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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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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廖树蘅的年谱长编。廖树蘅，湖南宁乡人，实业家，人称珠泉先生。1896年受命陈宝箴主持常宁水口山矿，1903年调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升总办。辛亥革命后归家，不问世事。著有《珠泉草庐文集》《茭源银场录》等。本书是廖树蘅的个人编年史，其一生所历，力求其详。其祖父母、父母及子女、孙辈，例应记叙。相关历史事件及友朋行事等，酌情选录。对于廖树蘅的诗文、公牍等相关文字，年谱中尽量呈现完整内容，以便读者了解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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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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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敏，湖南宁乡人，主要专业领域为廖树蘅生平、近代矿业史、湖南水口山矿研究，整理出版有《珠泉草庐师友录》《廖基瑜诗词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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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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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张求会 1
自序廖志敏 1
凡例1
谱前
族源
世谱
人物传略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一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二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三岁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四岁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五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六岁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七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八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九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十岁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十一岁
咸丰元年辛亥（1851）十二岁
咸丰二年壬子（1852）十三岁
咸丰三年癸丑（1853）十四岁
咸丰四年甲寅（1854）十五岁
咸丰五年乙卯（1855）十六岁
咸丰六年丙辰（1856）十七岁
咸丰七年丁巳（1857）十八岁
咸丰八年戊午（1858）十九岁
咸丰九年己未（1859）二十岁
咸丰十年庚申（1860）二十一岁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二十二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二
同治元年壬戌（1862）二十三岁
同治二年癸亥（1863）二十四岁
同治三年甲子（1864）二十五岁
同治四年乙丑（1865）二十六岁
同治五年丙寅（1866）二十七岁
同治六年丁卯（1867）二十八岁
同治七年戊辰（1868）二十九岁
同治八年己巳（1869）三十岁
同治九年庚午（1870）三十一岁
同治十年辛未（1871）三十二岁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三十三岁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三十四岁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三十五岁
光绪元年乙亥（1875）三十六岁
光绪二年丙子（1876）三十七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三
光绪三年丁丑（1877）三十八岁
光绪四年戊寅（1878）三十九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四
光绪五年己卯（1879）四十岁
光绪六年庚辰（1880）四十一岁
光绪七年辛巳（1881）四十二岁
光绪八年壬午（1882）四十三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五
光绪九年癸未（1883）四十四岁
