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研究要感谢剑桥政治思想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邀请，我受邀于2017年5月在剑桥大学承担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约翰罗伯特西利讲座（John Robert Seeley Lectures）。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项聘任深感惶恐，因为剑桥政治思想中心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政治观念史（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的熔炉，因此，我决定谨慎以待：我的讲演应当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它固然具有鲜明的观念史特征，同时又是我可自诩已然略具权威的领域。因此我有意在政治观念史的领域中作一番探险，同时又处理我所熟悉的哲学材料，由此我就有了主意，该如何安排我的西利讲座以及后续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系列关键范畴而言，所谓概念史中的剑桥学派以及德国传统究竟有哪些功绩。也就是说，我想要沿着一段复杂且充满冲突的历史对这些范畴进行重构，以便阐释民主的主导概念的历史来源。我接下来会以谦逊的方式处理承认概念，这一概念在这段历史中达到了统一的意义。因此，在此书的五个章节中，我将追溯我们今天所自我理解的观念的观念史之根，即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一种对于尊重或承认的相互依赖达成的，它被打上了所涉及的他者或她者的烙印。前言
此项研究要感谢剑桥政治思想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邀请，我受邀于2017年5月在剑桥大学承担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约翰罗伯特西利讲座（John Robert Seeley Lectures）。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项聘任深感惶恐，因为剑桥政治思想中心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政治观念史（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的熔炉，因此，我决定谨慎以待：我的讲演应当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它固然具有鲜明的观念史特征，同时又是我可自诩已然略具权威的领域。因此我有意在政治观念史的领域中作一番探险，同时又处理我所熟悉的哲学材料，由此我就有了主意，该如何安排我的西利讲座以及后续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系列关键范畴而言，所谓概念史中的剑桥学派以及德国传统究竟有哪些功绩。也就是说，我想要沿着一段复杂且充满冲突的历史对这些范畴进行重构，以便阐释民主的主导概念的历史来源。我接下来会以谦逊的方式处理承认概念，这一概念在这段历史中达到了统一的意义。因此，在此书的五个章节中，我将追溯我们今天所自我理解的观念的观念史之根，即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一种对于尊重或承认的相互依赖达成的，它被打上了所涉及的他者或她者的烙印。
我为自己设定的这一任务有多么困难，通过以下情况便能看出：今天，承认这一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唤起了迥异的联想。有时，我们在个人对他者的承认的依赖中看到的是一切现代的、平等的道德的源泉；有时则只看到了一种将个体引向一条正确轨道的社会手段，这条轨道上的行为是有利于社会的关系的；而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在这同一种依赖中又看到了一种个体关于本己的（eigene）、本真的（authentische）人格的致命自欺的根源，于是承认就被理解为是对真正的个体性的危害。如之后将指出的那样，这种差异与承认概念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中的语义学特征有关。在法文中，人们用reconnaissance表达承认，在英文中用recognition表达；而我们在德文中的说法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说Wieder-，而说An-erkennung。另一种差异则来自联想的链条，在对概念那各具文化上的特殊性的使用进程中，这种联想的链条悄悄溜进了这一概念在当地的意义核心之中：对一个人的承认究竟是针对他的社会名望，还是指某种与公众威望无关的东西、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更深的层次这最终会对概念的理论性使用产生一种巨大的区别。在对承认这一表达的用法中，以下一点也具有重大意义；它究竟是在思想的层面与一种道德的行为相联系，也即，它指的是对于其他人的尊重的一种形式；抑或它更多地是与一种认识论的进程相联系，也即，是指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认识的一种结果。这一表达的语义内容上的一切差异、它在每个地区的关联中产生的各不相同的联想的链条若我们想要重构承认理念的现代历史，上述这些问题必定会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开始这一任务之前，我首先想感谢一些人，由于他们可敬的邀请，我才会产生进行这样一种观念史研究的想法。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他邀请我担任剑桥政治思想中心的主任，并主持2017年剑桥西利讲座；他不仅对我盛情款待、使我非常享受逗留于他的大学的时光，而且还通过他那敏锐的、基于对欧洲启蒙的深刻认识的追问，帮助我完善关于承认观念的智性发展的观点；对于约翰杜恩（John Dunn）、克里斯托夫梅克施多洛斯（Christopher Meckstroth）和迈克尔索农谢（Michael Sonenscher）也是如此，他们的评论和批评使我不致于作出过于草率和考虑不周的结论；我也要在此衷心感谢他们。迈克尔南斯（Michael Nance）为我的研究第4章关于德国观念论中的承认思想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提示，他作为洪堡学者（Humboldt-Fellow）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所度过了两个学期；我也要衷心感谢他的帮助。