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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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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带领读者翻开历史的画卷，重温传染病的前世今生。让我们明白：纵观人类发展史，病毒曾以传染病的姿态横扫多个城市，造成朝代的更迭，甚至人类文明进程。传染病肆虐时，不会对人类的身份地位挑三拣四。事实上，从我国康熙帝到美国总统华盛顿，都被天花感染过。人类对传染病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人类与传染病不断抗争的道路上，科学像一盏照明灯，给人类照亮了未来。从古到今，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与传染病有关的文艺作品。借助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再现，我们得以感受悲壮无助又满怀希望的复杂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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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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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三编：上编以历史的视角，对影响人类的几种重要传染病的前世今生进行描绘；中编则从人类应对传染病的方法出发，探讨隔离、基因测序、药物开发等内容；下编则主要探讨文学作品中对于病毒和传染病的描写，以及人类抗争传染病的戏剧性经过，深入分析了人类在面对传染病时的情感冲突、现实抉择，以及悲壮无助又充满希望的内心冲突，强调了传染病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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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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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危机与应急管理学会联合主席，多个学术组织会员，河南大学应急管理研究所所长。著有现代应急管理丛书三册，以及灾难人类学著作《樱花残》《中国灾难文化》等十余种，发表论文近两百篇，主持应急领域各类科研项目三十余个，《科学画报》长期作者，科学网个人博客访问量两千多万。陈樱花，江苏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厦门大学、韩国仁荷大学；多个学术组织会员，主持教育部等各类项目多个。著有《韩国国民年金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瑞典智利日本与韩国的比较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合作著有《樱花开落》（中国经济出版社），翻译韩文作品上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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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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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传染病的前世今生 ／1
第一章 病毒：历史比人类更久远 ／2
第二章 天花：那些患过天花的名人 ／16
第三章 鼠疫：黑死病的魔咒 ／32
第四章 大流感：被低估的瘟疫 ／47
中编
从懵懂到文明 ／59
第五章古代的传染病应对之策：隔离还是祈祷 ／60
第六章第六章 现代的传染病阻击利器 ／81
第七章 建制传染病疫情应对体系 ／92
下编
恐惧与狂欢交织中的感动 ／105
第七章从文学作品看传染病与人类 ／106
第八章第九章 从影视作品看传染病与人类 ／122
跋
病毒 ：终将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147
前言2019年年底，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最后定名为SARS-Com-2，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影响近乎全世界的进程。
2003年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事件，一样属于冠状病毒的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弥散于世界多个国家，造成数百人死亡。尽管2020年的疫情来势汹汹，但是相比于2003年，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甫一出现，中国科学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病毒结构，这和SARS病毒结构最终由境外的科学家发现相比，有着巨大的进步。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应对传染病能力的提升。
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和病毒之间的各种斗争在不断延展和深化，从令人闻之色变的天花被最终消灭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端倪。事实上，中国清代的康熙帝就因为已经出过天花而被指定为储君，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执掌大清的权柄，而当时尚未出过天花的其他兄弟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有抗体和没有抗体的差别。与之类似，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年纪轻轻时也得过天花。要说，不管是康熙帝还是华盛顿，身份地位都不低，但是面对病毒，同样可能被感染。当时人类对于病毒完全没有防治能力， 只能听天由命。2019年年底，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最后定名为SARS-Com-2，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影响近乎全世界的进程。
