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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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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约瑟夫·弗兰克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穷人》、《双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们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而且显示了将会继续在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中出现的重要主题的发展演变。本书曾获一九七七年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一九七七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一九七七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当代思想类作品”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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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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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首卷。在这部广受赞誉的传记中，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许是现代*伟大的思想小说家——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重要的重新诠释。首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年生活写起——从他在莫斯科的童年，到他的父亲之死，一直写到他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激进团体而被流放西伯利亚。本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穷人》、《双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们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而且显示了将会继续在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中出现的重要主题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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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资深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著有《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等。
译者
戴大洪，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译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崩溃之研究》、《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古拉格：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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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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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目录
音译
前言
部 莫斯科
章 序幕
第二章 家庭
第三章 童年，少年，青年
第四章 宗教背景
第五章 文化背景
第二部 圣彼得堡
第六章 工程专科学校
第七章 “一个了不起的高尚的人
第八章 两种浪漫主义
第九章 果戈理时代（一）
第十章 果戈理时代（二）
第十一章 《穷人》
第三部 引人注目
第十二章 别林斯基及其身边的文学贵族
第十三章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第十四章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二）
第十五章 别克托夫小组
第十六章 彼得堡小品文
第十七章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十八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
第十九章 帕尔姆杜罗夫小组
第四部 自我发现之路
第二十章 《双重人格》
第二十一章 彼得堡时期风格奇异的作品
第二十二章 现实与“幻想家
第二十三章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第二十四章 后记
附录
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病历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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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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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一部系列专著的卷。根据目前的计划，这部专著由四卷组成。
至二○○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全部完成，作者一共写了五卷，它们分别是： 卷，《反叛的种子，1821—1849》（1976）；第二卷，《受难的年代，1850—1859》（1983）；第三卷，《自由的苏醒，1860—1865》（1986）；第四卷，《非凡的年代，1865—1871》（1995）和第五卷，《先知的衣钵，1871—1881》（2002）。，按照年代顺序，每卷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整部专著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提纲，在其他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合理的时间之内陆续出版其余各卷。
整个写作计划大约萌生于二十年前我应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生院的邀请前去举办系列讲座时。研究生院当时由E.B.O.博格霍夫主持，我们很快成为好友，他罕见地兼具绅士的魅力和学者的严谨，至今仍然让熟悉他的人记忆犹新。那时我对流行的存在主义文学——它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很感兴趣，因此选择“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作为我的讲座题目。为了提供一些历史背景，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当作人们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品中所发现的氛围和主题的先例着手进行分析。我对这部作品的阐释源于列夫·舍斯托夫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我强调了地下室人的非理性和不道德，因为他不顾自然法则可悲并且挑衅性地坚持他的个人自由，无论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不过，我在阐述这种观点时心存忧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它所强调的作品含义没有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对于存在主义解读来说，它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当我着手整理讲义时，我决定对《地下室手记》进行更加彻底的研究，同时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显而易见，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点。这使我阅读了凡能找到的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书籍和文献，只要是我看得懂的语言，终，当这一类原始资料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我开始学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断迅速增强的同时，我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反而大大减弱了。我放弃了整理讲义的计划，转而决定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这是本书及其后续各卷由来已久的写作起因，它几乎完全出于偶然——尽管我在动笔时绝没有打算写这么大部头的一本书。
