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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我抵达加拿大的那一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在沉沉的睡意中我被广播惊醒,知道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从座位旁的小圆窗往外看,天色已经大亮,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地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看一眼手表,醒悟到今天正是八月八日,想到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幸运之日来到北美,在迷惑中似乎又得到了一点安慰。马上我在心中又给了自己一个冷面的嘲笑,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那一年我研究生毕业,六月底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的成功使我着实兴奋了好几天。主持答辩是北京来的著名教授,他建议我去他那儿读博士,并主动提出论文的发表由他负责。我的导师也掩饰不住一脸喜气,答辩完出来他在我肩头拍了拍,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传达着一种含蓄的赞许。当然我不会去读什么博士,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机会,到北美去,在等待着我。妻子林思文去年八月去了加拿大,几个月前她寄来了所有的材料,催促我尽快赶赴加国。她办事的迅速使那些渴望过去探亲而等待已久的人吃了一惊,一个个跑到我这里来询问。探亲的护照在五月里已经办好,一环套一环一切顺利。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登上北上的列车去了北京。由于去年思文签证时遇到过的波折,我去的时候就做好了折腾几个来回的充分准备。可是在北京只待了两天,还来不及去看看大学同学看看母校,我就拿到了加拿大使馆签发的签证。这种意想不到的顺利简直使人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那种幸福感乱糟糟的,简直来不及仔细梳理仔细体验。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一种巨大的力量逼近,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等了好久才进了厕所,总算有了个安全的地方让我可以再次品味那种令人昏眩的幸福。我闩好了门,从内衣口袋里小心掏出护照翻到贴有签证标记的那一页,那黄色的小方卡给了一个伟大梦想的真正实现以权威的证明。我抚着那光滑的表面在列车隆隆声中哈哈大笑,把护照用嘴轻轻叼了,双手伸过头顶拼命地拍得“叭叭”响。又呆看着拍得通红的双手晃着头微微地笑,嘴唇哆嗦着自言自语地吐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直到外面的人等得焦躁拼命捶门我才出来。回到座位上不多久,我又一次产生了那种渴望,又一次排队进了厕所,我心痒难熬又抓不着非看看那黄色卡片才能稍稍平静。刚下火车我在广场上遇见了朋友胡大鹏,他妻子两年前去了美国,他正准备去北京办签证。他说:“成了?”我说:“成了!”说着领袖似的一挥手。他说:“真成了?拿到手了?”我说:“骗你呢!”说着一拍胸前的口袋,雄赳赳地把胸一挺。他说:“看看好吗看看好吗?”我把护照翻到那一页递给他,他双手捧着手直抖。我笑起来:“你抖什么手,我自己手也没有抖抖的。”他说:“这就等于多活一百年了。”他见我不明白又说:“这里一百年以后还不见得那么发达,你马上就得到了,这可不是多活一百年么?”我说:“你这个比喻真他妈的太妙了太神了太陶醉人了,一百年呢,你想想真的一百年呢!”他说:“别人搞了几年都搞不通的事你就这样一路通过来,连我都要为那些搞得可怜的人打抱不平了。”我说:“你别嫉妒,过几天就是你了。”他说:“但愿吧。你我都是靠女人出国,男子汉想起来也有点丧气。没有林思文,凭你,你想到北美去?”我说:“那是那是,前几天我把思文寄来的一千美元到黑市上兑掉,你猜那个人说什么来着?嘿,看不出你倒是谈了一个好对象啊!我就点着自己的鼻子问他,嘿,这样子还看不出么?够了!”说着两个都笑起来。
这些才多久的事呢,梦一样的现在就身在北美了。
在这个盛夏的晴朗早晨,加拿大东部边城圣约翰斯凉爽宜人。圣约翰斯,这个坐落在纽芬兰岛东端的海滨城市,我早就在心中把它生动地想象过无数次了,它和大西洋一起,一年多来是我心中现代人间的童话世界。我家中地图上的那一块由于无数次的指指点点已经变得油黑。今天真的我就来到了这里。尽管思文在信中告诉了我,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仍是天堂般的美妙。我知道自己是疯了,却还是克制不住地那样去想,这种想象之固执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告知的事实扭转。我怎么走下飞机来到了候机室我不知道,那种怦然心跳昏眩迷醉的感觉覆盖了一切。候机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行李传送带空寂地转动,有人走过来提醒我拿下自己的行李,我茫然地对他嘿嘿一笑,他莫名其妙怔了一下,这提醒我回到现实中来,开始理解身外的事情。我想给思文打个电话,却没有一枚一夸特的硬币(夸特:加币单位,为二十五加分)。