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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阅读世界文学名匠系列发端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选取10个不同语种具有代表性的10位文学巨匠，回顾文学巨匠生平，深度专业剖析巨匠之作。
2.《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作为系列书之一，延请上海外国语大学高洁教授执笔，使用大量一手资料与图片，推荐经典参照译本，并摘选原文与中文对照，为读者提供研习之便、阅读之乐。
3.学界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陈众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作序推荐。
4.书中权威解读可供高中生积累作文素材；经典译本介绍、原文摘录也可为文学爱好者进阶学习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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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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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是日本近现代文学*著名的作家，是日本人公认的国民作家。本书结合漱石作品的文学创作手法与时代背景，对《我是猫》《哥儿》《三四郎》《草枕》《其后》《心》《道草》进行逐一分析，让夏目漱石笔下的知识分子、平民、女性以及人类本身的画像跃然纸上，而漱石文本中暗藏的对“家制度”、青春、人性、时代、人情社会的深刻认知也明晰无比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后摘选了夏目漱石诸作品经典名段（原文与译文对照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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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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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洁，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日本学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国际芥川龙之介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出版专著《“疾首蹙额”的旅行者——解读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及其<中国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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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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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夏目漱石？… 001
Part 1 夏目漱石的一生…009
坎坷童年… 011
入学生涯… 013
松山、熊本时代与赴英留学… 015
大器晚成的作家… 017
Part 2 夏目漱石代表作导读… 023
《我是猫》：知识分子的“落语”… 025
《哥儿》：庶民的文学… 039
《草枕》：“非人情”之乌托邦… 053
《三四郎》：青春的失落与女性的隐身… 067
《其后》：“家制度”下的自然之爱… 079
《心》：人的罪恶… 095
《道草》：漱石的自传体小说… 109
Part 3 夏目漱石在中国… 123
漱石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125
漱石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 132
Part 4 夏目漱石经典名段选摘… 143
参考文献… 171
后记…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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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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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共同体与“回家的召唤”
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 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
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
但具体地，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
