种品性——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组合。谢天佑同志有强烈的时代感，有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从农民战争史扩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辐射。为从历史取得较多的借鉴与激励，他的笔触又展向历史人物和凝结于事理中的心态分析，以读史札记的形式，抒写了《汉文帝好听“狂言”》《康熙帝的苦衷》《腹诽罪》一类短篇。1987年7月撰著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则是这种心理分析的系统化，它触摸了千百年的历史神经。文章在《解放日报》的内部刊物《新论》刊出后，为识者赞传，多种理论刊物竞相转载，由内部变为公开，引起很大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以所论恣肆新颖，请他扩充篇幅，撰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优先出版，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谢天佑同志在这种要求和鼓舞下，几经构思，制订章目，奋笔疾书，分析从秦始皇嬴政以来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恨与爱。
“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约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法国，其后传介欧美各国，在开放、改革政策打破封闭体的新时期才进入中国大陆。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槛，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处在科学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科学层出不穷，老科学分化再分化，一切学问都受到检验。谢天佑同志没有在这里踏步，没有迷惘，而是追上去，拥有它，用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学殖，这不仅反映于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且编织在他多种构思和新著计划中，如果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岁月，他将会在史学园地里摘取更丰盈的果实。所以，八十余岁高龄的戴家祥、苏渊雷两位先生，在亲临吊唁时，以婆娑老人送走中年，为之太息不已。
当我执笔写这篇序言，谢天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个月了。他的真诚的志趣，坦率的言谈，拍案而起的激情，近年略示沉郁的意态，皆历历在人耳目。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虽写才及半，已成的篇章也未能经作者本人后修订，但其思绪与锋芒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胸怀。当前文化事业受到商品价值的强烈冲击，学术著作出版难，吉林文史出版社仍毅然承诺出版这本书，风义可佩。
1988年9月25日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王安石变法始末
作者以改革者为视角，回溯了“王安石变法”的过程，透析其变法失败的原因，从而揭示古代专制社会改革派（维新派）共有的弊端——以皇帝的支持为变法动因。
——编者按
李泌、郭子仪都不是改革派，他们的本领全用在维持局面上。改革派是另一种风貌，他们要向危局挑战，信心百倍地去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改革派和维持派有一个同样的弱点，都离不开皇帝这个后台。
当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时，宋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恃才傲物的王安石决心以改变这种状况为己任。他确实有足以凭借的才识，在未上台之前，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曾巩等无不欣赏、称赞、推崇他。他确实有不怕千难万险的气概。北宋朝廷盛传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这样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有意置王安石于社会传统思潮的对立面，以这三句作为一道“策问”，对谋求“馆职”的人进行考试，为此，神宗问王安石说：“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有无，而是作了不无新意的解释。他说，陛下“每事唯恐饬民，此即是畏天变”。实际上，王安石确实认为“天变不足畏”，他曾说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他又说：“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从之，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他更是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
王安石这样有胆有识的改革家，在待价而沽，有哪位皇帝敢用他？仁宗庆历七年(1043)，王安石作《读诏书》诗曰：“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近闻急诏收群策，颇说新年又亢阳。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
在王安石当了十八年地方官之后，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他认为向皇帝献出他的治国方略时候到了，于是于第二年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虽然不为暮年的仁宗所赏识，但是，作为改革派的王安石在朝廷内外亮相了。有人预见到王安石将要作为改革派登上政治舞台，开始造谣中伤他。如洛阳城天津桥上惨闻杜鹃声，预示不二年南士为相，“专务变更”，天下将乱，又有人假托苏洵作《辨奸论》，将王安石不伦不类地比作王衍、卢杞，又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什么面垢不洗，衣垢不瀚，“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预示着王安石登上政治舞台是挟雷带电滚滚来，必然要爆发震撼整个社会的大风暴。
英宗在位四年，正值王安石在江宁结庐守孝，丧期过，神宗即位，天赐良缘，王安石遇到了支持他变法的皇帝。
