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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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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新且较全面地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对本领域的研究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尤其可供文学专业学习进一步深造参考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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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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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展示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领域多声部的话语实践，多方位有深度地开采、借鉴多流脉多声部的世界文论；倡导中国学者的主体立场与文化自信，胸怀多元化的世界，直面世界文论发育的原生态；倡导由粗放式的追踪转入深耕式的吸纳；着力突破“中西对立”的思维定势，将外国文论细化为五大流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欧陆文论”、“英美文论”“现代斯拉夫文论”、“东方文论”倡导坚守文学本位，注重文学文本作品理论系统梳理，注重文学理论轴心话语跨文化旅行印迹的清理，坚持跨文化而不是跨文学的文学理论研究；倡导直译，对经英语转译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捷克语的文论经典名篇予以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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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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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学理论室主任，研究员，文学博士。历任社科院外文所苏联文学室助理研究员，首届中央讲师团赴河南安阳教师，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留学生，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副编审、比较文学室及文艺理论室研究员、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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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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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沿视窗
语言抑或可比性：世界文学之网如何发挥作用？［德］马蒂亚斯·弗莱泽著王晓菁译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和法兰西文学共和国［俄］谢尔盖·福金著郑文东译
世界文学的历史语义：概念起源和学术用法［法］泽维尔·兰德林著刘娟娟译
劳动的乐趣——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英］安东尼·伊斯特霍普著钱丹译
假定意向论：再谈电影叙事［德］让·阿尔贝著兰秀娟译宁一中审校
现代斯拉夫文论
作为巴赫金新修辞学构想的“相应和之对话”［俄］瓦列里·秋帕著刘锟译
从形式论到文学符号理论［匈牙利］卡塔琳·柯罗著杨建国译
塔尔图符号学中的形式主义传统［爱沙尼亚］米哈伊尔·洛特曼著康澄译
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叙事学——兼论“情节”概念史［俄］谢尔盖·森津著王艳卿译
构成行为：什克洛夫斯基情节观中不容小觑的一面［德］沃尔夫·施密德著刘丹译
名篇新译
文学作品和它的具体化［波兰］罗曼·英加登著张振辉译
论修饰语［俄］维克多·日尔蒙斯基著吴笛译
语法的诗和诗的语法［美］罗曼·雅各布森著黄玫译
文学事实［俄］尤里·蒂尼亚诺夫著孙烨译
标准语言与诗性语言［捷克］扬·穆卡若夫斯基著杜常婧译
佳作评点
文学理论的兴衰与机制的关联——评《文学理论之生与死：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关联机制》陈涛
比较，范畴，以及世界文学之“象”——评《比较的世界文学》王晓菁
语言霸权——卡萨诺瓦的《世界语言——翻译与霸权》钱翰
文化政治视角下的日常美国——读伊格尔顿的《池塘那边》马海良
学人专论
论穆卡若夫斯基的诗性语言观杜常婧
附录
附录1：新书简介
附录2：本辑作者和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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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絮语
对“世界文学”理念的反思，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建构，依然是国际学界的一个前沿热点。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们依然在探讨“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何为？世界文学在哪里？世界文学如何在生成？”我们已然观察到：“世界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的多声部的话语实践。在围绕“世界文学”理念与理论之多声部的争鸣中，德国学界这一声部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十分重要。德国可谓“世界文学”的故乡。在世界文学概念的发育与发展史上，闪烁着一连串德国人的名字：施略策(August Ludwig Schlzer) ，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马克思 (Karl Marx) ，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多少年来，德国学界对发展和推广世界文学事业仿佛自带使命感，饱含期待与热情。然而，当今德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理念反思与“世界文学”理论建构可有什么新的见解与新的作为？ 我们注意到，奥尔巴赫之后，在如今被学界言必称道的有关“世界文学”著作中，诸如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之《什么是世界文学》、阿普特(Emily Apter)之《反对世界文学》、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之《文学世界共和国》、莫瑞蒂(Franco Moretti)之《远程阅读》，都鲜与德国有关。在“世界文学”理论争鸣中，当代德国学界“集体失声”了？2019年10月，在应邀出席哥廷根大学主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期间，由德国著名出版社施普林格推出的一部厚厚的《比较的世界文学》被我“捕捉”到，直接回应了我的疑问。