小商店要到七点钟才开始营业,要换零钱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守着行李不敢走远,就那么呆站着有十几分钟。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屁股后面吊着一尺多长的电棒。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一笑说了声:“Good morning.(早上好。)”他这一笑给了我一点勇气,我马上回了一声,把那张十加元的钞票摊在手中向他伸过去,用生硬的英语问:“Can you change money for me?(能帮我换开钱吗?)”我怕他不明白我的话又圈了手指做出硬币的形状,指指电话做出打电话的手势。他“OK(好的)”一声,摸出一枚硬币给我,我连忙把手中的钱递过去,不知怎么表达,含糊地发出“嗯嗯”的声音,他摇摇手笑笑走了。因为这一个夸特,加拿大留给我极好的印象。
接电话的是个外国女人,我反复说了“林思文”几个音她似乎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她说些什么,她说得飞快似乎是对我这么早就打扰了她不耐烦。我冲着话筒说:“A Chinese girl!(一个中国姑娘!)”她说:“It may be Mary.(哦,可能是玛丽。)”她放下话筒去叫人,我又掏出电话号码来看。玛丽?怎么回事!那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谁?”这是妻子的声音吗?我有些陌生,没有把握。我说:“我找林思文,我是她爱人。”那边声音急促起来:“高力伟!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机场。”她声音更加急促:“上海机场吗?”我知道她又进入打国际长途的紧张状态了。我说:“我在加拿大,在圣约翰斯,我已经来了!”她说:“Wonderful!(好极了!)站着别动,我马上就来。”
一切顺利,太顺利了。我这样想着,一个姑娘的幻象在心中一闪而过,那是舒明明。明眸赤颊、轻盈活泼、披发垂肩。这是我留在中国的遗憾。一星期前我离家的前夜,她在我宿舍里依依地哭了好久,不断有送行的朋友来敲门,我们躲在里面不作声。要出国去只好分手别无选择,带着几分无奈几分狠心,我除了说些模棱两可的安慰话再也说不出什么。几天之后,我这就在地球的另一面了。我把行李移到候机厅门口,缓步走下台阶,下到后一级,我停了一下,带着一种期待,郑重地把腿跨了下去。这就是加拿大的土地了,它就在我脚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在心里嘲讽地“哼”了一声,这片土地被自己想得太神奇了。在国内那种狂热的气氛中,一个人甚至不能不这样去想。空气纯净如水洗过一般,但我又怀疑这种感觉是出于自我心理暗示。机场前面一片平展的开阔地,绿草如茵、生机勃勃、苍远平旷,一直伸展到远处小山脚下。许多花奶牛星星点点在草地上从容徜徉。数不清的海鸥来往翔掠,在远山的背景前点缀出些许移动的白影,有几只停在我脚边,我抬脚吓一吓,却并不飞走,只是跳开一点。天宇澄清,蓝得透明,我没有见过这么纯洁的天幕。眼前的景象与我想象的那么吻合,这使我对进一步的证实有着一种按捺不住、迫不及待的冲动。正四下张望,一辆轿车在我身边停下。我没有去想轿车与自己会有什么联系,却听见一个声音在喊:“力伟!”我一看思文正从轿车里出来。她还是那个样子,精精神神,穿着我熟悉的小碎花连衣裙,亭亭而立。在飞机上设想好的拥抱欢乐那样的场面忽然觉得不合适了,也许就是这辆意料不到的轿车影响了我。我羞涩地笑了说:“林思文,你好哇。”说完马上意识到不对劲,这是妻子又不是朋友,却想不起说什么才是好,又叫了一声:“思文!”她笑笑表示了对我窘态的理解,指着行李问:“都在这里?”我“嗯”一声。她说:“可以带七十四公斤呢,别人都是超重的,你不超至少带满,少带只是便宜了航空公司。又是舍不得买两只大箱子!”车上又下来一个高大的白人,过来提了箱子往车后塞。我想着是她的同学,忙把手提袋提过去。车开了我说:“纽芬兰的风景真好,天都是透明的。”她说:“早几个月赵霞来,带了一百多公斤的东西。”我说:“这里的鸟也不怕人,赶它也不飞。”她说:“少带东西想是省了钱,到这边来还贵几倍。”我说:“那片草地看了心里就舒服,在上面翻个跟头才好呢。”她说:“其实到了上海也来得及买。”我说:“上海只待了两天,搞机票去了没来得及买。”她说:“好啦好啦,我还不知道你,又是舍不得。”准备了多少话一时都觉得讲着不顺口,搭讪着问:“近来还好吧?”她说:“昨天在上海起飞?”她提示着,我倒抓住了话头,把旅程讲了一遍。她边听边和司机说着英语,说得很快我听不懂几句。她的手就放在我手旁边,我把手贴着坐垫轻轻移过去想抓住她的手,一碰到又退了回来。我觉得自己真可笑,怎么这也需要勇气,我们之间什么事没干过,抓一下手又算什么,这个人不就是我的妻吗?可心里还是觉得她在西方待了一年,和原来的她就有点不一样了,高雅了,可不能冒昧。
下了车她付给司机二十二加元,我心里陡然一惊,这才意识到这是出租车。车开走了她告诉我,车费二十元小费二元。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同学帮忙呢!”她说:“你没看见前面的计程器?”我说:“我哪知道什么叫计程器?次坐了出租车还是白人给我开的。天爷爷,快赶得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她说:“要把国内钱的概念搬到这里来,人就别活了,还要按黑市价算。我刚来那几个星期也不习惯,不过要你在心里转这个变,要准备几个月,你我是知道的。”我说:“赚了钱我也会花,我现在是穷光蛋,你也不是就富得流油了。二十多加元就没有了,想起也心疼。”说完了又感到自己的抱怨太奇怪,不叫出租车,从机场走过来吗?想是这样想了可心里还是惦记着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