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 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 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 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
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 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语）、塞万提斯（西班牙语）、但丁（意大利语）、卡蒙斯（葡萄牙语）、歌德（德语）、雨果（法语）、普希金（俄语）、泰戈尔（孟加拉语）、马哈福兹（阿拉伯语）、夏目漱石（日语）——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 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
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
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的真实性。《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
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钧
2021年4月7日于南京黄埔花园
文明互鉴 求同存异
曾几何时，迫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改良的滥觞。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赶超， 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转向上层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维新”， 新国家必先新风气、新风气必先新文学被提上日程。这也是五四运动借文学发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要由来。
是以，从古来无史、不登大雅的文学着手，着眼点却在改天换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檄文，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等前赴后继，文学革命蔚然成风，并逐渐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变革的浩荡大河。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学始终是狭义文化的中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学发展和文明互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而大同精神所自也、公约数所由也。如是，“建设文化强国”写进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这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动能。
一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几乎是大道的同义词。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同时，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是国家和人民间交流的需要， 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现实阐发，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想中遵循“天时” “人心”的原则。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崇公约数：除基本的民族立场外，还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文化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协和万邦；同时，中华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当然，中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十全十美。因此， 见贤思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信条之一，反之便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所导致的悲剧和苦果。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方兴未艾，学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降， 我国摒弃了文化自足思想，从而使“西学东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具体说来，二百年“西学东渐”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而且大大刺激了我们麻木已久的神经。于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思想等众多现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于“东学西渐”。设若没有古代东方的贡献，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向度将不可想象，“两希文明”也难以建立。同样，在中古时期和近代，如果没有阿拉伯人通过“百年翻译运动”给西方带去东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
