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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种社会变革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思潮。全球化时代带来对遗产保护的观念巨变，而对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为了回到古代，而是为了未来的文明发展。本书围绕全球性的遗产现象和产业，特别是关注在21世纪前后遗产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巨大变化，对当代主流的遗产观念和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重新审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官方与非官方遗产的关系，提出了更具包容性和对话性的遗产模式。本书不仅关系到遗产学、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更揭示着遗产对于当代世界的深刻意义，与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诸议题紧密相连。
罗德尼·哈里森先生提出“遗产无处不在”的概念，引发了全球诸多博物馆、世界遗产、城市发展、文化和历史关注者的回应和推荐。他注重于观察文化遗产与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未来的关系，启发了我们对于当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深远思考。这是一本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著作，此书已列入世界多个著名大学的教学参考书，影响持续十几年，是研究世界遗产，研究文化与遗产关系的不容遗漏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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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反思遗产就是反思我们的历史
选择遗产就是选择我们的文化
聚焦全球文化产业爆发和巨变，反思当代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
文化遗产的关注映照当代社会发展方向，关系文化的传递与复兴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第1、2章介绍一系列核心概念。第3、4章简要回顾遗产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及其向全球扩张的历程。第3章关注公共领域的概念。第4章主要讨论遗产全球化及 “遗产热”，探讨收藏与管理观念是如何应用在全球经济变革中的，解释为何此时普罗大众对过去产生日渐浓厚的兴趣。第5章将叙述遗产研究这一批判性跨学科领域是如何兴起的。第6至9章的关注点转移到遗产多样化与全球化分布导致的后果，讨论文化景观与非物质遗产，全球化与跨国主义进程，“共同”的世界遗产等观念。这种对话模式为怎样联结遗产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与环境议题。第10章对遗产的未来展望。
? 遗产与现代的关系
? 20世纪晚期遗产产业爆炸
? 体验过去：遗产、可参观性和体验经济
? 作为文化品牌的“世界遗产”
? 翻译过去：遗产与阐述
? 目的地文化：遗产和旅游研究
?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
? 跨国世界中的遗产与国家构建
? 对话的遗产、环境伦理和可持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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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IoA， UCL）文化遗产学教授，国际批判遗产研究代表性人物，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遗产领域首席研究员，担任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遗产未来”研究项目首席调研员、伦敦大学“遗产未来”研究实验室主任。主持有“欧洲遗产未来的理论：遗产的故事”等项目。他还是《当代考古学杂志》的创始编辑和现任主编，曾任批判遗产研究学会创始执行委员会成员。已出版著述或合著专著十余种。
译者简介：
范佳翎，女，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考古遗址管理方向硕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方向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年关注遗产保护史和批判遗产研究方向，认为要将保护史作为一种思想史，在国际背景下再思中国传统遗产观念。
王思渝，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方向博士，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批判遗产研究、大遗址保护、村落遗产研究、新博物馆学等。
莫嘉靖，女，杜伦大学考古学系在读博士。
沈山，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国家文物局进出境审核责任鉴定员，任职于上海市文物局。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展览、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书画鉴定等。