光绪十年甲申（1884）四十五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六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四十六岁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四十七岁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四十八岁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四十九岁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五十岁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五十一岁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五十二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七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五十三岁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五十四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八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五十五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五十六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九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五十七岁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五十八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五十九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六十岁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六十一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一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六十二岁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六十三岁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六十四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二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六十五岁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六十六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三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六十七岁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六十八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四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六十九岁
宣统元年己酉（1909）七十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五
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十一岁
宣统三年辛亥（1911）七十二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六
民国元年壬子（1912）七十三岁
民国二年癸丑（1913）七十四岁
民国三年甲寅（1914）七十五岁
民国四年乙卯（1915）七十六岁
民国五年丙辰（1916）七十七岁
民国六年丁巳（1917）七十八岁
民国七年戊午（1918）七十九岁
廖树蘅年谱长编卷十七
民国八年己未（1919）八十岁
民国九年庚申（1920）八十一岁
民国十年辛酉（1921）八十二岁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八十三岁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八十四岁
谱后
参考文献
谱中人物传略
曾广钧诗
前言序
1994年，我刚刚开始研究陈三立，就知道他有一位交谊终生不渝的挚友宁乡廖树蘅。那时的我，比现在更加不懂得做研究，加上年纪轻、性子急、虚荣心重，总是想着早一点发表文章，于是，搜寻资料也变得很功利，往往只找和陈三立直接相关的内容，其结果自然是芝麻没捡齐，西瓜更摸不着边，后患至今仍会不时显现。今年夏天，有幸与廖志敏君（廖树蘅六世孙）结识，提前将廖君所撰《廖树蘅年谱长编》拜读一遍，才让我重新认识了廖树蘅这位熟悉的陌生人。感慨之余，也令我对各类年谱长编的作者们越发心生敬意。
2019年10月7日于广州
一
某些时点，对一个人来说，或许终生难忘。2008年元月，我告别工作了十三年的新闻采编岗位，调到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其实，此番工作的调动，于我而言，不只是岗位的变化，更多是生活方式的转换。序