总之，丰富的文化根脉、无数的经验教训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使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而且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也益发奠定了国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品格。
二
人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身份证。而我更乐于用基因或染色体比喻文化。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气质，是染色体，是基因。它决定了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既有发展变化，又不易被淹没的活的魂灵。
如今平心而论，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即或硬件上也尚有不少“卡脖子”的问题，软件和细节方面就更不必说。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而文学艺术不仅是世道人心的载体，也是文明互鉴中不可或缺的航标。
前辈钱锺书先生一直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古人则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谓。人需要借镜观形、换位思考、取长补短，民族、国家亦然。
有鉴于此，我真诚地祝愿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顺利出版，祈中华文化在吐故纳新、温故知新、不断鼎新中“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众议
作者自序：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现代文学著名的作家。2000 年下半年， 日本四大知名报社之一的朝日新闻社协同日本文学团体共同举办了日本“千年 (1000—2000 年 ) 文学者”民意评选。从 20569 张由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填写的选票中评选出日本千年文学家 50 人。其中，夏目漱石得票 3516 张，高居榜首。在日本各大书店普及版文库本的书架上，夏目漱石与大江健三郎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一列摆放，售出之后马上补货，从来没有出现断货的情况。
日本人一般将夏目漱石称为国民作家，因为他在日本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文学史家公认他为日本近代文学杰出的代表作家， 将他和森鸥外并列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两位巨匠。日本中小学国语课程都选用他的作品作为教材，因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读过他的作品。日本 1984 年发行的千元纸币采用了夏目漱石的头像，他是日本位登上纸币票面的作家，这既是国家层面对夏目漱石的肯定与宣传， 也是民众对夏目漱石高度认可与由衷喜爱的体现。
为什么夏目漱石在日本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
首先，夏目漱石是日本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夏目漱石出生于 1867 年，他的年纪正好与明治纪年一致。1873 年，日本开始实行强制征兵制，开始走上帝国主义国家之路。漱石一生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日本如何一步步实现它的帝国主义梦想。漱石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作为日本政府批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留学，归国后担任东京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师，堪称明治社会的精英。夏目漱石曾在《满韩漫游》一书中提及他的很多同学，其中既有半官半民的国策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副总裁，更有帝国大学的教授，无一不是支撑明治政府的栋梁，但是在该书中他们都被漱石以幽默戏谑的口吻加以讽刺。作为明治时代屈指可数的精英知识分子，夏目漱石没有选择步入仕途，而是坚持在《朝日新闻》这一民间纸质媒体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小说，在《朝日新闻》上刊登的“入社辞”中，夏目漱石写道：“如果报纸行业是一种买卖，那么在大学里做事也是做买卖。如果不是买卖， 就没有必要当教授、当博士，不必要求涨薪水，没必要拿政府津贴。报纸行业是一种买卖，大学同样也是一种买卖，如果报纸行业是低俗的买卖，那么大学也是一种低俗的买卖。不过一个是私人经营，一个是国家经营而已。”