王安石出众的才学和治理地方的政绩，使他已名噪社会，当时士大夫“恨不识其面”。神宗在做太子时不仅有所闻知，而且还读过他的《万言书》，欣赏他的才干，“想见其人”。所以，神宗即位第二年，授王安石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本以唐太宗为榜样，王安石认为唐太宗不足学，“当法尧、舜”。王安石心目中的尧、舜是什么样子，只有王安石自己知道。不过，王安石的话使神宗扩大了眼界，从而使神宗感到王安石抬高了他的身份。所以，神宗谦和而又充满希望地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兼新建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管。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开始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坚持了十六年，变法的内容广泛，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漆侠教授将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自熙宁二年(1069)初王安石执政到熙宁五年(1072)夏行市易法之前，是为个阶段。在这阶段中，反变法派围绕着青苗、免役两法向变法派进攻，形成变法斗争的个大浪潮。对变法犹豫、不坚定的分子，或放弃自己从前的主张，或离开变法派，从侧面或跟反变法派一道向变法派进攻。但斗争的结局却是：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失败，变法改革得以广泛地进行。自熙宁五年(1072)行市易法到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是为斗争的第二阶段。在这阶段，改革愈益深入，宋封建统治力量(对内对外)已有所加强。宋的北方敌对力量辽国因宋加强边防实力而故意挑起衅端，要求‘议界’，反对派趁着这个有利的机会，并同大商人和皇亲贵戚结成联盟，向变法派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形成了反变法斗争的第二个大浪潮。变法派抵挡住了内外敌对力量的联合进攻，维持住了变法改革的局面。但在这个猛烈的打击下，变法改革显现了停滞，变法派内部则因而日趋分裂，后王安石罢相，离开政府。自熙宁九年(1076)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到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去世，是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宋神宗成为变法改革的指导者，虽然还继续执行以前的改革，但前此改革中的若干积极因素(如抑制豪强之类)大为缩小，单纯为了满足国库收入的措施增多，两次对西夏斗争的巨大损失，更给局部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变法改革的初动向至此发生了逆转。反变法派更由此取得废除变法改革的种种借口。
王安石上台推行新法，过去称赞他的人改变口气攻击他，过去攻击过他的人变本加厉了。
富弼，仁宗、英宗两朝宰相，神宗即位优之以礼，他教神宗以权术御臣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当神宗问到边事，他回答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并不完全听他的，但仍任他为相。当变法开展后，富弼就对神宗说，“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这必定是“小人献说于陛下”，大凡“小人”都喜欢“生事”，从“生事”中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若是朝廷“守静”、遵“常法”，“小人”。怎么会有机可乘呢？把力主变法的王安石骂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的“小人”。
唐介，在仁宗、英宗两朝有“直声”，神宗即位任参知政事。由于神宗信任王安石，委以大权，事事让王安石参与决策，唐介说，假如是这样，“则是政不自天子出”，即使“辅臣皆忠贤”，也是“擅命”，假如用非其人，“岂不害国”。皇帝忌文臣“擅命”，唐介偏偏用这一着，挑拨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
吕诲，神宗时任御史中丞；更是赤膊上阵上疏专攻王安石，说他是“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罗列王安石十大罪状，耸人听闻地说：“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范纯仁，范仲淹子，多次向神宗进言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又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建议退王安石，重用“称疾家居”的富弼。
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写道：“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王安石出场实行变法，面对的是反对、谩骂、攻击、造谣、中伤，其势汹汹，如没顶的恶浪。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臣、社会名流都卷入围剿王安石的潮流，除上面已提到的富弼、唐介、吕诲、范纯仁外，还有欧阳修、司马光、张载、张戬、程颢、文彦博、韩琦、范镇、苏轼、苏辙等人。司马光说：“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王安石在统治集团上层异常孤立，真有“必欲力战天下之人”的局势，这样的局势，王安石的胜败取决于一人，神宗支持他，他就能在朝廷上以少数压倒多数，若失掉神宗的支持，就会为多数所压垮。
王安石之所以能开展变法运动，主要是因为神宗不信上面所提到的富弼、唐介、吕诲、范纯仁等人的谗言，信任王安石，给以重用，给以大权。神宗愈是重用王安石，王安石便愈是握有大权，变法运动便愈是深入开展，反对派对王安石和他的新法也愈是忌恨、攻击、谩骂，愈是要离间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他们先是一般地泛泛地攻击，后来，他们是有重点地攻击某一项改革，例如在阶段，他们曾集中力量攻击青苗、免役两法。