2018年10月，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在德意文化交流中心(Villa Vigoni)举办了题为“比较的世界文学” (Vergleichende Weltliteraturen/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s)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的语言是德语和英语。《比较的世界文学》就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全书共522页，由德国美因茨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迪特·兰平(Dieter Lamping)和英国伦敦大学女王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加林·吉汉诺夫(Galin Tihanov)主编，共收录了来自欧洲和南北美洲8个国家24位学者的论文。
“比较的世界文学”——这一书名就具有挑战性。这一表述在结构上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交织在一起，勇敢地直面学术界多年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明争暗斗”，暗示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专业的交融。这一书名一反常规，使用了“世界文学”的复数形式(Weltliteraturen/World Literatures)。两百多年来，“世界文学”这个词语在德语和英语系统里一直作为单数名词被使用，以表明它是一个独特而完整的系统，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默契。看来，《比较的世界文学》要对这一共识发起挑战。论文集封底的内容简介开宗明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已经超越比较文学，晋升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式，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性观念并立。“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逻辑正在通过新的文学发展变得越来越具多元性复合性，它映射出文学国际化的不同层面。它让我们看到文学理论的差异，这种差异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特性，因此也只能通过比较差异这一路径才能被清晰地描绘。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的多元性复合性作为一种概念描述了一系列思考的出发点。这些思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理解，并且超越欧洲文学和欧洲语境。这一段宣言清楚地表明这部论文集的学术宗旨：以比较的路径描述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复合性。
迪特·兰平在导论中阐述了世界文学概念难以厘清的原因。在语义层面，“世界”和“文学”这两个词语都有巨大的扩展性外延。“世界”是一个地理概念吗？它同“星球”“地球”“全球”的区别在哪里？如何概括与“世界”相关的世界市场、世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后殖民等现象和理论对“世界”产生的极其复杂的影响和塑造？在“文学”方面，随着语文学的改变，“文学”除了与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相关，其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在现实层面，世界文学的目标与效果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事与愿违的矛盾与逆转。“世界文学”是在对民族主义的警惕中繁荣起来的，以增进全世界互相理解，以造就世界公民为己任。但事实上“世界文学”受到世界市场和资本的控制，理想的幻象濒临破灭。然而，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却将这一现象纳入自己的属性，反而成为揭示这一现象的功臣。总之，“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有待商榷。迪特·兰平认为，对“世界文学”理论的探讨应当涵盖两个属性：第一，扩展性，应当可以用以解释各种文学国际化现象；第二，联接性，应当可以用以联接其他文学概念，譬如，互文性、跨文化、经典化、发行、流通、翻译，等等。“世界文学”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它自身蕴含太多差异，牵涉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因此，“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多元化性复杂性不可避免。迪特·兰平强调，这并不是说“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而是说可以由很多不同的路径来使之明确。
今日德国学者在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与争鸣中提出了哪些路径呢？哥廷根大学世界文学专业创建人马蒂亚斯·弗莱泽(Matthias Freise)以《语言抑或可比性：世界文学之网如何发挥作用？》一文，阐述他对世界文学网络的构建及其功能的最新思考。这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线耕耘多年的德国教授，既没有首肯以巴黎马首是瞻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也没有对文学全球化加以堂吉诃德式的反对。他尝试在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生成演绎模型上再往前多想一步：试图去更好地理解文学全球化过程的内在逻辑，给出一些实用性建议，帮助大家处理由演绎模型带来的和由阿普特提出的难题。弗莱泽分析了翻译的作用、传媒的影响，以及传媒技术对传统阐释和文本细读的冲击。通过具体的文本个案分析，他展示“世界文学语文学”的力量及其隐含的局限。这种力量和局限是由对语言使用方式的独特性决定的，而非仅仅是语言自身。譬如，秘鲁人用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同西班牙文学截然不同，秘鲁人不会因为使用西班牙语而变成“西班牙人”，他们的文学也不会被认为是“西班牙文学”。对于语言使用独特性带来的局限，弗莱泽基于原文与翻译文本的案例分析勇敢地确认，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还认为，如果我们不甘心屈服于世界文学中的语言难题，或许可以通过构建“世界文学之网”来缓解和改善状况。弗莱泽所指的并不是文学作品之间的网络，而是一张由文学作品的作者搭建，由文学作品的解读者追随的网络。作者才是关键的首脑核心。由此弗莱泽提出，我们对“世界文学”的作者应该在全球视野、思想智慧、责任感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篇论文展现了今日德国学者在“世界文学”新探中的独特立场与最新探索。我们获得了马蒂亚斯·弗莱泽教授的授权，请在哥廷根大学从事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的王晓菁博士将该文译成汉语，期望由此引发我国同行的兴趣，深入关注“世界文学”理论争鸣中的“德国之声”。