夏目漱石将报纸这一商业媒体与日本国家设立的帝国大学相提并论，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出人头地的出仕之路，选择了“连载小说作家”这一个人文学创作之途，并且获得成功，在当时拥有广泛的读者，拥有强大的公众影响力。1911 年 2 月间，日本文部省决定授予五六位知名人士博士称号，夏目漱石也在其中，但是他终没有接受这个称号。夏目漱石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尊重个人意志、不肯屈从权势的风骨与气度。夏目漱石用文学创作之笔书写了一个时代，我们可以以“饱含文明批评，不断对近代日本提出质疑的大知识分子的文学”来总结他的创作。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夏目漱石更是独树一帜，提出了今天我们仍然在思考的诸多问题。漱石在文艺理论著作《文学论》的序言中， 自述研究英国文学的经历和困惑。漱石从小受汉文学的熏陶，曾以为 英国文学与汉文学相同，但学习之后才发现两者差异巨大。前者是现 代概念的语言艺术，后者则是传统的经世学问。为了解决东西方文学概念的冲突，夏目漱石决定摆脱当时一般的“文学”定义，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究“文学”的本质。漱石认为日本近代文学尽管受到西方文学影响，但前进的方向并不必然与西方文学相同。西方 的审美标准不能成为评判日本文学价值的基准。必须摆脱进化论史观， 寻找一种能够涵盖东西方文学的研究框架。应该说，漱石一生的文学 创作正是对此理念的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为标志，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学习和效仿西方国家，早日步入欧美帝国列强 队伍为目标，文学家也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但夏目漱石却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即便西洋人认为是好诗，朗朗上口，那只是西洋人的看法，即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只要我不这样认为，我就不会拾人牙慧。”
漱石在 1911 年 8 月所做的著名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指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是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日本文化的进步不是“内发的”，而是“外发的”。夏目漱石在文学创作中努力改变着这一点，他一贯坚持自己的风格，将自己从小接受 的汉学教育中习得的文学理念与英国留学期间习得的西方文学概念融 会贯通，其生前创作的后一首汉诗写道：
无题
真踪寂寞杳难寻，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山碧水何有我，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月离草，错落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已失，空中独唱白云吟。
从他临终一个月前创作的这首汉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漱石将来源于汉学修养的“则天去私”这一概念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希望通过文学创作达到无私无我、大彻大悟的境界。
可以说，正是夏目漱石融会东西的深厚修养，审视时代的敏锐犀利的眼光，造就了他的杰出文学成就。加之独立自主的个性与不畏权贵的风骨，使得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 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经典，经久不衰。
夏目漱石是中国读者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 ， 很多研究者认为夏目漱石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近似于鲁迅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是历史的巧合 ， 早关注并翻译、介绍漱石文学作品的中国学者恰恰也是鲁迅、周作人两位先生。迄今为止，夏目漱石的主要作品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不乏《我是猫》这样有几十种中文译本的作品。
自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至 1945 年，朝鲜半岛的民众对于日本文学的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直到 1961 年，5 卷本的日本文学选集中收录了由作家金声翰翻译的小说《哥儿》，这是夏目漱石的作品次被翻译成韩语出版。1977 年，《我是猫》的韩语译本出版。但总的来说，当时夏目漱石的文学并没有进入一般韩国读者的阅读视野。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漱石的作品开始在韩国受到广泛关注。2015 年韩国翻译出版了 14 卷本的漱石全集，将夏目漱石定位为 20 世纪的大文豪、日本的莎士比亚。译者朴裕河指出， “漱石生活在高唱进化论的军国主义的时代，却并没有随波逐流，不 为他人的欲望所动，始终保持着富于自由、伦理、道德的个人意识”，“漱石的文学不是无聊的过去时代的故事，而是对生活在现代的每个人所面临的状况、苦恼所做的深刻洞察”。