知通银台司范镇攻击青苗钱是“盗跖之法也”。神宗将韩琦疏出示给王安石等人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神宗以韩琦的话而疑惑，王安石因神宗的动摇而“称疾不出”。翰林学士司马光为神宗起草批答，私自加上“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王安石见此语，“即抗章自辩”，神宗“手札慰安石”说：“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神宗一方面挽留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欲大用司马光”。神宗为此访王安石。王安石认为，司马光尽讲有害于新法的话，所交往的尽是反对新法的人，陛下“欲置之左右”，参与朝廷决策，“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然而，神宗在未听王安石意见之前，已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力辞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免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神宗“谕执政罢青苗法”，这时王安石求退家居，曾公亮、陈升之准备“奉诏”，赵抃说：“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司马光不肯上任，王安石又出“视事”，因此，青苗法得以不废。
神宗看了韩琦疏，始疑青苗法不“利民”而是“害民”，表扬韩琦，实际上是贬了王安石，王安石因此求退。神宗一方面对王安石表示挽留，另一方面未等王安石出来视事，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下令罢青苗法。假如保守派的旗帜司马光上台，王安石下台，青苗法废，改革就有可能付之东流。
从表面上来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是够坚决的了，但神宗的内心活动是极复杂的，他既要王安石变法，又要容忍保守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既要王安石当权，又要保守派与王安石共同执政。因此，出于这种原因的支持不可能是稳固的，是经不起韩琦和司马光这些有极大社会影响的上层人物挤压的，用王安石的话来说，神宗对这些人“刚健不足”。神宗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从未完全投向改革派。如王安石说：“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王安石太天真了，他根本忘掉了神宗是皇帝，与臣子不一样，作为皇帝，有皇帝的打算。皇帝根本就不想将羹煮熟。对皇帝来说，司马光、韩琦这些人不是全无用，他们所讲的话不是全无可取之处。这次变法出现了危机，其根源是神宗皇帝的动摇，而危机之所以很快过去了，也是因为神宗这个钟摆没有完全摆到司马光、韩琦那一边，而又摆到王安石这一边来了。
王安石这次未退，但是，要求神宗退王安石、废新法的疏文像雪片一样纷飞，攻击王安石的言辞愈来愈烈，如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疏数十，后极言之：“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还到中书“声色甚厉”地争吵。翰林学士范镇上疏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有残民之术。”范镇使用了保守派惯用的权谋，极力把神宗与王安石分离，将一切罪过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持其疏”，气得手发抖。王安石就是生活在天天被人攻击、诬蔑的环境中，老是不称心。所以，王安石一生气就要辞退。为此，神宗曾与王安石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同一般，神宗这一番话也非同一般，确有真诚感人之处。但是，不能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真诚敬重而就改变他犹疑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策，更不能因此就能保证神宗对王安石不产生猜疑。
熙宁六年(1073)、七年(1074)连续发生虫、旱灾，反对派利用这个机会将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推向高潮。说什么变法触犯天威，非废法不可救，说什么新法使人苦不堪言，加上天灾，致使流民遍野。这时曾经为王安石所提携的郑侠大做文章，向神宗献《流民图》。神宗本来就焦急不安，看了图，更是长吁不已，“寝不能寐”。神宗特地对王安石说，士大夫多言新法“不便”。又说，“置官多费”，要撤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因为天灾而“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说，对于天灾，“当修人事以应之”。神宗答：“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这实际上当着王安石的面，表达了他对王安石和新法的怀疑。
熙宁七年(1074)四月一天，神宗下求言诏，司马光“读之感泣”上疏，全面攻击新法。“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新法之害。有一日，神宗侍太后(高氏)至太皇太后(李氏)宫，太皇太后对神宗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又说：“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神宗没有马上同意。于是，太后流着泪说：“安石乱天下，奈何？”神宗再坚持不了，王安石只得主动“求去位”，将权交给韩绛和吕惠卿，自己到江宁去了。吕惠卿与韩绛两不相容，“事多稽留不决”，而且吕惠卿忌王安石“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为”。韩绛“密请帝复用安石”，王安石在外不到一年即得到皇帝的召唤，他欣然“不辞，倍道而进，七日至京师”。
一年后复位的王安石所面临的境况更复杂。王安石亲信的吕惠卿背叛了他，这对他是沉重的精神打击，以致王安石打不起精神与吕惠卿合作共事。王安石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述他的心情：“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波常出于交游之厚。”促使他不得不心灰意懒。吕惠卿对神宗说：“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复来，乃一切托疾不事事，与昔日异。”“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纠葛，引起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的怨恨，王雱因此伪造罪状企图陷害吕惠卿，事情败露，王安石受牵连。王安石责子王雱，“雱愤恚”，于熙宁九年(1076)“疽发背死”。王雱“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深得王安石喜爱。王安石早就“多称疾求去”，儿子死，更“力请解机务”。这时神宗对年老多病的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已有所厌恶。56岁的王安石获得恩准，回江宁养老了。从此王安石一去不再返回政治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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