1994年，我刚刚开始研究陈三立，就知道他有一位交谊终生不渝的挚友宁乡廖树蘅。那时的我，比现在更加不懂得做研究，加上年纪轻、性子急、虚荣心重，总是想着早一点发表文章，于是，搜寻资料也变得很功利，往往只找和陈三立直接相关的内容，其结果自然是芝麻没捡齐，西瓜更摸不着边，后患至今仍会不时显现。今年夏天，有幸与廖志敏君（廖树蘅六世孙）结识，提前将廖君所撰《廖树蘅年谱长编》拜读一遍，才让我重新认识了廖树蘅这位熟悉的陌生人。感慨之余，也令我对各类年谱长编的作者们越发心生敬意。
廖树蘅的身份，除了宁乡乡贤、著名诗人、义宁陈家塾师之外，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常宁水口山矿务总办。从吴大澂到陈宝箴，再到俞廉三、赵尔巽、端方、庞鸿书、岑春蓂等，前后数位湖南巡抚皆对廖树蘅、廖基植父子倚任不衰，创造了湖南矿业乃至近代中国矿业史上的一段奇迹。个中缘由，当然与历任巡抚善于识人、勇于用人密不可分，但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要归功于廖氏父子的洁己奉公、忠悫廉谨。廖氏父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备尝艰辛、委曲求全，《廖树蘅年谱长编》都有详尽的展示，这大概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廖树蘅只是一介书生，却能宏毅任重，成就一番伟业，与他相知颇深的老友王闿运都觉得不可思议余窃意文人不耐杂，不虞君之肯为用也（《珠泉草庐文录序》）。书生佐幕，游历四方，以此养成治事之才、积累人脉资源，原本具有相当的共性，廖树蘅之所以成为庸中佼佼，王闿运认为源于其迥异于常人的个性：余以先生性冷而心热，蓄道德，能文章，而不见用，偶见之于纤小之事，已冠当时，名海内；使其柄大政，课功效，必能扩充之无疑也。（《廖荪畡先生七十寿序》）对于这一见解，廖树蘅深表认同：虽不免虚誉，然谓鄙人意冷心热，则适搔着痒处耳。（《与刘绍庵》）
所谓的性冷心热（意冷心热），王闿运在《廖荪畡先生七十寿序》开篇已有铺垫：近世论士，必曰热心，而刘岘庄尚书独自号冷稳，若冰炭之不相合也。非热不足以济人，非冷不足以应世。士君子怀才抱道，要必有发见之时，乃后不为虚声。不然者，岩谷枯槁，而自以为冷，声华喧赫，而自以为热，其可嗤也均矣。序中的刘岘庄，即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先为湘军名宿，后成晚清重臣。十年后，乡晚梅英杰为廖氏撰作八十寿序，彰显的仍是性冷心热的底色：宁乡自北宋置县以来，代产贤哲，而风流歇绝，殆近百年。先生以为倡导不弘，则后生效法亦寡，乃创建乡贤祠于里中，祀谢处士英、易尚书祓、周尚书堪赓、陶检讨汝鼐、王主事文清，且购求遗编，以馈孤陋，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夫君子之学，出则措之邦国，以垂为事功；处则型于乡里，以蔚成风俗，其道一耳。久之，义宁陈侍郎抚湘，兴矿利，檄先生主持常宁之水口山，会部选先生宜章训导，特移清泉以董之。先生才气足以干济，通达时变，精思力践，不逾岁而伟业成，湘利赢巨万，名震中外，直省无与伦，先生顾不以自喜。其后疆吏踵接，率艳富强之说，懵于情势，喜言恢张，或且欲羁縻先生以自重。先生夷然不屑，遂归。自是湘矿亦窳不复效。先生名乃益著，世几忘其为文学人矣。独海内名辈，盛推先生之诗。盖先生于他文无不工，而诗尤名家，亦由天怀淡泊，不为物累，足以尽其才也。英杰尝忆先生七十时，湘绮以文寿，称其蓄道德，能文章。夫文章本之道德，古今足当是者甚鲜。近考吾乡，如先生所祀谢、易四五君子为最杰出，尚不能无遗议，而先生顾庶几焉，岂非吾乡之盛事哉？时方大敝，视文学道德如仇雠，先生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之身，其发为歌咏，既摧伏一世之贤豪，其施诸乡里，又足资一时之教化。而年既大耋，神明聪强，方益纂辑祠志，搜讨文献，谋刊先正遗书，以诏学子。他日嵇山沩水间，或犹有自拔于滔滔之外者，其必先生之赐无疑矣。（《珠泉先生八十寿序》）
王氏七十寿序成于宣统元年（1909），梅氏八十寿序作于民国八年（1919），同为国事蜩螗之秋。万古长沙国，伤心事总多。（《哭黄显瓒四首》其三）廖树蘅这两句诗的写作时间则更早光绪十一年（1885）。三湘之地，一直是国势世运的缩影。百余年来，性热心热行热一再成为主流，三热俱全者每每生逢其时，长袖善舞。大势如此，心热而性冷而行稳者，真的能够担负自我救赎的重任？退而思之，逆潮而动者又真的能够见容于举国滔滔之世？一部年谱长编当然给不了答案，但至少提出了问题，引发了思考。
以上是我读完《廖树蘅年谱长编》最大的一点感触。至于该谱对于近代矿业史、文学史所做的贡献，读者必能各有收获，这一点毋庸置疑。
作为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全书在体例、校勘等方面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难以完全避免，还需要进一步精心打磨。而这既是作者的责任，也有待读者的帮助毕竟，好书从来都需要各方发力，共同完成。
张求会
2019年10月7日于广州
自序
一
某些时点，对一个人来说，或许终生难忘。2008年元月，我告别工作了十三年的新闻采编岗位，调到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其实，此番工作的调动，于我而言，不只是岗位的变化，更多是生活方式的转换。