在全世界范围内 ， 夏目漱石也是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1957 年，英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埃德温？马克雷兰（Edwin McClellan，1925—2009）将夏目漱石的小说《心》翻译成英文出版。1965 年，阿兰？特尼（Alan Turney，1938—2006）翻译了《草枕》《哥儿》，美国学者瓦尔德？维尔蒙（Valdo H. Viglielmo，1926—2016） 翻译了《明暗》，由此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相继被译介到欧美国家，近年来更是不断有新的译本面世。2005 年，英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达米安？弗拉纳甘（Damian Flanagan，1969—）将《伦敦塔》译成英文出版，并评价夏目漱石是可与莎士比亚比肩的世界文豪。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迈克尔？伯达修（Michael KBourdaghs，1961— ）也认为夏目漱石是与鲁迅、卡夫卡、乔伊斯等齐名的 20 世纪文学的开拓者，漱石的《文学论》是运用心理学与社会学探究文学本质的先驱之作。
迄今为止，夏目漱石的作品已被译介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等多种文字的版本。2020 年是夏目漱石 153 周年诞辰，逝世 104 周年，夏目漱石进行文学创作的年代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漱石的文学对于今天的日本读者来说依然鲜活，没有丝毫的陈旧感，可以说漱石是“永恒的现代作家”，这一点在中国、韩国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在欧美，夏目漱石也被视为 20 世纪文学的领袖级人物。因而，夏目漱石的文学堪称世界文学，值得今天的读者阅读，开卷受益。
《我是猫》：知识分子的“落语”
长篇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小说处女作。1905 年 1 月，小说的章发表于杂志《子规》，因受到好评，漱石此后又创作了十章，继续刊登在《子规》杂志上（分别是 2 月、4 月、6 月、7 月、10 月，1906 年 1 月、3 月、4 月和 8 月）。《我是猫》卷（章到第三章）、第二卷（第四章到第七章）、第三卷（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别于 1905 年 10 月、1906 年 11 月、1907 年 5 月由大仓书店和服部书店共同刊行，1911 年全一册《我是猫》正式发行。1918 年收录于《漱石全集》卷。
杂志《子规》虽然是俳句杂志，但也刊登小说，高浜虚子和伊藤左千夫都曾在此发表过作品。《我是猫》正是高浜虚子劝说漱石创作的，漱石原本只打算写一个短篇，就是 1905 年 1 月发表的版本，这一版本初题名为“猫”， 由高浜虚子改为《我是猫》。因大受好评， 漱石陆续又创作了此后的十章，共计十一章。杂志《子规》也因此销量大涨。
小说中猫的原型是漱石 37 岁那年闯进漱石家后就此定居下来的一只黑色野猫。漱石曾在随笔集《玻璃门内》第二十八章讲述自己养猫的经历。他曾经养过 3 只猫，“只猫虽然是流浪猫，不过某种意义上非常有名”，由此可以推测《我是猫》的主人公是漱石养的只猫。1908 年9 月13 日，黑猫去世，漱石给好友发送了猫的死亡通知， 还为猫立墓碑，将它埋在书房后面的樱花树下，小小的墓碑上写有一首和歌“此の下に稲妻起る宵あらん”（大意是：也许某夜此下会有闪电），随笔《永日小品》的《猫之墓》一篇中记录了猫死去前后的情形。随笔中写到死期临近的猫眼神暗淡，感觉猫的眼中似乎有微弱的闪电。
位于东京文京区的漱石旧宅“猫之家”保存了下来，如今整体建筑迁移到了爱知县犬山市的明治村，这个旧宅有一个方便猫进出的小门，可以想见当年漱石养猫的情形。后来文豪森鸥外也曾在这个“猫 之家”居住。
小说《我是猫》曾两次被改编成电影，分别于 1936 年、1975 年由山本嘉次郎和市川崑导演。
小说《我是猫》中共出现 3 只猫，主人公“我”是珍野家养的一只公猫，没有名字，是小说的叙述者，不仅博学多识，还通晓天地古今，小说中猫引证或褒贬了荷马、毕达哥拉斯、笛卡尔、尼采、贝多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孔子、老子、韩愈、陶渊明等国内外名人名言。三毛子是隔壁二弦琴师傅家的母猫，称呼我“先生”，因重感冒死去。拉车家的阿黑是一只大块头的黑猫，满口粗话，没有教养， 举止粗鲁，很怕我，被养鱼人用扁担打得跛了脚。小说中的出场人物有十余位，珍野苦沙弥是猫的主人，文明中学的英语教师，家有一妻三女，性格古怪，有胃病，还有点神经衰弱。美学家迷亭是苦沙弥老师的朋友，喜欢吹牛瞎说，捉弄别人。理学家水岛寒月是苦沙弥老师以前教过的学生，是一位好青年。新体诗人越智东风是寒月的朋友， 老家盛产鲣鱼花。哲学家八木独仙，长脸山羊胡，喜欢说些警句。甘木先生是苦沙弥老师的主治医生，性格温厚。珍野夫人头有点秃，个子矮小，听不懂英语，也不理解深奥的话。金田是住在附近的实业家， 苦沙弥老师很讨厌他，金田总是想方设法让苦沙弥老师屈服。鼻子是金田的妻子，有个大鼻子。富子是金田的女儿，非常任性。多多良三平是实业家，苦沙弥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
《我是猫》开头写道：“我是一只猫，还没有名字。”这只无名的猫，主人是中学英语教师珍野苦沙弥。猫出生后不久就被遗弃，为了找吃的误入珍野家后，被女佣赶了出去，但是主人苦沙弥老师决定 收留它，于是这只猫——“我”开始报告苦沙弥一家及其友人的事情。
主人苦沙弥老师胃不好，却很能吃；绘画、小提琴等兴趣爱好广泛，但却一事无成。猫觉得，没有比人更加愚蠢、任性的生物。美学家迷亭、理学家寒月、哲学家独仙、诗人东风等一些怪人经常聚集在苦沙弥老师家里，热火朝天地聊些不得要领的事情。猫认为他们都是“太平的逸民”，无所事事。猫有时找隔壁的三毛子聊天，每次心情都很好，可是不久三毛子就病死了。没有了心动的对象，猫心情郁闷， 越发像主人一样懒散起来。
猫用非常幽默、又带着嘲讽的口吻报告这些事情，可是自从住在附近的金田鼻子自说自话地把寒月作为女儿富子夫婿的候选人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金田傲慢地说：“只要寒月做了博士，就把女儿嫁给他。”对此苦沙弥老师非常气愤，婚事就此告吹。之后尽管金田夫妇找各种麻烦，苦沙弥老师也绝不妥协。作为猫的“我”，因为通晓一些读心术，慢慢地也开始以批判的口吻报告苦沙弥老师与金田家之间的纠葛，而且还潜入金田家进行侦察。
