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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许多伟大人物的名字已从我们集体记忆的名册上消失。英雄人物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即是遭此厄运的一例。他是人道主义者，是国会议员，是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他却渐渐淡出了美国人的记忆，退到遥远的某处，实在令人唏嘘。曾经，他的生平和名字如同纪念碑，代表自由、信仰和仁慈。如果让亚伯拉罕·林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列出几位激励了自己的前辈，威伯福斯必然上榜，甚至可能高居榜首。如今，借着这本精彩的传记，有关他的记忆得以重生。 在这本传记中，埃里克·梅塔萨斯（Eric Metaxas）不仅以优美的文辞详细记述了威伯福斯的生平，更是巧妙地捕捉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人们身上的精神力量、道德原则、人性弱点以及神圣使命的基本特征。当时有一群英勇无畏的男人和女人，威伯福斯堪称个中翘楚，他们与时代潮流抗争，试图铲除奴隶贸易的毒根。他们不断尝试，遭遇过失败，也取得了进展，终“如鹰展翅上腾”，使整个社会意识到奴隶制度不仅仅是“独特的制度”那么简单。在威伯福斯心中，奴隶制度没有什么独特性。真正让他觉得独特的，是社会上那些看似有教养的人士何以能够对奴隶制度的残暴视而不见，对数百万黑奴的哭喊充耳不闻。对威伯福斯而言，奴隶制度和其他文明社会中的顽疾一样，是摧毁生命、遏制生命发展的破坏性力量。正是由于他的勇气和坚持，自由的钟声终于为数百万黑奴响起，对自由之权利的渴望从此在历史上空回荡。 这本传记回顾了威伯福斯的勇气、激情和行动，提醒现代人，使命尚未完成。此外，威伯福斯饱受疾病之苦，这也提醒我们，纵然人有匮乏和不足，但神圣的使命必然成就。他的故事迫使我们发问，我们如今能做些什么？ 今天，在世界各地（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仍有艰巨的任务尚未完成。非洲依然存在奴隶制度。虽然欧洲贩奴者“散发恶臭的船只”已成为过去，但如今仍有许多人被剥夺了一切，送到可怕的远方。在亚洲、东欧、拉美以及中东的许多角落，拐卖妇女以满足男人淫欲的恶行依然十分猖獗。仍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 圣经中有很多经文，警告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总有一股力量，在追忆、回顾和纪念中涌动。这本传记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威伯福斯，也让我们目睹时至今日仍在发生的奇迹。 首先，梅塔萨斯在书中把焦点对准一个虽然生来无需受苦、却对受苦之人的困境深感不安的人。威伯福斯看到了压迫的行为如何既改变压迫者，又改变受压迫者。在他力所能及之处，他放胆行动，力求改变世界。这勇气虽然暂时被人遗忘，却会在天上被永久地纪念并得着奖赏。 此外，透过梅塔萨斯笔下的威伯福斯，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性工作仍在继续。我们和威伯福斯一样，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当中有耶稣基督和众先知口中所说的“耶和华所亲爱的”群体。 威伯福斯毕生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度，他的努力祝福了许多他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他怀着不顾一切的爱要实现救赎的使命，虽然过程历尽艰辛，但从不动摇。威伯福斯早期的失败和从政初期遭遇的挫折，后来都被证明是值得的——在他于下议院推出份废除奴隶贸易议案许多年后，他终于取得了苦苦盼望的胜利。正如保罗在给襁褓中的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所言，爱的确是恒久忍耐。威伯福斯渴望的救赎和赦免，并非于他在世时完全实现，也不会在下议院完全实现。当今天反抗压迫时，当世界各处的种族主义受到挑战时，当一个更美好、更充满爱的世界终得以建立时，他的努力和付出带来的益处仍正在成为现实。 当今世上一个纪念威伯福斯的机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威伯福斯大学。一个半世纪之前，众人携手同心，放下种族、阶级和宗派的差别，创建了美国历史上所私立黑人大学。这所专为非裔美国人开设的大学，不是建在伦敦，而是建在英国的前殖民地，并且是为了纪念一位曾任英国国会议员的白人。其中的讽刺意味至今犹存。 当日要建这所大学的时候，关于非裔美国人的基本人性，美国的社会精英和学界有些礼貌性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许多人称，他们根本不相信黑人有能力学习知识、为社会作贡献，并且以奴隶以外的身份生存。 今天，在威伯福斯大学就读的学生，很多都来自美国贫穷的底层家庭，但他们在这里实现了求学梦。威伯福斯大学学生的家庭平均收入，仅仅略高于全国贫困线，但他们坚持对卓越的追求和对成就的渴望，勇于回应经济和社会的挑战。 在俄亥俄州一个名叫威伯福斯的小镇上，威伯福斯的遗产并未被忘记。每次开学典礼，众人都齐声诵读“威伯福斯圣经”——在这本圣经每页的留白处，明显地记有他的笔记和默想。成千上万非裔美国学生、非裔加勒比学生和非洲学生来到教育改变命运的祭坛前，将自己的身、心、灵摆上。多年来，无数的执业医师、教育家、律师、非洲独立国家的总统、国会议员和教会领袖自威伯福斯大学毕业，致力于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在少数几个仍然纪念他的地方，奇迹每天都在发生，这不只是讽刺，而是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的时代处在变革的旋风之中，“永志不忘”似乎是个合适的劝诫。