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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春秋战国真有趣》的作者龙镇全新力作。
★《春秋》与《左传》,是关于中华民族*早的靠谱的记忆。不了解春秋历史,就不懂中国。
★《左传》是打开《春秋》的一把钥匙,没有《左传》,读不懂《春秋》。
★一本书带你读懂、读通、读透《左传》,在趣味盎然中,轻松掌握春秋历史。
★书中配清代宣统年间石印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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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作为《春秋》的权威解读本,《左传》在中国流传两千余年,历来是儒家学子重点研读的对象,也可以说是古代公务员考试的书目。《左传》叙事简洁,文字优美,逻辑清晰,立场鲜明,既有史学价值,也有文学价值,更有思想价值。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左传》过于晦涩,即便是逐句翻译,也很难完全理解。
《这样读<左传>》,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不仅对原文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解读,对大历史事件的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还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历史背后的逻辑。本书旨在架起一座桥梁,让现代人能够读懂、读通、读透《左传》,了解春秋历史,领会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人生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作品轻松有趣,扎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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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龙镇,男,1975年生,湖南醴陵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现居广州。爱历史,爱八卦,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录中寻找内在的逻辑关系,还原历史真相。出版有《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6卷,读客公司出版,再版更名为《春秋战国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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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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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鲁隐公
第二章 鲁桓公
第三章 鲁庄公
第四章 鲁闵公
第五章 鲁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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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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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著名唱段,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能哼上一两句。杨子荣来到土匪窝,获得了座山雕的信任,荣升老九,土匪参谋长下令拿酒庆贺,杨子荣袍子一撩,眉角一挑,就来了这么一段。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是写春秋呢?
字面上解释,春秋是季节。春华秋实,春花秋月,春种秋收,中国人给这两个季节赋予了很多美好的意愿。
引申的含义,春秋是历史。
写春秋,即是写历史。
穿林海,跨雪原,智取威虎山,为党为人民立奇功,正是杨子荣甘洒热血去谱写的历史。
于是又有问题来了:为什么写春秋即是写历史?其一,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名。
这里的古代,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据唐朝史学家刘知推论,夏、商、周三代,官方的史书都叫作《春秋》——当然,也有些诸侯国的史书另有其名。比如在周朝,晋国的史书为《乘》,楚国的史书为《梼杌》,但是笼统地称为《春秋》,是不至于错的。
由于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夏、商、周三代各国的“春秋”,基本上都失传了。流传于世的,唯有周朝鲁国的《春秋》。
而这本《春秋》也不完整,仅仅是记载了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年间发生的事情,历经十二代君主,时间跨度约为二百四十年。
后人所说的“春秋时期”,即因此而得名。
其二,(据说)孔子是《春秋》的修订者。
后人看到的《春秋》,并不是原版,而是孔子修订过的。
关于孔子修订《春秋》这件事的真实性,史上争论颇多。正方反方的论述,皆有可取之处,在此不作讨论。
姑且站在正方的立场上来理解这件事——
首先,《春秋》经手的史官众多,文风不一。孔子作为鲁国的文化达人,对《春秋》进行修订,使之一气贯通,不足为奇。
其次,孔子曾以《春秋》为教材,讲授他的政治哲学。在授课的过程中,他可能觉得原始的记载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于是加以修正。
既然有至圣先师加持,《春秋》便不是一本简单的史书,而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了。它被列入五经之中,供奉在太学和国子监里,成为后世读书人考取功名的书目。
孔子本人对《春秋》极其重视,甚至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意思是,只要《春秋》传世,我便得偿所愿。理解我也罢,不理解我也罢,都无所谓了!