一日，珍野家进了小偷，猫发现了小偷，仔细观察见小偷长得很像寒月，终小偷被捉住了。此时，日俄战争正酣，“我”也作为猫中的东乡大将计划战略性地捕捉老鼠，却并不顺利。猫又决定开始运动，去公共澡堂偷窥，发现一大奇观——原来那里的人们竟然都不穿衣服。
附近落云馆中学的学生把棒球打进了珍野家的院子，苦沙弥老师非常生气。其实这件事也是金田家策划的。古井、浜田、远藤三人给金田的女儿送去情书，想捉弄她，可是事后古井担心署了自己名字的情书被揭发出来的话，会受到处分，跑来找苦沙弥老师商量。
迷亭和独仙下棋时，苦沙弥老师和寒月、东风等开始讨论女性和夫妻的问题。
终，寒月决定在故乡和父母确定的对象结婚，而富子则和苦沙弥老师的学生实业家多多良三平订婚。虽然苦沙弥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对此表示祝福，但是这些“太平的逸民”们多少有些哀伤。我也闷闷不乐，喝了主人喝剩的啤酒晕晕乎乎地掉进水缸里，往生极乐世界了。
作为日本近代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的成名作，《我是猫》早在20 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了中国。早介绍《我是猫》的是周作人，1918年 4 月 19 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介绍小说《我是猫》由一只猫“记它自己的经历见闻，很是诙谐，自有一种风趣”。1934 年，林玖在《东方杂志》第 15 号上译载了《我是猫》的节，这是《我是猫》的个中文译本。1936 年，《我是猫》的个中文译本单行本在日本由东京凤文书院和安 田邦文堂联合出版发行，译者为旅日华侨程伯轩和罗茜，不过该作也非全译，只翻译了前五章。周作人曾在《闲话日本文学》(1934) 一文中提及漱石作品翻译之难 :“翻译漱石的作品一向是很难的 ，《哥儿》和《道草》， 虽有日本留学生翻译了的，可是错误非常的多。由此看来， 漱石的文章总像是难于翻译。尤其是《我是猫》等书，翻译之后还能表出原有的趣味，实在困难吧。”
此后到了1942 年11 月，尤炳圻于天津《庸报》开始连载《我是猫》，直至 1943 年 11 月连载结束。读者期盼已久的《我是猫》的译文终于出现，这使尤炳圻的翻译成为当时译坛的一件大事。因小说妙趣横生的行文风格、细致入微的人情世态描写曾让很多中国译者望而却步， 尤炳圻《庸报》译本甚至一度在沦陷时期的华北地区引起了一场小论争，为沉寂萧条的译坛注入了些许活跃因素。不过《我是猫》的个中文全译本面世，要等到 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夏目漱石选集》上卷收录了《我是猫》，译者是尤炳圻和罗雪。从 1918 年首次由周作人介绍到 1958 年首个全译本面世，从介绍到节译再到全译，竟历时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后，夏目漱石文学的翻译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到目前为止，《我是猫》的中文译本（包括重印再版）已多达四五十种， 其中包括 1993 年于雷的译本和 1994 年刘振瀛的译本。
译者于雷认为，《我是猫》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时期精神反馈的“冥思录”之一。面对着明治维新之后社会剧烈的变化，一群穷酸知识分子对于新思潮，“既顺应，又嘲笑；既贬斥，又无奈。惶惶焉不知所措，只靠插科打诨、玩世不恭来消磨难挨的时光。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于雷指出，小说手法独特，以猫眼看世界；结构有突破，“可长可短，忽东忽西， 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读来却也津津有味”。语言上“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汉学的典实与铿锵、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出神入化。于雷为了翻译猫的自称——日语中的“吾辈”一词，请教日本和国内的专家、作家、编辑， 终从“在下”“咱”“老敝”“咱家”中确定使用“咱家”一词， 来体现自诩上知天文、下谙地理的猫的语气和心态。刘振瀛也在译者序中探讨分析了《我是猫》的幽默、滑稽、诙谐的美学特征，指出小说借笔下知识分子之口，嬉笑怒骂、幽默讽刺。于雷译本和刘振瀛译本均堪称《我是猫》的经典名译。
在日本，早在明治初期，文学家就已深受西方绘画透视法及照片摄影的冲击，认为文学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技法。坪内逍遥基于此创作了《小说神髓》，但是除去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之外，写实主义文学并未就此诞生。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砚友社文学以其华丽的文体风靡一时。进入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俳句诗人正冈子规不满于这种华丽的文体，主张“写生文”——文章也要如同拍照一般描摹世界。可以说，写生文为明治四十年代前半期（1907—1912）产生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正是基于这一写生文的主张而创作的作品。
同时代的小说家兼评论家上司小剑认为，《我是猫》不矫饰、不造作，平白写实，如饮白水，这种文体之妙并不为所有读者理解。与此同时，《我是猫》情节无头无尾，博人一笑，如同圆游（即三游亭圆游，明治时代的相声名家）的“落语”（相当于中国的相声），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落语”，属于高级相声。虽然写生文的名家并不止漱石一人，但都不如漱石的《我是猫》成功，这可能是漱石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身份吸引了读者的缘故。