在我们纪念威伯福斯、他的义举、他的救赎主的同时，让我们切勿陷入从前那善忘的陷阱。 弗洛伊德·弗莱克（Floyd Flake） 威伯福斯大学校长、前美国众议院议员（纽约州） 《实践美德》和《引导之道》作者 导 言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 些人，他们已经“无需介绍”便尽人皆知，但有个人的确需要“介绍”，至少在当下这个时代，他就是威廉·威伯福斯。这真是一件奇怪又讽刺的事： 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人，他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如果有个人的确不需要“介绍”，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声和成就应该在全人类广为流传，那非威伯福斯莫属。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不可思议地简单： 威廉·威伯福斯为他自己的成就所累，他是个幸福的受害者。不妨这样描述，有一种可怕的疾病肆虐全球，威伯福斯奋不顾身，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办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此后，这种疾病销声匿迹，再没有人因之受苦，一两代人之后，人们甚至忘记了曾经有这样一种疾病存在。 威伯福斯试图除去的顽疾之根，自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便开始生长，如果真的把它看做一条根脉，那它必然早已深入地心的熔岩。它蔓延得如此之深，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人认为，只有依靠它，这个星球才能存续。 和当下社会事务中所能想到的困难相比，威伯福斯和他的小团体所面临的阻力之大简直无法想象。有人胆敢凭借一己之力，至多再得到一点协助，就试图去推倒如重重山脉一般庞大、沉重又根深蒂固的体制，这是前所未有之事。按照今天的观念，奴隶制度的终结似乎不可避免，我们很难不把废除奴隶制度看做理所应当。但今天能有这种观念，全靠威伯福斯的努力。他成就了一个破天荒的奇迹： 在我们看来，奴隶制度的终结是必然的，但当时的人们则认为，奴隶制度根本不可能被废除，甚至不可想象。 今天凡是有良知的人，无不对奴隶制度之罪恶感到震惊和愤慨。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支持它，甚至是整个文化都支持它。但是在威伯福斯生活的年代，事实就是如此。奴隶制度好像出生、婚姻和死亡一样，被整个社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是织成人类历史这幅挂毯的一根线，深埋其中，你根本找不到线头，更不用说把它抽出来。回顾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奴隶制度几乎存在于所有人类文明当中。 在威伯福斯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要废除奴隶制度，威伯福斯和废奴主义者甚至无法公开提及这件事。有鉴于此，他们起初将焦点转移，提出了一个不那么尖锐的观点，即废除买卖人口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不敢提及解放奴隶，也就是废除奴隶制度本身。他们在心里暗暗期盼，一旦奴隶贸易被废除，或许有可能一步一步终实现解放奴隶的目标。但他们必须首先为废除奴隶贸易而战。这场战役持续了二十年，整个过程残酷而令人心碎。 威伯福斯在1807年终于赢得这场战役，仅这一项成就，就足以让他被纪念至今。为纪念废除奴隶贸易两百周年，我们制作了一部电影、几部纪录片，并且出版了这本书。如果要用一件事来代表威伯福斯的成就，必然是1807年的胜利。这项胜利为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激励其他国家效法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而它更开启了解放奴隶这扇大门。奇妙的是，就在威伯福斯1833年逝世前三天，他在病榻上得知，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终于得以实现。 在同时代人当中，威伯福斯聪明绝顶、交游甚广、才华横溢，他完全有可能登上英国首相这一高位，用某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只要他更热衷于社交聚会”。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其意义远远大于任何政治胜利。或许可以这样描述，威伯福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 世界因他而改弦易辙，当我们回头看时，甚至看不到曾经的黑暗。 威伯福斯看到许多被其他人忽视的现象，比如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作财产来对待之类的荒谬不公的事。他愤然起身，代表一个未来的世代——代表你我——向同时代的人大声疾呼。他告诉那些人，他们正在地狱中梦游，他们必须醒来，看看他所看到的，明白他所知道的。而这些事我们今天已经十分清楚，就是当时广泛存在的一种制度化行为，数百万人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此种邪恶行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尽力予以制止。 但是想一想，为什么今日看来明显不可容忍之事，却在历史上被容忍多时？为什么由威伯福斯领导的小团体突然之间看清这一现象不公义的实质？