大有将一生学说都寄托于《春秋》之意。其三,《春秋》是有态度的历史。
没有所谓客观的历史。
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乱世,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他强烈地希望改造社会,恢复秩序,并由此而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
修订《春秋》,便是将自己的政治立场移植于历史事件中,借事说理,惩恶扬善。
由此而形成的“春秋笔法”,即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判断。
貌似客观的陈述,其实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然而,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竟然记载了约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平均算来,每年不到七十个字,可谓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之说,由此产生。
以如此之少的文字,承载如此之重的道理,对读者的理解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没有专人传授,读者基本上不可能明白《春秋》究竟说了些啥。
于是,为了诠释《春秋》这本难懂的“经”,又出现了所谓的“传”,也就是《春秋》的解读本。
其中流传于世的有三本:《左传》《公羊传》和《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四,《左传》是解读《春秋》的权威版本。
《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春秋晚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关于这件事,后世史学界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老左不可能是《左传》的作者,在此不作讨论。
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余万字的《左传》,史料翔实,文字优美,逻辑通顺,立场鲜明,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也有政治价值。
后人学习《春秋》,《左传》。
据《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连一介武夫都爱读《左传》,可见《左传》在汉朝有多流行。
相比之下,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梁传》,当然也有其价值,但是缺少《左传》的鲜活和厚重。
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总结:“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梁善于经。”
先秦儒家,强调以礼治天下,礼即各种规范的总和。在《左传》中,随处可以看到“礼也”或者“非礼也”的评论。合不合“礼”,是《左传》评判历史重要的标准。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儒家便逐渐蜕变为专制统治的官方学说。“礼”的精神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皇权的极度维护和对思想的严格控制。如谭嗣同所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内法而外儒,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也是自秦以后中国传统儒学的嬗变与宿命。在这种大环境下对《春秋》进行解读的《公羊传》和《梁传》,自然与《左传》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在后世某些学者看来,《左传》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甚至是有问题的。朱熹便曾经说过:“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言下之意,《左传》不讲皇权政治!
然而,正因为《左传》不讲皇权政治,少了许多迎合统治者的虚与委蛇,它才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儒家初的思想和本来面目,称之为“儒家的初心”,也未尝不可。其五,《左传》也在不断地被解释。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左丘明解读《春秋》,自成一家;后人研读《左传》,又读出许多心得。千百年来,注解《左传》的专著层出不穷,汗牛充栋。
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唐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清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现代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日本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等,为世人阅读《左传》,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与帮助。
一千位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注解多了,很难区分这些作品究竟是“我注左传”,还是“左传注我”,抑或兼而有之。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阅读即浇灌。《春秋》的原义和《左传》的思想,在注解与碰撞中,被延续与深化了。一粒精神的种子,历经千百年来的培育,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
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精神气质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就算是外族入侵、大神震怒、基因重组,也不能将它化为无形。
即便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孔子被戴上“头号大混蛋”的帽子,连塑像都被拉出来游街批斗。可是您看,样板戏开演了,革命演员一开腔,还是“甘洒热血写春秋”。一不留神,又回到孔子那里去了。
是为序。
(选自鲁隐公元年)
《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可谓言简意赅之至。
这六个字有什么讲究?且听老左分析:
首先,大叔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背弃了君臣之义,所以不称其为“弟”,而是直呼其名,以示谴责。
其次,郑庄公和大叔兄弟相争,有如二君交战,所以用了“克”这个动词。
再次,所谓兄长,本来就有教育弟弟的义务和职责。可是,当大叔犯错误的时候,郑庄公没有好好教育大叔,反而故意放任自流,诱使其叛乱。说白了,郑庄公的目的,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杀死大叔。所以这里不说他是兄长,而是称为“郑伯”,这也是一种谴责。
后,“出奔”二字,在春秋时期是有罪之辞。这里只写郑伯克段于鄢,却不写大叔出奔共地,是因为如果写了,责任就完全在大叔身上了。事实上,郑庄公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只不过郑庄公太狡猾了,伪装得太好了,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史官也不好明说,只能如此下笔,希望列位看官能看明白吧。
这便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含义,都有其价值判断。它是隐晦的,委婉的,深藏不露的;同时也是尖锐的,严肃的,毫不留情的。区区六个字,竟然带出这么多的道理,厉害吧?
说句题外话,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讲到鲁迅的文章,一个破折号能够讲出七层意思,抄在笔记本上就是满满的两页,何尝不是一种“春秋讲法”?
关于郑庄公这个人,有必要多说两句。
1960年,曾经说过:“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而且表扬郑庄公:“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连都击节赞赏的郑庄公,在和弟弟斗争的过程中,使用了堪称教科书式的政治手段。
他外表憨厚,内心精明。他不动声色地布置了一个陷阱,而且极有耐心地,看着大叔一步一步走进去。作为兄长和国君,他有很多次机会对大叔进行规劝,如果规劝无效,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但他不这样做。他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形象,对大叔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直到大叔迈出造反的那一步,他才果断给予致命一击。
这叫引蛇出洞。
大叔咎由自取,这是不用争论的。但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先秦儒家看来,首先强调的是君有君道,父有父道,兄有兄道。郑庄公作为国君,作为兄长,应该在臣弟犯错误的时候及时指出,给予相应的惩诫,而不是养成其恶,然后置其于死地。因此,在“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首先应该批评的是郑庄公,其次才是大叔。
领导的责任,大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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