2003年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事件，一样属于冠状病毒的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弥散于世界多个国家，造成数百人死亡。尽管2020年的疫情来势汹汹，但是相比于2003年，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甫一出现，中国科学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病毒结构，这和SARS病毒结构最终由境外的科学家发现相比，有着巨大的进步。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应对传染病能力的提升。
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和病毒之间的各种斗争在不断延展和深化，从令人闻之色变的天花被最终消灭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端倪。事实上，中国清代的康熙帝就因为已经出过天花而被指定为储君，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执掌大清的权柄，而当时尚未出过天花的其他兄弟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有抗体和没有抗体的差别。与之类似，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年纪轻轻时也得过天花。要说，不管是康熙帝还是华盛顿，身份地位都不低，但是面对病毒，同样可能被感染。当时人类对于病毒完全没有防治能力， 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在研究疫病历史时发现，公元前1491年，埃及的埃克色底斯就出现了瘟疫的痕迹，死者成千上万。之后的岁月里，很多国家的瘟疫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说法认为，朝代更迭的主要原因就是瘟疫，比如，明代末年的北京城里就有瘟疫肆虐。另一个佐证则是，崇祯十五年苏州人吴有性（字又可）的《温疫论》问世，如果不是瘟疫盛行，就不会突然冒出一本研究瘟疫的专著来。后来，艺术家把这一段情节进行艺术加工后，拍摄了电影《大明劫》，这也成为中国少有的以疫情应对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之-。
在对病毒和传染病的认知过程中，科学的步伐迈得格外踏实。刚开始时，人们求助于巫师、邪神和上帝，后来发现并无用处，才开始尝试采用隔离的措施并同时寻找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后来还认识到水源的洁净是防范某些传染病（如霍乱）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是科学的胜利。
在认识传染病的过程中，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慢慢懂得通过显微镜识别细菌，利用科赫法则来确认究竟是哪种病原体最终引发了传染病，其间还有将病毒与细菌区分开来的伊万诺夫斯基和贝杰林克的杰出工作。现代的基因测序，从基础层面将病毒的基因序列完整地解析出来，并可以将其与已知病毒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从而找到亲缘最近的病毒和最初来源，为进一步消除传染源和临床治疗提供了依据。当然，开发疫苗和药物筛选也可以基于病毒的结构。从这些方面来看，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手段的进步是解决传染病的根本方法。
当然，理论是灰色的，我们还要借助于人类更容易理解的文化学、人类学的视角去解读病毒和传染病。从科学的角度向人们解释病毒，从艺术的角度向人们展现这些内容，以使人们更清楚怎么做才能防控传染病，以及治理病原体滋生的环境。
欧洲历史上跟瘟疫有关的艺术作品有很多。且不说以瘟疫为创作主题的大量的著名画作，长篇的文学作品就足够多。比如，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佛罗伦萨鼠疫为背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扛鼎之作;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则直接以烈性传染病为书名，描述了阿赫兰这个城市遭遇鼠疫后封城疗伤的过程。后期的影视作品就更多了，英国电影《黑死病》当然是以鼠疫为核心内容，另一部多国合拍的知名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也是以鼠疫为背景。
我们熟知的作家马尔克斯写过《霍乱时期的爱情》（据此拍成了电影《爱在瘟疫蔓延时》），描述了19世纪末期，南美洲不断为霍乱所苦的情景。经过了乌尔比诺医生及其同为医生的老爸为改善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所做的不懈努力，政府开始重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终于使公众拥有了洁净的水源。这样，没有了恶劣的病原体滋生环境，霍乱也就随之消失。之前河流中的船上经常会悬挂起的象征船上有霍乱患者，请勿靠近的黄黑相间的旗帜，逐渐被人遗忘，以至于最后成为阿里萨和达萨的爱情不受打扰的一个标志。
未来，人类和病毒必将长久相处。如何共存，如何在现实中互不干扰，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话题。人类是有能力开发整个世界的高等动物，但是，学会有所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成为人类必须恪守的原则。其中，保护野生动物，尽量取消活禽市场等都是我们要遵守的规则。而对于这些规则，人类要不断地强化认知，政府要从政策上继续完善。当然，我们可以从各种途径不断接受类似的知识，包括艺术的手段和文学的角度。
美国电影《传染病》给出了大量政治寓言似的提醒，让我们在应对疫情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利用科学手段，管理上更要公平和到位；韩国电影《流感》则告诉我们，国家之间的非法人员流动可能会带来悲剧结局，不要为了利益而引来巨大风险；日本电影
《感染列岛》则科普了发现0号患者的价值和意义，各种治疗手段
（包括血清抗体）都不是特效药，从根本上消除源头才是我们的遵循之道；中国电视剧《浴火危城》则刻画了对于中国东北鼠疫防控有巨大贡献的伍连德博士当年两次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局势的历史画卷。这些影视作品都从艺术角度给人类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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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底，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最后定名为SARS-Com-2，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影响近乎全世界的进程。