张力璠，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保护方向硕士，目前就职于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韩博雅，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保护方向硕士，现就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研究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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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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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杭侃i
中文版自序i
出版说明i
前言·致谢i
第1章导言： 遗产无处不在1
遗产是什么？5
遗产研究是什么？8
第2章定义： 遗产、现代性、物质性15
关于遗产的一些定义16
北美、英国和西欧对遗产理解的对比22
遗产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25
遗产和现代性的时代28
现代性、遗产和风险30
现代性、分类和排序32
将遗产理论化： 遗产和行动者网络理论36
遗产和能动性37
作为集群或集成的遗产39
作为装备或装置的遗产41
遗产和通向物质文化的途径42
对称性考古学43
第3章世界遗产史前史： 概念的形成48
遗产与公共领域的出现49
最早的遗产清单和实践的专业化50
国家控制的起源54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遗产立法简史54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英格兰遗产立法简史59
官僚化的世纪： 美国和英格兰遗产的对比(1870—1980)64
世界遗产的起源： 战后国际主义、阿斯旺高坝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运动65
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71
第4章晚现代性与遗产爆炸78
20世纪晚期与遗产爆炸79
1970年以后英格兰遗产展示和参观的增长80
1970年以后美国遗产展示和参观的增长83
1970年以后英格兰与美国游客数量的比较分析87
晚现代性88
去工业化和“遗产化”的起落： 从博物馆到遗产地93
体验过去： 遗产、“可参观性”和体验经济98
遗产和全球化： 作为“品牌”的世界遗产104
第5章批判性遗产研究与话语转向112
遗产、民族主义和传统的发明113
对遗产的晚现代扩张的学术回应115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的遗产论争117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北美的遗产论争121
翻译过去： 遗产与阐释123
目的地文化： 遗产和旅游研究127
遗产、展示性复合体以及表征政治129
普遍价值、权威遗产话语及遗产研究的话语转向133
超越遗产话语135
第6章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138
世界遗产与普遍的价值140
文化景观，朱库尔帕和世界遗产地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143
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153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马拉喀什杰马夫纳广场的说书人156
第7章遗产、多样性和人权168
跨国世界中的遗产与国家构建169
遗产、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的“文化主义”171
遗产作为对不同竞争性“价值”的管理办法174
文化、遗产、现代性和“差异”176
克罗地亚与单一文化国家遗产的管理177
作为国家遗产的多样性： 南非的“彩虹之国”以及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式的多元文化主义”182
普世的遗产价值和文化多样性的权利188
遗产及其同差异的关系将走向何方195
第8章遗产和记忆问题201
正在被过去淹没的当下？现代性的记忆问题202
消亡遗产： 呈现缺失205
保护和破坏的对话理论206
残缺的视觉语言： 作为物质隐喻的偶像破坏运动209
明暗界线： 柏林墙遗痕的管理215
全球化消亡遗产： 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大小佛龛220
“棘手的”和不和谐的遗产231
被过去湮没的现在？消亡遗产及其两重性233
给遗产一个过去237
为了记忆而忘却，为了忘却而记忆238
第9章对话的遗产和可持续性246
现代主义者的二元：“大分裂”247
自然和文化遗产： 人为的分割250
土著的本体论视角和遗产的对话模式257
对话的遗产、环境伦理和可持续性263
博物馆、对话的遗产和“物”的伦理意义266
对话的民主： 对话的遗产和对话的决策过程269
第10章过去，何去何从？275
参考文献281
译者后记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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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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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致谢（节选）
罗德尼·哈里森
