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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贝淡宁教授,***随笔集
贝淡宁,秉持着对中国文化的真挚情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被授予国际性学院奖“会林文化奖”,2019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我在中国教政治:贝淡宁的中国随笔》是其***随笔集,记录着十余年的中国生活。
◎越过大洋到中国的“教书匠”
贝淡宁,原名丹尼尔·贝尔,中文名字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扎根中国潜心研究儒家思想,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道“中国人”
白衬衫,立领中山装,课堂上常引用儒家经典,贝淡宁教授在精神和文化上,俨然已是地道的中国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智者风度和儒者修为。
◎理想是成为“儒者”
儒家学者是贝淡宁乐于向人提起的身份,他精通文言文,经常在课堂上抛出《论语》里的内容作为总结,关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政治传统——选贤任能。
內容簡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思想支撑。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的故乡——山东,有一位温文尔雅的儒者,扎根中国十余年潜心研究儒家思想,他就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
贝淡宁的学术生涯早期,以“社群主义”研究著称,偶然接触到儒学后,发现儒家学说和社群主义有着相似之处。2004年,他决定到清华大学任教,一开始并不被西方朋友所看好,但他已经开始对儒家学说感到痴迷,儒家学说不单单是个学术议题,还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他要亲身感受中国和儒家学说。
经过十余年的课堂教学、学术活动、中式生活,贝淡宁收获颇丰:研究儒家学说,发现儒家并不老迈、严肃和保守,反而具有积极的当代价值;游历青岛、曲阜等地,提炼中国不同城市的独特文化精神;教授政治哲学,论述中国政治制度中选贤任能的重要性……《我在中国教政治:贝淡宁的中国随笔》记录着他十余年的中国生活。
關於作者:
贝淡宁(Daniel A. Bell),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希伯来大学研究员。2018年,被授予国际性学院奖“会林文化奖”;2019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主要研究领域:儒家政治、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代表性著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超越自由民主》《中国新儒家》《东方遭遇西方》《城市的精神》《贤能政治》等。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外国语言文学、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英汉对比。代表性翻译著作:《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中国新儒家》《分配正义简史》《大西洋的跨越》《城市的精神》《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贤能政治》《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等。
目錄 :
一 中国性与儒家思想
为何想成为中国人这么难
你可以通过学习成为“中国人”
儒学应该如何复兴
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论儒家民族主义:对批评的回应
我们可以从儒学中学到什么
二 儒家思想与日常生活
孔子与奥运
2008年奥运会,文明
北京课堂里的政治讨论
如何有效推广中国文化
曲阜:儒家文化之城
青岛:理想之城
厌烦民族主义?那就爱城主义吧
爱城主义理所当然:超级大都市的崛起
三 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治
中国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贤制:对读者评论的回应
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
“天下”归来
发展中国的软实力
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学些什么
中国人正在获得政治自信
选民应该接受测试吗
儒家思想可弥补民主不足
中国政治模式:贤能还是民主
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能学到什么,为什么重要
中国的贤能政治与西方民主
西方人批评中国时,须避免殖民主义思维
自由比真理更重要吗
达沃斯纪行:精英中的精英
达沃斯纪行:“打倒”民主
附录
洋院长贝淡宁这一年
对话贝淡宁:君子尚贤
我不是“洋五毛”
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担当责任才是首要的
內容試閱 :
序言
本书能够出版,我深感荣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意外之“宝”。我从没想到还有人愿意将我近十五年以来的著作和文章收集起来出版成书。几十年前,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自己能来中国内地讲授政治理论。我曾经在中国香港拥有稳定的、待遇相对优厚的教职。但是,在多次来内地讲课之后,我意识到来内地教书可能从思想上收获更多。
我一直研究儒家哲学,也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内地知识分子看来,儒家学说不单单是个学术议题,它还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我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到痴迷。2004年,我决定和家人搬来中国内地亲身经历儒家的复兴。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内地讲授政治哲学,先是在北京,后来去了上海和青岛。