2003年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事件，一样属于冠状病毒的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弥散于世界多个国家，造成数百人死亡。尽管2020年的疫情来势汹汹，但是相比于2003年，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甫一出现，中国科学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病毒结构，这和SARS病毒结构最终由境外的科学家发现相比，有着巨大的进步。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应对传染病能力的提升。
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和病毒之间的各种斗争在不断延展和深化，从令人闻之色变的天花被最终消灭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端倪。事实上，中国清代的康熙帝就因为已经出过天花而被指定为储君，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执掌大清的权柄，而当时尚未出过天花的其他兄弟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有抗体和没有抗体的差别。与之类似，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年纪轻轻时也得过天花。要说，不管是康熙帝还是华盛顿，身份地位都不低，但是面对病毒，同样可能被感染。当时人类对于病毒完全没有防治能力， 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在研究疫病历史时发现，公元前1491年，埃及的埃克色底斯就出现了瘟疫的痕迹，死者成千上万。之后的岁月里，很多国家的瘟疫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说法认为，朝代更迭的主要原因就是瘟疫，比如，明代末年的北京城里就有瘟疫肆虐。另一个佐证则是，崇祯十五年苏州人吴有性（字又可）的《温疫论》问世，如果不是瘟疫盛行，就不会突然冒出一本研究瘟疫的专著来。后来，艺术家把这一段情节进行艺术加工后，拍摄了电影《大明劫》，这也成为中国少有的以疫情应对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之-。
在对病毒和传染病的认知过程中，科学的步伐迈得格外踏实。刚开始时，人们求助于巫师、邪神和上帝，后来发现并无用处，才开始尝试采用隔离的措施并同时寻找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后来还认识到水源的洁净是防范某些传染病（如霍乱）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是科学的胜利。
在认识传染病的过程中，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慢慢懂得通过显微镜识别细菌，利用科赫法则来确认究竟是哪种病原体最终引发了传染病，其间还有将病毒与细菌区分开来的伊万诺夫斯基和贝杰林克的杰出工作。现代的基因测序，从基础层面将病毒的基因序列完整地解析出来，并可以将其与已知病毒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从而找到亲缘最近的病毒和最初来源，为进一步消除传染源和临床治疗提供了依据。当然，开发疫苗和药物筛选也可以基于病毒的结构。从这些方面来看，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手段的进步是解决传染病的根本方法。
当然，理论是灰色的，我们还要借助于人类更容易理解的文化学、人类学的视角去解读病毒和传染病。从科学的角度向人们解释病毒，从艺术的角度向人们展现这些内容，以使人们更清楚怎么做才能防控传染病，以及治理病原体滋生的环境。
欧洲历史上跟瘟疫有关的艺术作品有很多。且不说以瘟疫为创作主题的大量的著名画作，长篇的文学作品就足够多。比如，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佛罗伦萨鼠疫为背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扛鼎之作;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则直接以烈性传染病为书名，描述了阿赫兰这个城市遭遇鼠疫后封城疗伤的过程。后期的影视作品就更多了，英国电影《黑死病》当然是以鼠疫为核心内容，另一部多国合拍的知名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也是以鼠疫为背景。
我们熟知的作家马尔克斯写过《霍乱时期的爱情》（据此拍成了电影《爱在瘟疫蔓延时》），描述了19世纪末期，南美洲不断为霍乱所苦的情景。经过了乌尔比诺医生及其同为医生的老爸为改善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所做的不懈努力，政府开始重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终于使公众拥有了洁净的水源。这样，没有了恶劣的病原体滋生环境，霍乱也就随之消失。之前河流中的船上经常会悬挂起的象征船上有霍乱患者，请勿靠近的黄黑相间的旗帜，逐渐被人遗忘，以至于最后成为阿里萨和达萨的爱情不受打扰的一个标志。
未来，人类和病毒必将长久相处。如何共存，如何在现实中互不干扰，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话题。人类是有能力开发整个世界的高等动物，但是，学会有所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成为人类必须恪守的原则。其中，保护野生动物，尽量取消活禽市场等都是我们要遵守的规则。而对于这些规则，人类要不断地强化认知，政府要从政策上继续完善。当然，我们可以从各种途径不断接受类似的知识，包括艺术的手段和文学的角度。
美国电影《传染病》给出了大量政治寓言似的提醒，让我们在应对疫情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利用科学手段，管理上更要公平和到位；韩国电影《流感》则告诉我们，国家之间的非法人员流动可能会带来悲剧结局，不要为了利益而引来巨大风险；日本电影
《感染列岛》则科普了发现0号患者的价值和意义，各种治疗手段
（包括血清抗体）都不是特效药，从根本上消除源头才是我们的遵循之道；中国电视剧《浴火危城》则刻画了对于中国东北鼠疫防控有巨大贡献的伍连德博士当年两次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局势的历史画卷。这些影视作品都从艺术角度给人类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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