为什么威伯福斯等人在一个对道德麻木的世界里，突然之间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十八世纪末期的废奴主义者们，好像恐怖片里发现了“怪物”的人，他们试图让其他人也知道真相，可是没有人相信。 要完全理解威伯福斯所取得成果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明白，他根治的“疾病”既不是奴隶贸易，也不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至今依然存在，其程度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威伯福斯所战胜的比奴隶制度更可怕，其所触及的问题更深刻，我们今天很难看清楚——他战胜的是接受奴隶制度，并允许奴隶制度存续千年的心态。他摧毁了一整套有史以来一直支配人类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所成就的，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取而代之。这套旧的世界观把奴隶制度的恶看作善。威伯福斯除掉了旧的世界观，于是，“奴隶制度好”这一观念也随之消散。尽管奴隶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可是没有人认为它好。曾经，人们认为奴隶制度和人类文明密不可分，奴隶制度是人类传统的一部分，奴隶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元素，奴隶制度在道德上也正当合理，但是这些想法都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支持这些想法的心态已经成为过去。 威伯福斯不仅翻转了欧洲文明对奴隶制度的观念，更翻转了其对人类领域内几乎每一件事的观念。有鉴于此，无论怎样的评价，都配不上威伯福斯的成就：因为那实在是人类思想意识层面的重大变革。 威伯福斯本来可以和别人一样，谦逊地称自己对奴隶制度无能为力。但事实却是，1785年，在他二十六岁并且政治生涯处于期之际，他经历了一件意义深远又颇具戏剧性的事。可以说，上帝打开了他的双眼，让他看到另一个世界，虽然这并非他所愿。不管怎样，威伯福斯看到了上帝的现实，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天国。他看到了从未看到的景象，那些景象我们今天可能习以为常，但对他来说却极其陌生，就好像奴隶制度在我们眼中显得陌生一样。他看到的景象存在于上帝的现实中，但在人类的现实中却无迹可寻。他认识到这样几个观念：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拥有上帝的形象，具有上帝所赋予的尊严；所有人都是弟兄，我们应当彼此关爱照顾；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这些观念都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在威伯福斯接触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了至少十八个世纪。修士和传教士知道这些观念，并且在他们有限的范围内活出了这些信念。没有一个社会曾像不列颠那样，整个社会将认真接受这些观念。而这正是威伯福斯所带来的彻底的转变。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威伯福斯的位置独特，他能够将这些观念和社会生活、公共领域联系起来，而公共领域也有史以来次接纳了这些观念。有鉴于此，或许可以说，威伯福斯促成了信仰和文化的联姻。我们突然之间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不必再怀疑社会是否有责任帮助贫穷困苦之人。我们只需在方法和细节上完善，比如说，是动用公共资源还是私人资源。但我们绝不会再就社会是否有责任帮助弱势群体而发问，因为那已成定论。我们今天称之为拥有“社会良知”。我们相信，凡是现代、文明的社会，都应该有“社会良知”。 一旦这个观念在世上自由传播，整个世界即随之改变。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将很快基本上被废除，不仅如此，其他的社会弊病也将渐渐消失。旨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团体层出不穷，这种局面前所未有。威伯福斯的个“大目标”是废除奴隶贸易，他还有第二个“大目标”，就是把影响较小的社会弊病也一并废除。忽然之间，童工和劳动环境、孤儿和寡妇、犯人和病人等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人希望向比自己不幸的人伸出援手。这些团体多数以克拉朋联盟为核心展开行动。克拉朋联盟是一个非正式但很有影响力的社团，它聚集了一群不在伦敦居住却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共同耕耘，播种善举，而威伯福斯是克拉朋联盟的核心人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和多达六十九个致力于不同社会改革项目的团体有正式的往来。 总而言之，说威廉·威伯福斯是历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恐不为过。他于1759年出生，1833年离世，在这段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威伯福斯掀起了一场社会地震，重塑了社会版图，其影响之深远，我们今日才开始有深刻的体会。 威伯福斯无法预见，他在英国点燃的火焰，会越过大西洋，横扫美国，给这个国家带来深刻且永久的改变。想象一下，美国若没有不计其数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样的美国还是美国吗？虽然不能将美国的建立归功于威伯福斯，但有理由说，若没有威伯福斯，就没有今日的美国。 