环顾自己生活的世界，遗产正变得丰富起来，其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本体意义越来越突出。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学术界对遗产似乎没多少兴趣，尽管越来越重要，但往往被那些“专家”视为技术性问题来加以处理，就像我那样，他们的工作内容只是为怎么“做”遗产提供建议。眼见遗产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我越来越不安。我从事的遗产评估工作主要关注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当为某个遗产提供专业意见时，难以顾全那些与遗产朝夕相处的利益相关者和社区成员的看法。但我也渐渐注意到，很多普通民众，还有那些和我共事的社区成员，常常对遗产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对遗产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些都与我和我的同事不同。可当我们这些人以顾问身份接受咨询、提供专业意见时，他们对遗产价值的看法似乎很少会被考虑进去。
2007年，我成为英国公开大学遗产研究方向的首位讲师。在同事的帮助下，我为本科生开设了一个跨学科模块，探讨作为全球性现象的遗产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在开设该模块的过程中，我必须思考遗产研究“曾经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可以怎么样，后者或许更重要。当时关于遗产的著述已经不少，但都从某个学科的角度出发，批判性的、跨学科的遗产研究犹如凤毛麟角，遑论顾及我所观察到的那些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遗产全球化有关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有幸参观了一批世界遗产地，考察它们的运营情况，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了解这些地方及它们在践行（或违背）《世界遗产公约》方面的状况，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去探讨地方性问题是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影响遗产定义的变化的。于是，我有了写书的念头，将那些从事批判性跨学科遗产研究的学术成果搜集起来、加以总结，同时思考过去数十年随着遗产全球化出现的种种转变。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汇总现阶段的研究，还会为批判性遗产研究这一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规划将来的议程。
本书除了采用比较性的视角，聚焦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遗产全球化所造成的遗产过量和各方面的变化外，还关注三个彼此关联的主题，即物质性、关联性与对话，这是本书与现今其他跨学科批判性遗产研究尤为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三个主题，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它们脱胎于我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共事的特殊经历。现代时期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笛卡尔二元论，以及这个观念所塑造的全球、国家、地区和本地文化遗产管理模式，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例子里遭到挑战。我认为，关联性的观念，加上将遗产视为人、物对话产物的模式，或许能解决当代遗产过量的危机。在我看来，这个危机根源于晚现代的某种不确定感和冗余感（这种感受本身在很多方面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晚期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作用有关）。同时，遗产的这些新主题、新定义大有可为，将为批判性跨学科遗产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目前的批判性跨学科遗产研究并没有对遗产的情感因素进行足够的理论建设，反而把重点放在表征政治引起的问题上。通过本书，我希望把这遗产研究的这两种路径联结起来，形成一种批判性的物质符号学思路来研究遗产，探讨遗产在当代全球社会中的角色。
我在书里尝试明确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谈论遗产，将遗产当作广泛的社会现象（兼物质现象），而不是仅就某种“类型”的遗产进行分析。这种跨学科研究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如何将多种文献与批判传统恰当地联结起来。有些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对自己更为熟悉的某类遗产和遗产文献着墨更多，有损其他方面的叙述。同样，虽然我尽可能引用全球各地的案例，但仍不可避免地倾向英国、北美和澳大利亚等我所熟知的地区。还得说明的一点是，我讨论的都是英语文献，因此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案例。通过上述这番话，我想要强调的是，遗产关系到社会、经济、政治与环境等方方面面，关系到当代全球各个社会。我希望，即便读者发现自己从事的领域或所属的地方并未受到关照，他们仍能坚持读下去，认同这些广泛的主题，意识到它们同样适用于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同时，为了进行更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我们亟需对非英语（即非西方）的遗产文献、遗产历史和遗产传统予以更多的关注。我希望，本书读者中那些对其他传统有所了解的人，能毅然接受挑战、担当此任。
序言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
我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王小波提到他的一位意大利朋友： 这位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去过山海关边的老龙头，看到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觉得很难看。我小时候见过北京城的城楼，还在城楼边玩耍过，所以我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这位意大利朋友还说，意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属于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他觉得这样活着比较好。他的这些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这些已经有些晚了。
