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这次旧稿再版的修订，除了更改书名、核对征引文献、修订脚注、清理冗杂表述以外，主要变化是删减了原第一章《问题与学术史》的多数内容，仅保留以钱穆、叶适相关论述为引子的论题说明。原第一章还有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问题以及学术回顾两个部分，篇幅较长。删除这些内容并非对相关论述的自我否定，而是重读书稿，感觉引论过于冗长，不能直切主题，影响阅读体验，甚至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对此略做说明，以便交待其中某些反复的思考。
原稿中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问题，一直有师友觉得似无必要。当时的坚持，是考虑到这部书稿是通史性思考的结果，为梳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消耗了大量精力，故而不忍舍弃。简而言之，其时对于周唐之际以及明清、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已有相当成熟的历史学论著。而试图做贯通的解释，宋代的情况似乎成为一个缺失的环节，这是开展这项研究的主要背景。我了解其他时段参考过的最重要的论著，包括杜正胜的《编户齐民》，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费孝通与张仲礼各自的《中国绅士》，许纪霖的《中国现代化史》，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这个议题的宋代部分，流行的是美国的精英地方化学说，相关的代表作包括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的《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包弼德的《斯文》，以及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 两宋江西抚州的地方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当时包伟民老师给我们讲授宋史，就是阅读与讨论韩明士的这部作品，包弼德的《斯文》有中译本，也更加熟悉。我不认同精英地方化的学说，当时更加流行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理论之于中国经验的隔阂，也有邓正来、许纪霖等学者认真剖析过。我进而认为，既然美国汉学界流行的问题意识与历史解释不符合中国经验，比批评这些观点更重要的应该是重新回归中国自身的学术史脉络，美国汉学界流行一时的论调则不必过多措意。
回归中国自身的学术史脉络，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拒绝。恰恰相反，我认为史学界更应该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本身追根溯源并灵活运用，而不是随汉学界的节奏起舞。在这方面，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于我是重要的典范。为了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阎步克教授翻译了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但他的问题意识并不受制于西方的社会学论著，而是秉持着中国学者独有的文化经验。《帝国的政治体系》同样为这部书稿提供了解释范式的基础，除此之外我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主要还是体现在对马克思、韦伯、帕森斯、卢曼等学者经典著作的理解，而不限于具体问题或观点的移植。
为了让讨论回归到中国的学术史脉络中，原版学术回顾部分除批评公共领域论及介绍我重点参考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之外，还系统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有关士绅阶层的解释范式，代表人物包括毛泽东、陶希圣、费孝通以及傅衣凌。这部分内容并非不重要，但我在书稿撰写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意识到传统中国学术思想中，并不缺乏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更重要的是宋代学者早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清晰深刻的分析范式。这些发现让我尝试将自己的研究与传统学术衔接起来，因此在书名中用君民关系代替一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概念，全书开篇引用钱穆与叶适的论述提出问题，而将学术回顾往后挪移。再版之际，我愿意更加突显自己的这种取向，干脆将这部分从正文挪到附录。
至于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问题部分，不过是相关重要论著的综述，主要意义是为我自己构建起相关的知识体系，今天读来略显冗余，故而干脆不再保留。不过这套知识体系至今仍是我贯通理解中国史的主要脉络，即周秦之变以后，族与国、儒家与法家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理学化的科举制度是调解结构性冲突、整合社会秩序的基础性构造。此后我对传统中国的宏观理解，应该说没有重大的更新。学术兴趣的延展，主要是近代转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与重置，以及从宏观转向微观，更多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个人的文化意义等问题。
第一章第三节原来还有小家庭与宗族组织这个部分，概述宋代乡村社会仍以小家庭为主流形态，宗族组织在宋代并不普及。这个问题虽然与科举理学化有密切关系，但属于另一个重大的议题，并非数千字可以梳理清楚，也与全书的主要脉络有所脱节，后面的章节对此也没有细致的回应，故而一并删去。如果加上对原稿冗杂表述的简洁化，这次修订整体大约压缩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此外也有个别地方参考新的研究成果，如宋真宗《劝学诗》的真伪、秦桧为宋高宗宣示道统等问题。
书稿原以博论及博士后报告为基础，其中第二章第三节科举与乡村社会梳理的史料及相关论述都比较薄弱，当时师友也有所批评。最近拙稿《书写与文本： 宋代的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其中以温州为例，对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复杂、不确定形态有更多描述，或可参考。
这次修订，书名由原来的《科举理学化： 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改为《士绅阶层前传： 两宋的游民与土豪、科举与理学》。士绅阶层前传这个新书名，出自包老师原序开篇提到的明清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前传用词比较奇怪，其实与起源、溯源类似，又别有后发、追述的意味，针对明清士绅阶层给人根深蒂固的印象，用前传来形容两宋的情况似乎并无不妥。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主要论述十六国北朝史，隋唐帝国形成只是一个尾声。新书名结构与此相仿，但能避免时段上的误会。原书名的副标题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其实主要出自宋人论述，又与论题契合，原版中也有较多篇幅讨论均田制崩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有关均田制的论述与核心议题其实有一定距离，单纯以此论述中古社会的转型也显得浅薄，因此修订时大幅压缩相关论述，并另拟副标题两宋的游民与土豪、科举与理学除点出关键内容，也弥补原书名没有标明时代（朝代）的缺憾。
大概原版偏重展现史料与记录思考过程，这次修订兼顾阅读体验，原稿近30万字削去约三成，近乎缩写，但愿读者更容易接受。
还需说明的是，重新核对引文、修订脚注时，宋人别集若无通行点校本，一般据《宋集珍本丛刊》标注出处，而文字错讹据《全宋文》径改，标点也多参考《全宋文》，文中未一一注明。
吴铮强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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