我在中国内地的教学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传统上。正如本书所展示的那样,儒家伦理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家政治,而且深深影响了城市精神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少有人怀疑过去几十年中国儒家的复兴,我尽自己的努力记录了这一过程,不仅依靠哲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结合了自己在北京、上海和青岛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鉴于我所接受的政治哲学专业训练,我也试图区分对儒家政治伦理学的不同阐释,有些阐释在伦理上是值得追求的,有些阐释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为此,我试图提出能够得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进步政治思想家认可的阐释。对儒家十分严重的误解之一是,认定儒家是一种给那些保守派老男人捍卫现状的伦理学。
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儒家学者都是杰出的社会批评家,现在依然如此。儒家理想与“实际存在的儒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当代受儒家启发的社会批评家必须首先提出适合现代社会的儒家理想,然后再想办法消除或至少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动机绝不仅仅是智识上的。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意识到我的动机里同样包含曾经激励了过去几百年里来到中国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那种“传教冲动”,这种“传教冲动”大约是从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的。不过,我没有传播西方宗教比如基督教的使命。我坚定信奉儒家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希望能够为今时今日中国的“(再)儒家化”做出一些贡献。
现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我并不认为儒家或其他任何价值体系能够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下为所有人或者绝大部分人提供道德指南。我们的世界也需要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其他伦理传统。而且,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放的社会,允许人们讨论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什么好,什么不好。在这些辩论中,儒家能够而且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伦理指南的源泉。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现在认识到教学也不是单向的。我确实教过不少学生,写过一些关于儒家和政治理论的书,也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宣传和出版他们的著作。我大体上对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感到自豪。同时,我也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含义,中国内地教给了我很多。在中国香港教学时,政治学辩论的焦点大多是所谓一人一票制的“充分民主”,很难想象除此之外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清华大学,我发现大部分同事拥有另一种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学辩论主要集中在贤能政治的理想之上。我的同事们辩论的问题是如何选拔和提拔品德高尚、才能卓越的官员,如何评估才干和美德,以及才干和美德之间的关系,等等。我逐渐对这些问题产生极大兴趣,致力于追求贤能政治的理想,终我决定写一本中国贤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书。如果没有来中国内地,没有在此教书,我根本不可能去写这样一本书。
我在中国的不同城市工作过,因为好奇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别,以及中国不同城市的人是如何热爱自己的城市并为它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在此,中国教给了我很多。我决定与艾维纳·德夏里特一起撰写有关“城市精神”的书,试图探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
在过去几年里,我也逐渐认识到我的学术界同事致力于学术理想,同时也渴望通过担任大学行政管理者来为学术共同体服务。在西方,很少有学者愿意担任行政管理者,但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愿望却非常普遍,也许是儒家认为人生理想在于从政这一思想的遗产。中国又一次教导了我:在表明了想为大家服务的愿望之后,我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我决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学院的师生提供帮助。
在担任院长期间,我逐渐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差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有必要思考哪些社会等级在道德上值得向往,哪些则存在问题。因此,我决定写一本书论述“正义等级”的理念(这是我和复旦大学汪沛老师合著的作品)。又一次,中国教导了我。
将来,我还打算写一本关于“成为中国人”的书,这本书将更明确地展示这种教学关系并不是我来中国教书,更是我从中国习得良多。哲学家赵汀阳将中国性比作“旋涡”,它能够把其他人和其他文化“吸进来”,与此同时也能吸收其他文化的内容。像佛教、伊斯兰教等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或许能够改变这个“旋涡”的某些特征,但是个人则根本做不到。我现在意识到我错了,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旋涡可能会因为我的工作而做出某些改变。我渐渐发现,终被纳入“旋涡”的却是我自己。
我非常感谢提议编辑此书的赵子源和黎振宇老师,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我还要感谢吴万伟教授,是他在过去十多年里忠实和高效地翻译了我的大部分著作,并帮助我确定了本书的框架结构。我要感谢过去这些年来爱我和支持我的家人;感谢我在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各位同事。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谢意,正是中国文化改变了我的品格。至于这些变化是好是坏,还请各位亲爱的读者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