现在我们阅读《我是猫》，发现小说的语言饶舌又充满讥讽，绝非如白水一般，但是当时的读者，包括漱石自己都认为《我是猫》就属于“写生文”，不仅上司小剑，也有其他评价认为《我是猫》“全篇运笔自然，毫无造作”，“结构平实”，“小说中描绘的人物都滑稽可笑，乐天幽默”，“小说看似无味，实则令人愉快，别具风味”，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幽默诙谐被认为是写生文的一大特征。
《我是猫》在杂志《子规》上连载之后，大受读者好评，甚至“猫” 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学意义，提起“猫”，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漱石的《我是猫》。
《我是猫》的创作源于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初夏，一只猫误入漱石位于千駄木的家，被漱石收养，为漱石带来创作灵感。小说以猫的视角，观察主人文明中学的英语教师珍野苦沙弥的言行举止， 以此抒发作家夏目漱石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的不满，特别是对于那些凭 借“金钱”这一文明社会与权力的象征，试图横行天下、为所欲为的金田鼻子等人进行了深刻的嘲讽。与此同时，在苦沙弥老师家里聚集 的知识分子们只是喋喋不休地批判金田等人，批判世道人心，终究不 过是“太平的逸民”。如果我们把苦沙弥老师视为作家漱石的分身， 那么作家通过对苦沙弥这一人物的戏剧化描写，表现出作家对于现实、自我的深刻认识。
日本当代哲学家梅原猛对《我是猫》的评论堪称经典。梅原猛认为，《我是猫》的诙谐之处在于把人拉低到与动物相等的位置，小说中的主人公苦沙弥老师作为漱石的分身，屡屡成为嘲讽的对象，这是当时陷入神经衰弱之中的作家通过自我对象化实现的一种自我疗愈， 也就是说，进行自嘲的人是在对那些连自嘲都做不到的人们显示一种优越感。梅原猛说：
《我是猫》中所有的一切都通过猫的嘲笑被否定了。可是掀开那层否定的面纱，背后是端坐在价值宝座上的自我。这是一种复杂的间接自我肯定法，是直白地称自己为神的尼采所无法忍受的、苏格拉底式的间接自我肯定法。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可他人却不自知自己无知，以此来显示自己比他人聪明，这种间接自我肯定法，是一种很迂回的自我肯定方式。
苏格拉底的“间接自我肯定法”以是否知道自己无知作为衡量标准，而漱石的《我是猫》则以知道自己无知后，能否对此付之一笑作为衡量标准，也是一种迂回的自我肯定。与此同时，梅原猛将《我是猫》中“笑”的结构总结为，以猫为中轴，将一般认为的价值标准彻底进行反转。一般人认为俗人比“太平的逸民”更有价值，而在“猫” 的眼里，“逸民”是嘲笑的对象，不过价值尚在俗人之上，也就是说， 俗人的价值跌落得多。
前田爱也指出，漱石通过《我是猫》的写作对陷入神经衰弱的自己进行自我疗愈。虽然猫总是强词夺理，但是如果那是作家假托猫的口吻，通过强词夺理进行自我疗愈的话，那么猫的逻辑就只能是对日 常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再现。即便是歪曲的再现，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接受。心理咨询正是通过讲述，进行自我疗愈的典型。在心理咨询时， 患者通过讲述，给自己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在现实中赋予一定的位置， 我们听家人朋友发牢骚，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心理咨询。
板花淳志则关注《我是猫》中叙述者“猫”的话语，认为二弦琴师傅家里的猫三毛子使用比较高雅的“山手”（东京的高级住宅区） 地区的语言，车夫家的猫阿黑使用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叙述者“猫” 在转述军人家养的猫阿白的意见时，其实是对阿白话语的一种引用， 也就是说，叙述者“猫”总是受到他者的语言影响。叙述者“猫”和车夫家的阿黑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车夫和教师，到底谁了不起？”
“肯定是车夫力气大啦。瞧你家主人，简直瘦得皮包骨啦。”
（ 中 略 ） “不过，论房子，住在教师家可比住在车夫家宽敞哟！”
“混账！房子再大，能填饱肚子吗？”
板花淳志认为这一段猫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答非所问，或者说价值不对称正是小说《我是猫》的诙谐幽默之所在。
安藤文人则从叙述学的角度对《我是猫》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我是猫》中，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报告者与接收者的关系， 而是一种类似于人际交往的直接交流。当然，这只在作品内部成立， 是一种假托、一种虚构。而作家漱石正是通过这种虚构得以脱离现实中的自己，以一只无名的猫的口吻，尽情地进行语言表达。而他的听众，也就是小说的读者，也都是无名的、想象中的存在，从而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叙述者与听众之间顺畅的意见沟通，构筑一种亲密的社交关系。漱石曾经指出，小说的题名如果翻译成英语的话，应该使用“we”这个人称复数代词，这里的“we”——我们，也包括读者在内。漱石希望通过这一小说叙述形式实现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