弗莱泽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就“世界文学之网”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实用性建议”，还在于该文在文学理论思考上的含金量。弗莱泽在这里从文学交流的特殊性、文学文本的语言性维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弗莱泽指出，20世纪的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就曾提醒我们，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质是必不可少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曾主宰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如今它们被视为过时，因为似乎只要有英语翻译作为通向世界上所有文学的通道就够了。除了译文，我们还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了解许多关于文本的背景知识，譬如作者的经历、作品的获奖情况，等等，就好像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文本的意义。其实这可是自欺欺人。这就好比喝红酒的人认定，一瓶红酒会更好喝是因为它以各种手段获得了多个帕克团队的评分。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会惊叹“哦，但丁！”并且敬畏地献上膝盖。至于文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无所知。
在弗莱泽看来，当文学的社会功能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时，文学理论家们错过了一次为语言性进行有效论证的机会。这种论证立足于文学交流的特殊性。区别于信息交流，文学交流作为关系交流发挥着作用。原则上，信息交流和关系交流之间的差别，或者换一个说法，数码交流和模拟交流之间的差别在于：如果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仅仅基于信息交流，他便会失去建立关系交流的能力。关系交流需要一个能够维系和拓展这个交流维度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艺术性的文学。关系交流的信号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意思，正是这一缺陷导致了关系交流的障碍。然而关系交流的优势就孕育于这一矛盾之中，关系本身就涉及关系中的两个方面，因此它必定是矛盾的。以这种关系特质为基础的交流也必定蕴含矛盾。自己内部包含着不可或缺的矛盾关系，这是关系交流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优势。我们可以从语言性的角度来窥探文学制造关系交流的手法。文学创作手法负责制造矛盾。这需要各种文学创作手法的通力合作，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组合到一起——既有专门的语义方法，譬如，比喻以及雅各布森（Jakobson）的等价关联，也有谋篇布局制造叙事视角的叙事方法，甚至还有遣词造句的修辞方法，语调和对白的内在对话。它们当然以不同的方式起着作用。因此我们就可以确信：正是在制造矛盾的过程中，我们才体察到了文学的特殊性。
弗莱泽看出，文学具有社会性的关系交流的功能。这种功能帮助我们解决了关于文学虚构性的问题。信息交流并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的任务也就不取决于文学表述的真实性，反而取决于具体的文学语言的特性。只能由文学语言的特性单独承担起构建文学话语在关系交流中的任务。
弗莱泽提出，当我们从文学创作手法的语义功能这个角度来观察话语，我们绝不是要寻找语言学企图从语义中找到的那个文本的所指。我们不能把整个讨论在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符号学框架内展开。对于文学的语义，所指是不确定的，所指这个概念是和信息交流绑定在一起的。对于关系交流的语义，文字是对一种关系的表达，不是表达理想的或真实的客体。在关系交流中，“妈妈”不是孩子视野中对客体的指认，而是对一种备受关爱与呵护的情况的表达。因此，人们有理由设想，最初的语言获得是在关系交流中进行的。同样，关系交流中文学意指关系的相互关联是一个通过互相连接的语义关系支撑起来的语义空间。我们不能把这个理想空间与文学虚构作品中的仿真空间混淆。
弗莱泽强调，不能放弃文学文本的原文之理由，并不在于这些原文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区分文本所展现的生活世界，而在于语言性自身，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语言，而是有独特性的语言。当然，语言的关系交流的维度会对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谁仅仅在信息交流层面掌握一种语言作为外语，他就不能用这种语言创作文学作品，甚至也不能阅读文学作品。然而通向关系交流层面的通道对于外语阅读者来说，甚至对于外语作家来说，都是可能的，譬如，能成功在多种语言里转换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就是很好的例子。外语读者和学者能利用他们关于整套的文学创作手法的普遍知识，来逐渐走进一种陌生的文学语言，即走进文本关系交流的维度。
弗莱泽断言，当人们脱离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后，关系交流就失效了，并且这部作品也不再是文学作品了。与形式语义脱节后，文学文本就只剩下信息交流，人们便不再需要它，因为它只是单纯的事件陈述了。当我们读到“K先生的早餐只有一个苹果”这样的情节时，如果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这样的早餐是否有营养是否健康是否值得推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不是《大众医学》杂志，而是文学作品《诉讼》，并且我们正在语义空间里移动。在这个空间里，一只苹果可能是极具矛盾语义的。把文学文本简化到主题内容或者实用语境层面（暴政、集权，或者卡夫卡与父亲的冲突）已经是课堂教学的顽疾。甚至母语者在阅读原文时，当文本的整个语言性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会对文本的文学性视而不见。当文学的全球化使翻译成为必需品，会令这种对文学无知的处理最终合法化。这令我们担忧。
弗莱泽对于文学交流的特殊性，文学文本的语言性的这番论证，对于形式、手法、语义空间、结构—功能的这番思考，其字里行间是否跃动着雅各布森与蒂尼亚诺夫、穆卡若夫斯基与巴赫金这些现代斯拉夫文论大家的理念与思想的音符呢？
看来，对“世界文学”理念的反思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建构这一世界文论前沿视窗的多方位瞭望，也为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名篇的汉译与大家学说的研究提供新理据，我们理应在这一园地不懈劳作，继续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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