在过去十多年的新闻采访生涯中，我曾是极热情极努力的那种，成年累月，总是不辞辛劳地在新闻一线四处奔波。从黄海海上到西藏、新疆，从北部湾、珠江口到黑龙江，在祖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过我深深浅浅的脚印；我甚至走出国门，远赴马六甲海峡、东印度洋上采访。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在藏北高原的奇林湖畔、天山深处的库车峡谷和南海的莺歌海海域，我还遭遇过重大险情，面临过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那些皆成过往。以后，我将与记者的职业生涯挥手而别，但是写作已成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了一种浸透到骨子里的行为习惯。从大学时代起，我每天除读书、写作外，再别无爱好。以后不做记者，没有了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将如何来打发那些充裕的业余时间？那天，从北京赶赴广东大亚湾的路上，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接下来，当我在整理行李时，突然看到太高祖廖树蘅先生的诗集《珠泉草庐诗钞》，这套四卷本的诗集分上、下两册，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衡州刻本，是伯父廖东凡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他的母校北大图书馆影印而来的。这套书落到我的手上，大约是读大二时，至此虽然已有十五六年时间，但是我却几乎没有好好读过，当重新翻检出来时，心中顿时禁不住生出几分愧疚。
作为衡田廖氏后人，我从小就常常从亲友和乡邻口中听说太高祖的有关传闻，也从相关报纸杂志和文献史料中读到过一些文章，我发现，仅是对其履历介绍，不少材料都写得过于模糊，有的记述相当笼统。但是，由于受专业能力及相关文史素材所限，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进行厘清和订正。幸运的是，我通过网络先后结识了多位研究义宁陈氏的专家。2008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前去看望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的一位学者，当时围绕陈三立、廖树蘅的话题，我俩畅谈了两三个小时。谈话间，他对我说道：近现代湖湘文史的研究，其关注点主要在军事政治方面，而对于实业、经济及文化类人物则鲜有涉及。在徐一士刊载《廖树蘅自订年谱》的基础上，应该编纂一部廖树蘅先生的长编年谱，这对于研究湖南近代矿业史、文学史、文化史，甚至贸易史，都将十分有益！
受这一席话的启发，我便暗下决心，决定编撰一部廖树蘅年谱。从此，年谱的撰写就成了长萦我心间的大事，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中之重。
几个月以后，我从广东重新调回北京。为了尽量消化手中现有的资料，我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寒来暑往，我都利用早晨起床后的一个小时来熟读资料。即使在上下班拥挤的地铁上，从家中到单位来回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也从不虚度，总是反复研读各种资料，做到真正烂熟于心。
同时，我还想方设法获取各类文献史料。自2009年以来，我便成了国图古籍馆的常客。古籍馆收藏近代湖南名人的文献史料较为丰富，使我的资料整理收获颇丰。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我随时可以将资料中无法理解或难以辨识之处向人请教，有几位老者都曾耐心地给我指导，可我甚至连他们的大名都无从知晓。
长沙和我的老家宁乡，无疑是资料搜集的重镇。从2009年至2016年的连续六七年间，我先后十多次南下长沙和宁乡，流连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在长沙，一早我就赶到湖南省图书馆，忙于资料的搜集与抄录；中午就在省图旁边的一家粉店吃米粉：一碗米粉加一个煎鸡蛋，再添上一勺红辣酱，直吃得我满头大汗，至今仍让人久久回味。而在宁乡寻访资料时，每天中午和晚上，我则在行政中心近旁的商业街上吃盖浇饭：一份米饭加辣椒炒肉片，价格便宜且味道好，对于像我这样长年旅居省外的宁乡人来说，算是难得的口福了。饭后再顺着新建的新康中路、花明南路随意走走，亲身感受宁乡城市的巨大变化。
年谱的撰写在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从2012年至2014年，我借调参与一部石油行业史著的编撰，工作没有那么琐碎，工余成片的时间较多，恰好成了年谱撰写的有利时期。到2014年底，年谱已完成50万字，书稿算是初具雏形。到2016年末，已达80万字。到2017年底时，基本完成了100万字的初稿。而从那时至今，我除对书稿进行适量增删外，主要是校对书稿，尤其是对钞本、稿本资料反复核实。因钞本、稿本中的字体书写较为随意，加之年深月久，有的已被浸洇，辨识和整理花费了极大精力。
二
廖树蘅生活在晚清、民国时期，时值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宪政改革、清朝覆灭、民国肇造、南北混战、五四运动等一系列近现代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廖树蘅以一介书生，紧紧把握住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机遇，敢于改革，勇于创新，成为湖南近现代矿业乃至于经济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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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94年，我刚刚开始研究陈三立，就知道他有一位交谊终生不渝的挚友宁乡廖树蘅。那时的我，比现在更加不懂得做研究，加上年纪轻、性子急、虚荣心重，总是想着早一点发表文章，于是，搜寻资料也变得很功利，往往只找和陈三立直接相关的内容，其结果自然是芝麻没捡齐，西瓜更摸不着边，后患至今仍会不时显现。今年夏天，有幸与廖志敏君（廖树蘅六世孙）结识，提前将廖君所撰《廖树蘅年谱长编》拜读一遍，才让我重新认识了廖树蘅这位熟悉的陌生人。感慨之余，也令我对各类年谱长编的作者们越发心生敬意。
