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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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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在20年前出版过的原书基础上修订后的再版，同时增加了几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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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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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西方政治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认为西方政治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一面镜子，是解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工具。全书从动力、障碍、历史过程等方面对西方政治学东渐进行历史分析，论述作为近代西方政府体制基础的四大原理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目标模式之间的关系；以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为主轴，论述近代政治文明转型的路径选择，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价值两个层面论证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同时又以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论战为核心，论述政治变迁中发生的诸多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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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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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军，男，1968年10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市社联副主席（专职）、党组副书记，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学与中国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评论、随笔80多篇。曾获上海市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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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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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序政治文明与政治学孙关宏 001
再版序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 001
导论 ／ 001
第一章西方政治学东渐 ／ 019
1. 东渐之学及其背景 ／ 020
2. 东西对撞与文明的冲突 ／ 023
3. 制度上感觉不足与政治解决 ／ 034
4. 抵制行为与文化交流 ／ 039
5. 作为显学的西方政治学 ／ 046
6. 知识人的学术转向 ／ 053
第二章政治文明的四大原理 ／ 061
7. 中国政治革新的镜子 ／ 062
8. 代议制原理：政府权力之合法性基础 ／ 064
9. 分权与制衡原理：政府权力之控制模式 ／ 068
10. 人民主权原理：政府权力之最终归属 ／ 072
11. 法治原理：政府权力之运行限度 ／ 075
第三章政治体制构建的两种选择 ／ 081
12. 新政治思维 ／ 082
13. 知识人造反与新体制设计 ／ 084
14. 仿行宪政 ／ 092
15. 假共和中的真精神 ／ 098
第四章政治文明转型的两条路径 ／ 105
16. 激进与保守的再认识 ／ 106
17. 保守主义传统及其变革主张 ／ 107
18. 激进主义传统与革命政治 ／ 113
19. 激进与保守之间 ／ 119
第五章政治文明转型中的理念嬗变 ／ 131
20. 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 ／ 132
21. 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 134
22.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天命论观念 ／ 136
23. 契约论对天命论的瓦解 ／ 143
24. 民主理想对民本观念的否定 ／ 149
25. 政治话语变迁 ／ 158
第六章政治文明转型的理论反思 ／ 161
26. 制度移植的哲学法则 ／ 163
27. 政治与文化相关分析 ／ 170
28. 中西政治传统之路向甄别 ／ 177
第七章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 ／ 185
29. 历史遗产 ／ 186
30. 价值取舍 ／ 189
31. 内缘式的体制革新 ／ 193
32. 中国特色 ／ 198
33. 多元视角 ／ 201
34. 政府能力 ／ 205
35. 新的开端 ／ 216
参考文献 ／ 217
附录一中国新制度文明的优势 ／ 231
附录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248
附录三《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学启示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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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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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序
政治文明与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离不开对政治学史的研究，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
源流枝杈究竟如何呢?这个问题，目前政治学界并没有很好地解
决。虽然有诸多政治思想史著作问世，但是，就政治学本身的发展
而言，尚未有系统论著出版，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会成为政治学发展
的一个障碍。刘世军博士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一
话题，并作了艰苦的考据工作，有的已整理成文发表，有的已作为
我教学中的资料。就学科史而言，中国政治学是地道的西方政治
学东渐的产物，并在近代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学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互为表里的，一方面
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决定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政治学的
发展会影响政治实践的发展水平，这一点，在近代中国体现得十分
突出，即西方政治学的东渐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甚大。故
政治文明转型，实质上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刘世军博
士把论文的着力点放在这里，可谓切中要害。以西方政治学东渐
即西方政治学原理的外化为线索来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转
型，颇具新意。
文明是没有国界的。一国的文明，人类可以共享。从某种意
义上说，一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本国文明的土地上吸收别国
文明中的有益因素的结果。任何一国文明的成果都有其属于人类
普遍性的一面，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西方的文明或其中的政
治文明也是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在人类走向现代化过
程中，西方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因而，他们的文明对后发国家来说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人物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都十分关注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
明的问题。
近代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政治文明转型的问题，而且这与西方
政治学东渐相关，这一问题还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特别是从西方
政府原理和制度精神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更加少见，所以，这
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近代以来，中西交恶，西方文明咄咄逼人，中国被迫纳入世界
现代化的行列，使传统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强国御侮成为
国人的共识，这个强国的内涵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由此可见，现
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现代化从近代已肇发，到现在尚未梦想成
真。也正如作者所言，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着
现代化的主题，尽管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
近代不可同日而语，但现代化的难题与困境却与近代有惊人的相
似，甚至就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所以，这本书除了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外，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提出：西方政治文明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一面镜子，
体制与思潮互动是政治文明转型的基本图式，古今中西之争制
约着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走向。西方政治学是近代中国政治
文明转型的重要外部资源，其东渐过程，也是中国人向传统政治宣
战、反抗传统政治和背叛传统政治的过程，其间既有激进与渐进之
争，也有革命与保守之辩，古老的政治传统在西化与化西中艰
难行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只能在充分借鉴世界一切文明的
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等
等。这些观点立论正确，言之有据，文字简洁，行文流畅，读来
轻松。
政治文明的转型，在近代只是一个开端，或者说近代只是拉开
了一个序幕。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政治发展表明，传统政治文明的
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当下，在全球化、市场化、
网络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潮流面前，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路向和发
展目标又将会遇到何种风浪、何种挑战和何种机遇呢？思考这样
的问题是政治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我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引起学
界同行的关注，也会引起政治学者的进一步思考。让我们共同为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之，奋斗之。是为序。
孙关宏
2000年2月于复旦教工十二舍
再版序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
这本书从2000年出版到现在，已经20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然到来。承蒙王为松先生厚爱，这本书得以再版。现在看来，原来的观点并未过时，所以基本保持原貌，未作修改。加写的再版序和几篇附录，是近年来的学习思考成果。