这段话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我在讲课时经常背诵这段话。我在罗马漫步的时候，看到《罗马假日》里的场景，和眼前看到的一模一样，知道他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所言不虚，也经常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会把文化遗产当成当地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大拆大建？
2013年我看到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教授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的一本新书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这本书是英国文化遗产领域的一本教科书，我当时要代一位老师上文化遗产方向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正在关注文化遗产领域的著述。这本书的导言标题是《遗产无处不在》，作者举了欧美国家将传统与当代有机结合的例子，并自我设问： 读者可能会问，遗产研究为什么这么重要？考虑到21世纪以来一系列经济、人道主义、环境与政治困境的冲击，有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难道没有别的比“过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吗？
作者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 把遗产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现象考察，作者希望不仅能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以来遗产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同时也表明，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当我们在考虑当代地理政治问题时，遗产问题就变得十分紧要。遗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存留至今的古物进行被动地保护，它还是一种将物、场所与实践主动聚集起来的过程，其中，我们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在当代所持并希冀能带进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
这本书的导言可以说通俗易懂，我借助词典看了大意，觉得很多观点我很赞同，而且案例生动，当时正在读研的有几个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外语也不错，其中范佳翎还在英国读过书，因此就组织了一个读书班，想让大家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大家的兴致也颇高，但是真正翻译起来就遇到困难了，即便是书名的翻译，也觉得词不达意。Critical 在我们的词典里一般翻译为“批判的”，在汉语里“批判”总让人觉得是一个严厉的词汇，为此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位外教，这位外教直言这个词在汉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因为你们就没有critical的氛围。因为哈里森在书里要用critical approaches去对待遗产问题，试图建构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因此作者就会对西方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而这些都是中国学生比较陌生的，所以，这本书的翻译远不像预先设想的那么顺利，前后经历了七年的时间，当年的学生都已经毕业。
这些年来，社会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考古甚至有从冷门成为显学之势，但是，学问毕竟是寂寞之道，文化遗产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他山之石的借鉴是必不可少的，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为此增砖添瓦。
值得高兴的是翻译这本书的几位同学，现在都仍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天下没有白费的工夫，想必对于这些同学来说，这本书的翻译会让他们更多地用critical approaches去对待自己的事业，有更创新性的成果贡献给我们的社会。
杭侃
2020年10月
第1章 遗产无处不在