我还想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福里登－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和舒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爱娃吉尔默（Eva Gilmer），她们是我的演讲顺利整理成专著出版的主要推动者，她们都通过温和的压力和友好的提醒，敦促我比较准时地交付手稿。我尤其要感谢爱娃吉尔默，她一贯是几乎带着爱意审阅我的手稿，并一如既往地以巨大的细致和严谨完成了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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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项研究要感谢剑桥政治思想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邀请，我受邀于2017年5月在剑桥大学承担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约翰罗伯特西利讲座（John Robert Seeley Lectures）。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项聘任深感惶恐，因为剑桥政治思想中心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政治观念史（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的熔炉，因此，我决定谨慎以待：我的讲演应当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它固然具有鲜明的观念史特征，同时又是我可自诩已然略具权威的领域。因此我有意在政治观念史的领域中作一番探险，同时又处理我所熟悉的哲学材料，由此我就有了主意，该如何安排我的西利讲座以及后续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系列关键范畴而言，所谓概念史中的剑桥学派以及德国传统究竟有哪些功绩。也就是说，我想要沿着一段复杂且充满冲突的历史对这些范畴进行重构，以便阐释民主的主导概念的历史来源。我接下来会以谦逊的方式处理承认概念，这一概念在这段历史中达到了统一的意义。因此，在此书的五个章节中，我将追溯我们今天所自我理解的观念的观念史之根，即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一种对于尊重或承认的相互依赖达成的，它被打上了所涉及的他者或她者的烙印。
我为自己设定的这一任务有多么困难，通过以下情况便能看出：今天，承认这一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唤起了迥异的联想。有时，我们在个人对他者的承认的依赖中看到的是一切现代的、平等的道德的源泉；有时则只看到了一种将个体引向一条正确轨道的社会手段，这条轨道上的行为是有利于社会的关系的；而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在这同一种依赖中又看到了一种个体关于本己的（eigene）、本真的（authentische）人格的致命自欺的根源，于是承认就被理解为是对真正的个体性的危害。如之后将指出的那样，这种差异与承认概念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中的语义学特征有关。在法文中，人们用reconnaissance表达承认，在英文中用recognition表达；而我们在德文中的说法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说Wieder-，而说An-erkennung。另一种差异则来自联想的链条，在对概念那各具文化上的特殊性的使用进程中，这种联想的链条悄悄溜进了这一概念在当地的意义核心之中：对一个人的承认究竟是针对他的社会名望，还是指某种与公众威望无关的东西、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更深的层次这最终会对概念的理论性使用产生一种巨大的区别。在对承认这一表达的用法中，以下一点也具有重大意义；它究竟是在思想的层面与一种道德的行为相联系，也即，它指的是对于其他人的尊重的一种形式；抑或它更多地是与一种认识论的进程相联系，也即，是指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认识的一种结果。这一表达的语义内容上的一切差异、它在每个地区的关联中产生的各不相同的联想的链条若我们想要重构承认理念的现代历史，上述这些问题必定会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开始这一任务之前，我首先想感谢一些人，由于他们可敬的邀请，我才会产生进行这样一种观念史研究的想法。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他邀请我担任剑桥政治思想中心的主任，并主持2017年剑桥西利讲座；他不仅对我盛情款待、使我非常享受逗留于他的大学的时光，而且还通过他那敏锐的、基于对欧洲启蒙的深刻认识的追问，帮助我完善关于承认观念的智性发展的观点；对于约翰杜恩（John Dunn）、克里斯托夫梅克施多洛斯（Christopher Meckstroth）和迈克尔索农谢（Michael Sonenscher）也是如此，他们的评论和批评使我不致于作出过于草率和考虑不周的结论；我也要在此衷心感谢他们。迈克尔南斯（Michael Nance）为我的研究第4章关于德国观念论中的承认思想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提示，他作为洪堡学者（Humboldt-Fellow）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所度过了两个学期；我也要衷心感谢他的帮助。我还想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福里登－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和舒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爱娃吉尔默（Eva Gilmer），她们是我的演讲顺利整理成专著出版的主要推动者，她们都通过温和的压力和友好的提醒，敦促我比较准时地交付手稿。我尤其要感谢爱娃吉尔默，她一贯是几乎带着爱意审阅我的手稿，并一如既往地以巨大的细致和严谨完成了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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