社会科学的每一次跳跃都是社会实践进步在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中国政治实践的发展进步，也必将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获得新的繁荣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时代，其标志性文献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发表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讲话《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华5000年文明传统，放眼世界、放眼历史、放眼未来，阐发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若干重大问题，无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之长短得失的科学总结，还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之本质特征的辩证分析，无论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历史进程之把握，还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状况之体认，均体现出少有之理论高度、少有之逻辑力量、少有之现实觉醒，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政治发展经验、认识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新的理论自觉。这篇讲话如同一声春雷，把还在冬眠的人们已然唤醒，就像一场春雨，让大地的泥土芳香顿然四溢，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篇文字洗练、气势磅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纲领性文献，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开启性意义，以此为重要标志，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一、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综合时代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如何建构、治理能力应该如何提升，并没有成为独立的重大主题来专门探讨，这种理论上的薄弱乃至空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极大损失和沉痛教训。且不说巴黎公社的昙花一现，即便是曾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模式的苏联，也在无奈中解体于历史的浩瀚天空。从历史和实践中汲取思想的灵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获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回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用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来审视国家治理问题，是其最鲜明的特色。习近平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进而提出，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然，这里是把国家治理问题放到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乃至人类社会政治兴衰的长时段来认识和分析的。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治理就是一个永恒主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先进落后，都逃不脱治理主题。治理当然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多项内容的综合概念，对治理的研究显然应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过国家治理首先应该属于政治学研究的领地，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单就治理问题的研究著述也可谓洋洋大观，但还没有人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战略意义强调得如此重大，也没有人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辩证关系论述得如此清晰，更没有人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深入阐发。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讲话为发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将有一个新的开启和新的转向，这个转向最集中的体现或许就是政治学研究新的综合时代的到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毫不迟疑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放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来推进，那种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细枝末节、学科分隔、画地为牢的做法，一定会因不合时宜而变得不再流行，直到被大多数人抛弃为止；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政治学的封闭状态必将因此而被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新联姻，必将使那种所谓纯而又纯的专业精神和学院派走向孤寂。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热情地张开双臂迎接这个政治学新综合研究时代的到来，奋力去开拓政治学研究新的疆界。
二、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主题新方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致。众所周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以这篇讲话为发端，政治学研究迎来自己的辉煌日出。从起步补课到奋起直追，从译介消化国外成果到创新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这门年轻学科的青春和朝气被伟大的改革实践魔术般地激活，深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目标设计、路径选择，深入研究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深入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政治体制改革建言献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成为政治学40年发展的主题和特色，也正由此，政治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中，取得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新的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到来，政治学的已有成绩和研究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本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而令人倦怠，良莠不齐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因缺乏应有的创造性转化和不接地气而变得味同嚼蜡，政治学研究日渐陷入概念贫困、方法贫困和议题贫困的尴尬境地。峰回路转总是出现在山穷水尽之际。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转向找到了新的路标，这个路标的指向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而言，找到新的研究主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无疑是最值得庆幸的大事件。因此，当这样的新主题和新任务摆在面前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东张西望、裹足不前呢？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一经发表，就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它的思想解放意义已经得到充分显现。政治学研究者快速行动了起来，甚至连那些最不愿讨论现实问题的学院派们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行列，那种在研究困境中徘徊着的苦恼情绪被赶跑了一大半，一种思想上的豁然开朗使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活跃了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状况出现，研究的课题和内容迅速丰富了起来，围绕这个主题的各种讨论会十分热烈地开了起来，其主题之集中、内容之丰富、参与之广泛，都是很长时间以来少有的现象。围绕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之提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时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比较，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之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目标模式与道路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党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军队治理体系、民族区域治理体系、司法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民主治理理念、多元治理理念、依法治理理念、以德治理理念等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确立，多层治理、区隔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综合治理的运用，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文化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生态治理能力以及政党、军队、国防安全、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课题、新领域、新范畴、新体系、新内容的研究成果时有出现，我们完全可以预见的是，主题的转向与新主题的确立，必然会带来研究内容的聚焦和研究水平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必将迎来有世界关怀与中国价值观的政治学研究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辉煌。201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党的领导体系、人民当家作主体系、依法治国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为框架，以经济、文化、城乡、社会、生态、军队、特别行政区、外务等治理体系为支撑，绘制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打开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视野，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在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立场与对话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立场与国际对话，从来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政治学研究当然不可例外。食洋不化、唯西是从与拒斥外来、封闭僵化这两种取向一度在政治学研究中均有表现，有时甚至剑拔弩张，势若冰炭。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情绪的表达当然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就像西式咖啡不能代替中国茶叶一样，把西方政治模式简单移植于中国大地，终将因为开不出美丽的花朵、结不出丰硕的果实和水土不服而枯萎凋零。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政治学研究本土立场与国际对话的关系，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所阐发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以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但绝不做别人的附庸，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来发展，我们有我们的选举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不是说将来就要搞成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都不是抽象的，都是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的，也是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要理直气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而且要认真学习借鉴，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以上这些重大判断和重要观点，足以让我们明确什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立场，也足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政治学研究国际对话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20世纪是以八国联军侵华开始的，中国21世纪开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两件事相隔百年，这是历史的无意安排还是故意捉弄，我们不得而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久弥新的文化密码，它体现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国家治理的一切领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一定会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在这样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将取得灿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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