周一，纽约的切尔西集市，午餐时间。买三明治、看农产品的白领、本地居民和游客，正穿梭在昔日国家饼干公司的楼群里，于锈迹斑斑的排风扇、暴露的排气管和半拆不拆的砖墙间徜徉。这是对遗产进行“适应性再利用”的又一例子，类似的项目数量众多，我们这些当代都市人早已司空见惯。置身新旧交杂的环境中，工作、寓居于其间，与那些经过岁月打磨而闪闪发亮的事物活在同一屋檐下，这种晚现代的体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不陌生。正如集市官网上写的那样：“来集市走一走，唤醒这里的历史幽灵。”只是，这样的“招魂”不再是偶然事件，反倒频频上演，成为城郊两地越来越普遍的日常景观之一。放眼整个世界，无论走在哪座城市的主干大道上，你几乎都能看到古迹、纪念物、保护建筑、生态保护区、纪念地，还有将各种异质历史遗迹堆叠起来的现象。回到切尔西集市，直穿过城区，向着百老汇的方向走一小段路，就来到曼哈顿最繁华的都市大道之一。它将整个城市切成两半，沿着这条路从北向南走，我们会发现，仅仅一个街区就有数十座保护建筑，还有数量众多的纪念碑、纪念牌匾，以及公园、花园和好几座博物馆，分布在道路两旁。这没什么特别的，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城市都会有数量相当的遗产地、古迹，它们承载着过往的故事，伫立在都市的车水马龙间。遗产，以及当下与历史遗迹面对面的外在体验，已经渗透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泥石砖瓦，构筑起当代的城市与郊区空间。本书谈论的第一个主题是晚现代的遗产过量（abundance），以及这种现象对于当代全球各地社会来说具有怎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影响。
在我写书的时候，距离这条繁华大道不远处有一个抗议营地，好几百人正顶着“占领华尔街”的旗号聚集在那里。这群人齐声抗议处于失管状态的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它需要为新千年初的一系列全球金融危机买单。一边是顶着商业遗产光环的切尔西集市，另一边是破烂帐篷的抗议营地，初看毫无关系，但我觉得，两者都透露出一种危机感与不确定感，纵观整个晚现代，这种感觉在当代后工业社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人们对系统性不平等与内在不确定性作出的一次勇敢而有野心的对抗，这种系统性不平等源于全球化的金融业务，后者直接引发了2000年初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随之引起的高失业率、通货膨胀、房价跌落、丧失抵押贷款赎回权与信贷紧缩，又导致内在不确定性的产生。这种不确定性持续增长，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数十年里造成巨大且日益加剧的影响，促使我们将多余的、废弃的和过时的东西囤积起来，作为素材，一旦需要制造某些我们自觉无法承受失去的回忆时，或许就能派上用场，哪怕我们无力清楚地指出它们可能有什么价值。用理查德·泰尔迪曼（Richard Terdiman）的话来说（1993），这或许可以称为晚现代性（late modernity）中的“记忆危机”。这个危机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包括晚现代技术、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变化速度及快速感，随着社会、经济、人道主义、政治与环境方面一连串紧急事件而产生的四处弥漫的不确定感，历史幽灵对当下的纠缠，日渐强烈的怀旧之情，以及乘势兴起的体验经济。这就带出本书的第二个主题——遗产与现代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确定性对遗产成为全球性文化现象所起的作用。
我们活在一个遗产无处不在的时代。但身处历史遗踪之间，环首皆是各种异质历史素材的堆积，这样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遗产是怎样从世界某个角落一小撮爱好者与专家的关心对象，变成一个值得全球重视的课题的？为什么遗产会成为如此普遍的文化现象？要用什么样的概念或思路才能把握这个全球趋势？尽管这些历史遗迹的各个部分早在多年前就被保护起来，但我认为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遗产的概念空前地扩展，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被当做“遗产”。同时，由于历史的归类、编目和管理机制被设计得如此复杂，我们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日常世界正面临历史堆积的迅速膨胀和全方位渗透。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未引起学界关注，遗产从业人员也没有对此做过充分的理论探索。因此，本书尝试叙述这种全球性的现象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产业，同时形成一套适用于这项研究的“概念工具箱”（toolkit of concepts，参考Rabinow 2003）。
本书的核心目标是对“遗产研究”的形成过程进行批判性的论述，将其视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把它作为晚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同时将讨论的重点放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遗产全球化引起的种种变化上。我认为，在此期间遗产面临一系列根本性的“危机”，而解除危机的办法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全球社会中定义遗产、理解遗产与管理遗产的方式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变化，既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努力而广为传播的主流遗产观念有部分关联（Di Giovine 2009），又与晚现代社会与经济方面普遍发生的一系列转变脱不了干系，包括全球化与去工业化两大进程，以及当代体验经济的崛起。因此，本书除了概括遗产研究的情况外，还将尝试从批判的角度论述遗产领域的这些新趋势，为接下来的探索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框架。通过这种方式，本书希望为跨学科遗产研究的未来议程作出新的规划、提供新的思路，给21世纪如何定义、保护与管理遗产带来广泛的启示。我特别强调几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物质性（materiality）、关联性（connectivity）与对话（dialogue）。我认为，要弄清楚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理解遗产是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使之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环境问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话，这些概念至关重要。