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关注《我是猫》创作的历史背景的论文也随之增多。五井信着眼于《我是猫》中苦沙弥老师的香烟由“日出”牌更换为“朝日”牌这一细节，从而发现了小说背后隐含的日俄战争的时代背景。先行研究已经指出，《我是猫》故事情节的时间始于日俄战争正式宣战后的 1904 年 6 月，结束于《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的 1905 年 11 月。就小说《我是猫》的主人公们大量消费的香烟而言，明治初期，政府尚未对香烟收税，自 1904 年 7 月开始，为了确保日俄战争的军事开支，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将香烟作为政府专卖物资，仅允许“敷岛”“大和”“朝日”“山樱”四个品牌制造、销售香烟。小说《我是猫》中的苦沙弥老师一定是把囤货的“日出”牌香烟都抽光了之后才改买“朝日”牌的。当时“朝日”牌的香烟20根一盒，价值 6 日元，以苦沙弥为代表的“太平的逸民”们之所以能够大量消费并不便宜的香烟，是因为他们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 在日俄战争正酣之际，这一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特权保证他们可以免于兵役。
小森阳一也详细论证了小说《我是猫》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小森指出，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国家财政状态已经无力再进行战争。虽然在日本海战役中，日军击败了沙皇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但是如 果单凭陆军作战，日军一定会战败。因而，虽然名义上，日本战胜了沙俄，但是并未获得任何战争赔款。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令日本获 得巨额赔款，很多日本人仍然幻想着可以通过战争来赚取赔款。1905 年 9 月 5 日，那些采用了某种手段没有被征兵奔赴战场的日本男性， 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集会，反对缔结不能获得战争赔款的《朴次茅斯条约》。政府出动了警察，于是参加集会的群众放火焚烧日比 谷警署，制造了日比谷暴动事件。而此时，漱石正好在写作《我是猫》的第六章。
于是，夏目金之助将自己的笔名改为谐音的“送籍”，这个“送籍”既是指自己由养父母的盐原家恢复为夏目家的户籍，同时也是指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 1893 年，漱石 26 岁那一年，将自己的户籍迁至北海道后志国岩内。因为当时北海道实行“屯田兵”制度，作为殖民前线，进行军事化的土地开垦，所以没有实施征兵制。漱石将户籍迁至北海道，等于可以免除兵役。
在小说《我是猫》中，漱石特意提及此事。
“不久前我有个朋友叫送籍，写了《一夜》这么个短篇小说。谁看都稀里糊涂，不得要领，便去见作者，盘问《一夜》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作者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便未予理睬。的确，我想，这大概正是诗人的本色。”
“也许他是个诗人。不过，可是个特号怪物呢。”主人说。“是个蠢材！”迷亭干脆“枪毙”了送籍。
东风君觉得这么几句，还评得不够周全，便说：
“送籍这个人，就连在我的伙伴当中也是不被理睬的。还是请诸位稍微细心些谈谈我的诗作吧！请特别注意的是‘凄苦的尘寰’与‘火热的一吻’，采取了对仗的笔法，是我心血的结晶。”（中略）
主人不知想起了什么，突然站起，去到书房，没多大工夫，又拿着一张纸条走来。（中略）苦沙弥先生终于开始读他那篇亲笔名作了。
“‘大和魂！’日本人喊罢，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 “简直是突兀而起！”寒月夸奖说。
“‘大和魂！’报贩子在喊。‘大和魂！’小偷在喊。大和魂一跃而远渡重洋！在英国做大和魂的演说；在德国演大和魂的戏剧。”
“果然是胜过天然居士之作。”这时，迷亭先生挺起胸膛说。
“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铺的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投机家、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 “先生，请补上一笔，我寒月也有大和魂。”
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漱石对于战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辛辣讽刺：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获胜了；因为具有大和魂，所以获胜了；战胜俄国，成了一等国。但是大和魂果真如此值得自豪吗？只要是日本人，就一定每人都拥有大和魂吗？如果说率领海军战胜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大将因为具有大和魂，所以打了胜仗，尚可理解。可那些参加日比谷暴动事件的民众同样也是日本人，其中不乏城市底层的劳动者， 那就是说“鱼铺的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投机家、杀人犯也都是日本人，因此也应该都有大和魂。如此一来，每一个出征的象征着“大和魂”的日本军人与杀人犯就没有不同了。
小森阳一认为，漱石通过唤起读者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关注，巧妙地在《我是猫》中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批判。能够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失批判意识，并通过自己的小说巧妙地向读者传达这种批判精神，此一难能可贵之处足见漱石这位作家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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