由于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的努力，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改良”已蔚然成风，空想社会改良家和空想社会改良主义甚至成了被嘲讽的对象，且一直如此。我们很容易忘记，在十八世纪，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出现之前，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甚少有人会为社会上的贫穷困苦者发声。而时至今日，社会良知已深入人心，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社会良知的世界，也无法想象一个把穷人受苦等悲惨现象视作“上帝旨意”的社会。虽然这种观念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比如存在于信奉因果报应的社会和文化中，但我们却坚决否定这种观念。我们坚持认为，地球上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们一样，相信社会有责任帮助不幸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一个政治家，威伯福斯用信仰为全人类取得无与伦比的伟大成果，因此，威伯福斯在当时绝不仅仅是政治英雄，他更是道德英雄。或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接近威伯福斯在十九世纪的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对他们来说，威伯福斯的成就一直在记忆中熠熠生辉。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亚伯拉罕·林肯都受威伯福斯激励，并以他为榜样。林肯曾说，学校里每个男孩都听过威伯福斯的大名和事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慷慨激昂地论道，威伯福斯的“信仰、执着和不灭的热情”“融化了英国人的心，他们开始同情奴隶，而政府中的强硬派也被感动，心生怜悯。终，奴隶摆脱了身上的枷锁”。诗人和作家也都称颂他，包括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拜伦（Byron）称他为“非洲的道德华盛顿”。 美国艺术家和发明家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说道，威伯福斯“将全部心力投向为同胞行善。他生活中的每分每秒，都在筹划这样或那样的善举。他不仅计划周详，更是全力实施……如果世上有更多威伯福斯这样的人，许多因少数邪恶自私之人的歹毒和报复而起的惨剧都可以避免”。美国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表达得更传神。他这样形容威伯福斯： 他的声音清晰爽朗，掷地有声……他的笑容透着仁慈，令人愉悦。他的目光流露出智慧。他侃侃而谈，却又柔和谦卑；他的措辞极其准确而又优雅；他下结论时总是小心翼翼；他发问时刨根究底；权衡利弊时考虑周详。他不卑不亢，简单直率，如孩童一般让人喜爱，举止又十分得当。这些美好的品格完美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如鸽子般驯良，又有着不可思议的能量，他非常谦卑，又非常大胆，勇于开拓！……这一切在威伯福斯的灵魂中浑然一体。 一位意大利贵族在见过晚年的威伯福斯后写道：“议会进入新的会议期那天，当威伯福斯先生走过人群时，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这位矮小的老人。他一脸沧桑，佝偻着肩膀，仿佛一位神圣的历史人物，如同全人类的华盛顿。” 今天，我们对这样的溢美之词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当下这个时代本就对伟大充满怀疑。“水门事件”仿佛一道闸门立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从此与英雄崇拜绝缘，对政治人物尤其如此。我们像《凯恩号哗变》（The Caine Mutiny）中的奎格船长（Captain Queeg）那样神经质，总是觉得苹果里有虫，或是运动员服了兴奋剂。每当读到传记中美好的细节，我们就联想到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的作品，怀疑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谎言，根本不是真相。 如果有人能让我们重拾发掘简单美好事物的能力，那人非威伯福斯莫属。他使“被囚的得自由”，他遗赠给世界一台引发根本性转变的发动机，我们称之为社会良知。故此，我们如果不能为他欢呼，那还能为谁欢呼？我们尤其要记得，知晓威伯福斯的人如今寥寥无几，而他自己恐怕会个站出来说自己的成就不值一提，这从他的信件和日记中就推断得出。他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因为觉得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多。 在废除奴隶贸易之战激烈的时期，威伯福斯坚定的反对者墨尔本爵士（Lord Melbourne）恼羞成怒，因为威伯福斯胆敢将基督教价值观中有关奴隶制度和人类平等的观念强加给英国社会。墨尔本爵士在盛怒之下说出一句名言：“若允许某人所信之宗教侵犯公共生活，则局面将不可收拾。”对他这句空洞愚蠢的言论，历史的回应是讽刺、不屑和嘲笑，并将永记史册。这是他应得的。 不过，局面的确不可收拾，却是美妙得不可收拾。有个人带领我们踏上那条美妙的小路，穿过那道金色的入口，又引领我们翻越群山，到达一个我们以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这真令人欣喜！ 埃里克·梅塔萨斯 纽约市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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