21世纪以来，社会深受一系列经济、人道主义、环境与政治困局的冲击，也难怪读者会对遗产研究的重要性产生疑问。难道没有比“过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吗？通过将遗产视为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现象，放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本书不仅想要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以来遗产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还希望突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与遗产关联最大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遗产就会提出一系列紧要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考虑当代地理政治问题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遗产不是消极的过程，不单是保存古物这么简单，相反，它是主动地将一系列物品、场所与实践集合起来，我们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当代所持并希冀能带去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倘若我们将遗产看作是当下介入过去的一种创造性方式，那我们便能积极地、自觉地创造自己的“明天”。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保护的执念，可以让遗产的研究者、从业人员，还有那些知情的外行民众，在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与个人的决策将涉及主观塑造过去的时候，能够以更主动的姿态介入。因此，本书的目的不仅是审视遗产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趋势，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还希望为21世纪的遗产研究搭建一个新的批判性框架。为此，本书提出一种“对话”模式，从这种新模式出发，遗产是从人、物品、场所与实践相互关系中诞生的，这里面既无“自然”“文化”之别，更无所谓孰优孰劣，遗产涉及的是如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人与非人因素透过关联性联结起来，让历史在今天乃至未来仍具生命力。我将讨论到，这种对话模式不仅给遗产研究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还会彻底打破外行与专业人士的粗暴划分，从而提供一种新的遗产决策模式。
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第1、2章介绍一系列核心概念，后面的内容都是围绕它们展开的论述。第2章探讨遗产作为一种哲学概念、政治概念，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章将提出，现代性与时间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不确定感、脆弱感、“危机感”，以及现代历史科学发展起来的一套排序与分门别类（或“列入名录”）的流程，都给遗产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第2章还会介绍一系列理解与研究人与“事物”两者关系的方法，引用行动者网络理论、集群理论与对称性考古学，为第6至10章关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遗产多样化的讨论搭建一个框架。上述这些章节为接下来要探讨的三个主题——物质性、关联性、对话——奠定基础。
第3、4章简要回顾18世纪末19世纪初遗产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及其在20世纪下半段向全球扩张的历程，探讨在此期间各种现代观念是怎样影响遗产“观念”的发展历程的。第3章关注公共领域的概念，探讨风险、历史距离这两个现代概念是怎样出现的，在这些概念的影响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官方第一次对属于遗产的物品与场所实施保护工作。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历史属于脆弱资源、面临各种危险的观念的影响，国家大大加强了对遗产的控制和监管。第3章的最后从阿斯旺高坝的历史及各种国际保护运动出发，考察“二战”以来全球不同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对《世界遗产公约》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第4章主要讨论遗产全球化及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遗产热”，探讨从19世纪博物馆发展而来的收藏与管理观念是如何应用在全球经济变革与去工业化的情境中的，为20世纪70至80年代场所、城市与景观的博物馆化提供相应的模式。第4章还将进一步讨论晚现代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解释为何此时普罗大众对过去产生日渐浓厚的兴趣，进而导致我们今日看到的遗产无处不在的局面。