但是，题材本身的引人入胜诱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结果我逐渐意识到，假如我想充分阐述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的话，那就必须大规模地重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然后再在其中描述他。因为，这种看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视为对他那个时代主要问题的高度艺术概括，当然，它只是一种个人表达，不过，它是一种比大多数人都更关注自身之外那个世界的个人表达。这并非某种失常的精神状态的狂热发泄——我们在西方也常常倾向于这样认为——那么简单，而是某种极具天赋的特殊气质的激情表露。实际上，具体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一种方法是，在他将自己的个人困境与肆虐他身为其中一员的那个社会的灾难熔为一体的能力中发现它。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生活的兴趣于是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任何想在后面的篇章中读到一部常规传记的人将会感到非常失望。此类著作已大量存在，而我丝毫无意再为它们增添一部。我简略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生活的背景事件，但却详细介绍其日常经历中在我看来具有某种重要关联性的一些方面——只是对阐释其作品有帮助的那些方面。因此，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在我看来似乎一向自相矛盾的是，在偏爱个人轶事和私生活细节的一般传记作品中，被忽略的通常是对于艺术家的人生重要的那种东西——实际上，被忽略的是他的作品，那才是我们对他感兴趣的原因。这样的叙事也许有助于研究人类的特点，或者有助于研究它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史，但是，它往往把艺术失落在背景中，充其量也只是将其当作更主要的生活经历的副产品和附属物。我采取了与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附属于他的艺术思考及其成果的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将使任何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的人生更准确地对应其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实际地位。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发现了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生活”这个词既可以用于食色男女，也可以用于艺术家，后者同样在思想、精神和意识的层面上生活着。由于这个原因，我宁愿更为详细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把篇幅用在描写其日常生活的一般琐事上。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正是来源于这一环境，凭借这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他吸收消化了对其有用的生活经验并且使之转化成为他的艺术主题和技巧。我将努力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对其生活进行的探索——探索是在黑格尔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客观精神”的层面上进行的——可能有助于理解其成就的意义，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也是应该更加深刻的理解。本书当然不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探讨，尤其在近半个世纪的俄国批评界它不是，而且我还意识到，我从列昂尼德·格罗斯曼、Н.Ф.别利奇科夫、А.С.多利宁和В.Л.科马罗维奇这些前辈那里获益匪浅。我试图立足于他们已经打下的基础，同时尽量充分利用他们并不总是享有的阐释的自由。
当然，在构思本书——尽管因为教职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课题上，我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大约二十年时间里，我对那些曾经鼓励我在这一项经常让人想起堂·吉诃德的事业中坚持下去的人心存无尽的感激。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些我要深深感谢的人如今已不在人世： R.P.布莱克默、亚历山大·夸雷、埃里希·卡勒和H.B.帕克斯。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们对我的进展所给予的热情关注无异于强力兴奋剂，我永远不会忘记布莱克默在某个郁闷的时刻写给我的赞许信；不会忘记亚历山大面带微笑作出的评论，他的评论为一个重要问题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不会忘记卡勒读完一章之后打来的热情洋溢的电话。帕克斯是一位教师，他启蒙了我的少年时代，在我成年之后我们两人成为同事，我希望把这一卷书的手稿献给他，他从未怀疑过它将完成。
多年来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另外几个人是艾伦·泰特、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哈里·莱文，我从身心两个方面向他们三人表示感谢，我总是可以信赖他们的友谊。约翰·麦考密克、莱昂内尔·埃布尔、拉尔夫·曼海姆、查尔斯·福斯特、杰克逊·马修斯、西奥多·韦斯、尤金·古德哈特和戴维·戈尔茨坦是另外几位与本书的写作有关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鼓励、支持和想法。每次我去法国时，巴黎的乔治·安布罗西诺先生和夫人总是询问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进展情况，安布罗西诺夫人还把初稿中的几章译成法文；这一部分内容在《评论》杂志上发表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非常感谢他们主动提供的如此热心的帮助，我还珍惜对他们周围的那个小圈子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景的回忆，他们每星期六晚上讨论一个哲学话题。皮埃尔·安德莱是我的另一位法国朋友，他好心地为《社会契约》翻译与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关的文章和评论，而且对其中的内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某个领域的专家对一个未经许可擅自闯入其领地的外来者的努力表示欢迎的情况并不多见。本身不是专业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我无比幸运地声明，我受到美国斯拉夫语言学术界的许多成员的欢迎。他们友好地宽容对待我准备工作的不足之处，而且非常乐意倾听我的想法。他们的忠告经常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他们的知识总是让我用来填补我的知识空白。我特别感谢鲁弗斯·马修森多年来的亲密友谊以及与他在格里莫、巴黎、纽约和伦敦进行的几次交谈，特别感谢罗伯特·L.杰克逊、罗伯特·贝尔纳普、唐纳德·范杰以及我的同事克拉伦斯·布朗、维克托·温特劳布、勒内·韦勒克和维克托·埃尔利赫的支持与鼓励。我还有幸在普林斯顿遇到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神父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弗洛罗夫斯基神父（1893—1979）是二十世纪影响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之一，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普世教会主义者，出生于沙皇俄国，长年旅居巴黎（1920—1949）和纽约（1949—1979）。，并从这位仍然在世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化史学家身上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遗留下来的某种传统，弗洛罗夫斯基神父是这种传统的后几位继承人之一。
理查德·艾尔曼无私地从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阅读了定稿的前几章，并且提出许多被本书采纳的修改意见。保罗·兹韦格阅读了本书较早的一个稿本，他那富有洞察力的批评意见导致对原稿进行了彻底修改；罗伯特·贝尔纳普阅读了同一份原稿，发表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评论。鲁弗斯·马修森、哈里·莱文、弗朗西斯·弗格森和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阅读了终的定稿，向我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我衷心感谢他们大家。
多年以来我得到了许多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的支持。我想感谢古根海姆基金会、博林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所提供的资助款项。明尼苏达大学、罗格斯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真诚地提供了研究出版资金。上述大学图书馆以及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斯拉夫问题研究所阅览室和索邦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的配合对我完成本书助益良多。
我的打字员海伦·赖特夫人耐心地改正了我的所有错别字，同时让我欣慰的是，她觉得书稿内容非常有趣。盖洛德·布赖诺尔弗森承担了编制索引的吃力工作，不仅减轻了我的负担，而且纠正了许多正文中的错误。本卷的书名是我的长女克劳丁在从马尔韦利亚驱车前往桑坦德的漫长旅途中想出来的。我的岳母波莱特·斯特劳斯夫人急不可耐地得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帮助校对的机会。在为出版社出版本书做准备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我的编辑波莉·汉福德始终是一位耐心而老练的向导。
我的具有法国血统的数学家妻子在本书逐步成形的过程中认真审阅了每一页草稿，这使我对概念的严谨以及表述的清晰和恰当始终坚持的标准。无论本书可能达到什么水平，她付出了与我同样的劳动；即使是在本书卷出版之后，她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价值的信心仍然是这一计划进行下去的真正原因。
约瑟夫·弗兰克
一九七六年二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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