第5章将叙述遗产研究这一批判性跨学科领域是如何兴起的，对这个领域当前的主要争论进行概括。这章将遗产研究的历史渊源追溯到英国早期关于遗产和民族主义两者关系的讨论，以及其后有关遗产与经济下滑关系的争辩。美国的遗产研究则脱胎于历史学界关于公众如何理解过去的探讨，随着遗产地“阐释”方面研究的推进，以及旅游研究的发展，遗产研究也在不断前进。此外，表征政治方面的疑问也是推动遗产研究发展的一大动力，首先由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分别提出，它们出现的背景和“新博物馆学”有关，后来随着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就文化财产的所有权展开争论，这些问题被整合起来。第5章最后还谈到最近关于遗产是一种“话语”的讨论，它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与批判话语分析有关。有意见认为，这些讨论为当前所认为的遗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参考项。
第6至9章的关注点转移到某一两次连环概念“危机”上，它们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遗产多样化与全球化分布导致的后果： 受全球化种种进程与晚现代变化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发生一系列与遗产相关的转变，从而引发新的忧虑。第6章集中探讨新出现的文化景观与非物质遗产，以及它们对遗产定义产生的国际性影响，这两者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世界遗产委员会推动下的产物。第7章则更细致地审视全球化与跨国主义进程，以及它们引发的遗产问题，尤其是多元文化社会出现的遗产问题。这章还会从更广泛的角度，就教科文组织表述的文化多样性普遍权利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探讨它们与遗产之间的关系。第8章讨论对过去的纪念在面对政治和社会变动时遭遇的困境，以及政权更换所引发的遗产问题，关注破除偶像运动及其与集体遗忘之间的关系，谈论“消亡遗产”与虚拟遗产，用这两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当下是怎样将各种异质的历史堆积在一起的，后者是当代遗产保护的特征。这章末尾会谈到近来的一些观点。有人提出晚现代社会正在被历史淹没，保存的遗产实在“太多”有的人则主张社会“需要”遗忘，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出应当对遗产作注销处理。这章接下来会讨论原住民与非西方世界的遗产模式所提出的挑战，它们针对的不仅是全球各地的遗产实践，还有“共同”的世界遗产这一观念。此外，这章提议一种基于人、景观与事物三者关联性的遗产对话模式。这种对话模式为怎样联结遗产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与环境议题，提供新的途径。
最后一章即第10章将对遗产的未来稍作展望，它简要地列出批判性遗产研究在新千年的广泛议程。这章将重申本书的几个核心主题——过量、不确定性、物质性、关联性与对话——进而探讨有哪些潜在的研究领域，以及这种新的遗产模式将如何推动未来的研究趋势。这章还将一再强调，将遗产视为对话的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主动地介入当下的历史制造过程，为未来更加民主的遗产决策模式奠定基础。
精彩内容节选
对称性考古学
在现在创造过去的过程是一种冥想。正如考古学家迈克尔·尚克斯(Micheal Shanks)指出的： 致力于研究什么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创造过程是一种关于变形、关于把遗存变成其他什么东西的转译和冥想。考古遗址及其发现变成了文本或图像、目录，重新组合成为博物馆展览，修订成为综合教科书或电视节目中的故事，再处理成关于考古项目的讲座中的修辞。与考古学相同，遗产也是一个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物品可能经过一系列变形，人为改变他们的功能和能动性，但可能并不必然改变物品本身的组织构造。要将物品、建筑和场所的组织构造保存在不变化的、“真实的”状态这一需求，是官方遗产最普遍的一个特点。考古学，就像上面提到的其他历史科学，被紧密地卷入这个过程。想想一个历史物品，比如在博物馆里的一个老的留声机。它与人类的关系已经被改变，通过它的展示模式，以及通过它从一个功能性的“工具”变成了展品，从居室转移到了博物馆展柜，虽然物品本身的组织构造并没有改变。所以遗产与考古学一样，在当代世界创造过去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冥想的形式，变成了一项突出并调解事物的终结的独特的物质、艺术实践。颇有争议的是，大部分保存工作对遗产本身的物质性具有影响(因此改变遗产)，例如清洗、化学和物理的保护过程、古迹重建、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管理等等。鉴于此，这种“工作”被准确地定义为是与物质互动的“缺失”，是“阻止”衰变，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游客凝视
厄里类比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凝视”（the gaze）的概念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的理念。游客凝视是一种看待一个地方或与之产生联系的方法，它将这些地方与“真实世界”隔离开，并且强调游客体验的异域情调。游客凝视由有关这些地方的符号和标记的集合所引导，这些地方此前被旅游产业的媒体描述为令人愉悦的。照片、电影、书籍和杂志允许旅游和休闲的形象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游客凝视的发展历史表明，它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尤其是与20世纪后半段个人旅游的指数性增涨相关。
厄里的兴趣点在于对帮助“创造”了遗产地和博物馆的消费者的力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消费者在选择遗产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上扮演着主导角色。并不可能随处便建立一家博物馆，消费者对真实性及其他决定他们选择的事物感兴趣，而且他们并非盲目地被国家自上而下“创造”的遗产所引导。
全球化
主要的、主流的遗产版本应该修正其自我概念，并将边缘重新写入中心，外围写入内圈。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表征性问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跨越了世纪的“他们”的历史问题，并由此总是对照了“我们”的表征问题，这一点反之亦然。从16世纪开始，非洲人才存在于英国；17世纪，亚洲人才存在于英国；中国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则从19世纪才开始存在。他们长期以来对成为他们自己遗产空间的主体保持诉求，同时也要求将这样 “孤岛式的故事”纳入到更加“全球性”版本的一部分。跨越那些伟大的城市与港口，在财富的制造当中，在建造宏伟的房屋当中，跨越家族谱系，跨越作为帝国企业附属品的世界财富的掠夺和展示，跨越被塑造的英雄背后的历史，在私人日记的秘密当中，甚至在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英国风格”的宏大叙事的中心里，都跌落着没有写入文稿的被遗忘的“他者”的阴影。
遗产被谁管理
史密斯认为遗产的官方表征（official representation）具有很多特点，并由此拒绝了普通公众在遗产领域中扮演一定角色，并且它的官僚化和职业化已经催生了一个产业，在该产业中遗产被视作一种外行只能被动参与的对象。尽管他们可能在历史故居或博物馆里观看遗产，但是关于由什么（也许同等重要的是：不由什么）构成遗产的决定却是由“专家”所作的，因此从专家们的遗产选择标准中产生的表征是将少数群体、工薪阶层以及次级群体排除在外的。她认为遗产的官方话语集中在美学意义上的赏心悦目或纪念碑性的事物之上，因此很大程度上是物质实物和场所，而并非人与物之间无形的联系或实践。她认为控制遗产的文件和宪章派生出专门作为专家的职业，并因此成为过去的合法代言人。他们作为遗产的“阐释者”，倾向于提升精英社会阶层的体验和价值以及推广一种理念，即遗产被物品和地点所“绑定”和包含，如此才能被描述，从而才可以被管理。
国家归属感
因此民族主义者的论述总处于无限的变动感和进取感中，这就反过来要求创造出那种现代性、进步的、线性的叙事体系，它应能囊括入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这些叙事体系与文化、地域、忠顺观念将长期延续的观念相结合，构建起直接针对于当代的权利关系，因为与此同时它们确立了能够保障这种权威合法的规则和传统。
传统意义上讲，在过去，国家建立的观念基础在于公民抱持着共同的文化信念，而遗产就是建立这些信念的基础，权力和权威的结构可以巩固这些信念。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将共同的信念与种族的起源紧密结合起来。
遗产及其参与国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起源神话的构建。这不仅建立了当下不同社会中政治和社会权力体系的运行规则，而且也构建起权力运行所倚仗的阶级、性别和民族（或种族）间行为上和体系性的不平等。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话来说，遗产是一种“话语实践”，能够创造一种国家归属感。
权威话题体系的建立
我们应该将遗产看作一种话语实践。这是一种国家逐渐为其自身构建出集体性社会记忆的方式。正如将生活中的随机事件和偶然转折点“编故事”一样连缀成单一的、条理连贯的叙事故事，个人和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来构建起部分的自身认同（identities）。所以国家同样选择性地连缀起拣选后的历史高潮片段和值得铭记重大成就，建立起一套“国家故事”（national story）以建立身份认同……就像个人记忆一样，社会记忆也被高度拣选，随机和偶发事件被强加上具肯定意味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并将其着重强调加以展示。同样的，社会记忆会将许多历史片段省略、噤声、否认、忘却、甚至删去，而这些片段如果从其他历史视角加以解读，会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开端。这一选择性的“典范化”（Canonisation）过程，赋予这种拣选传统以权威性以及物质和制度上的双重确凿性，因此想要再对其进行改变或修正是极其困难的。而那些负责保证“拣选传统”有效的机构制度，也极大促进了它们自以为是“真理”（truth）的构建。
文化的观念
鲍曼认为文化理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宽泛的阶段。第一阶段与启蒙计划（Enlightenment project）有关，它在观念上发生了变革，认为知识阶层可以对公众就一系列普世的价值进行教育和传播。第二阶段中民族国家企图逐渐控制这一过程，以实现教育和统治其公民，营造“想象的共同体”。对于这一阶段，鲍曼认为正如Pierre Bourdieu在《区隔》一书中分析并证实的那样：文化承担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建立了一套原则，阶级间据此自我定义以区别于彼此，民族国家的定义也是同理。最后是晚期（“流动”）现代阶段，鲍曼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一种关乎统治的规范性原则，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诱导和驱动消费。他认为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合作的全球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大规模移民，还有晚现代化阶段繁密的人口、信息流动，已经使得民族国家维持边界（border）不容侵犯的能力被极大程度地削弱，以至于文化再也不能对构建国家的力量起任何作用了。在鲍曼看来，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已经被割让给经济市场，并只为了刺激消费而存在，其中遗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增长领域。因此，对每个个人而言，想要在集体认同感的感召下，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动员，就被降维到社群层面，也就是说只有当社群感受到威胁时，它才会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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