廖树蘅的身份，除了宁乡乡贤、著名诗人、义宁陈家塾师之外，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常宁水口山矿务总办。从吴大澂到陈宝箴，再到俞廉三、赵尔巽、端方、庞鸿书、岑春蓂等，前后数位湖南巡抚皆对廖树蘅、廖基植父子倚任不衰，创造了湖南矿业乃至近代中国矿业史上的一段奇迹。个中缘由，当然与历任巡抚善于识人、勇于用人密不可分，但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要归功于廖氏父子的洁己奉公、忠悫廉谨。廖氏父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备尝艰辛、委曲求全，《廖树蘅年谱长编》都有详尽的展示，这大概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廖树蘅只是一介书生，却能宏毅任重，成就一番伟业，与他相知颇深的老友王闿运都觉得不可思议余窃意文人不耐杂，不虞君之肯为用也（《珠泉草庐文录序》）。书生佐幕，游历四方，以此养成治事之才、积累人脉资源，原本具有相当的共性，廖树蘅之所以成为庸中佼佼，王闿运认为源于其迥异于常人的个性：余以先生性冷而心热，蓄道德，能文章，而不见用，偶见之于纤小之事，已冠当时，名海内；使其柄大政，课功效，必能扩充之无疑也。（《廖荪畡先生七十寿序》）对于这一见解，廖树蘅深表认同：虽不免虚誉，然谓鄙人意冷心热，则适搔着痒处耳。（《与刘绍庵》）
所谓的性冷心热（意冷心热），王闿运在《廖荪畡先生七十寿序》开篇已有铺垫：近世论士，必曰热心，而刘岘庄尚书独自号冷稳，若冰炭之不相合也。非热不足以济人，非冷不足以应世。士君子怀才抱道，要必有发见之时，乃后不为虚声。不然者，岩谷枯槁，而自以为冷，声华喧赫，而自以为热，其可嗤也均矣。序中的刘岘庄，即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先为湘军名宿，后成晚清重臣。十年后，乡晚梅英杰为廖氏撰作八十寿序，彰显的仍是性冷心热的底色：宁乡自北宋置县以来，代产贤哲，而风流歇绝，殆近百年。先生以为倡导不弘，则后生效法亦寡，乃创建乡贤祠于里中，祀谢处士英、易尚书祓、周尚书堪赓、陶检讨汝鼐、王主事文清，且购求遗编，以馈孤陋，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夫君子之学，出则措之邦国，以垂为事功；处则型于乡里，以蔚成风俗，其道一耳。久之，义宁陈侍郎抚湘，兴矿利，檄先生主持常宁之水口山，会部选先生宜章训导，特移清泉以董之。先生才气足以干济，通达时变，精思力践，不逾岁而伟业成，湘利赢巨万，名震中外，直省无与伦，先生顾不以自喜。其后疆吏踵接，率艳富强之说，懵于情势，喜言恢张，或且欲羁縻先生以自重。先生夷然不屑，遂归。自是湘矿亦窳不复效。先生名乃益著，世几忘其为文学人矣。独海内名辈，盛推先生之诗。盖先生于他文无不工，而诗尤名家，亦由天怀淡泊，不为物累，足以尽其才也。英杰尝忆先生七十时，湘绮以文寿，称其蓄道德，能文章。夫文章本之道德，古今足当是者甚鲜。近考吾乡，如先生所祀谢、易四五君子为最杰出，尚不能无遗议，而先生顾庶几焉，岂非吾乡之盛事哉？时方大敝，视文学道德如仇雠，先生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之身，其发为歌咏，既摧伏一世之贤豪，其施诸乡里，又足资一时之教化。而年既大耋，神明聪强，方益纂辑祠志，搜讨文献，谋刊先正遗书，以诏学子。他日嵇山沩水间，或犹有自拔于滔滔之外者，其必先生之赐无疑矣。（《珠泉先生八十寿序》）
王氏七十寿序成于宣统元年（1909），梅氏八十寿序作于民国八年（1919），同为国事蜩螗之秋。万古长沙国，伤心事总多。（《哭黄显瓒四首》其三）廖树蘅这两句诗的写作时间则更早光绪十一年（1885）。三湘之地，一直是国势世运的缩影。百余年来，性热心热行热一再成为主流，三热俱全者每每生逢其时，长袖善舞。大势如此，心热而性冷而行稳者，真的能够担负自我救赎的重任？退而思之，逆潮而动者又真的能够见容于举国滔滔之世？一部年谱长编当然给不了答案，但至少提出了问题，引发了思考。
以上是我读完《廖树蘅年谱长编》最大的一点感触。至于该谱对于近代矿业史、文学史所做的贡献，读者必能各有收获，这一点毋庸置疑。
作为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全书在体例、校勘等方面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难以完全避免，还需要进一步精心打磨。而这既是作者的责任，也有待读者的帮助毕竟，好书从来都需要各方发力，共同完成。
张求会
2019年10月7日于广州
自序
一
某些时点，对一个人来说，或许终生难忘。2008年元月，我告别工作了十三年的新闻采编岗位，调到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其实，此番工作的调动，于我而言，不只是岗位的变化，更多是生活方式的转换。
在过去十多年的新闻采访生涯中，我曾是极热情极努力的那种，成年累月，总是不辞辛劳地在新闻一线四处奔波。从黄海海上到西藏、新疆，从北部湾、珠江口到黑龙江，在祖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过我深深浅浅的脚印；我甚至走出国门，远赴马六甲海峡、东印度洋上采访。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在藏北高原的奇林湖畔、天山深处的库车峡谷和南海的莺歌海海域，我还遭遇过重大险情，面临过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那些皆成过往。以后，我将与记者的职业生涯挥手而别，但是写作已成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了一种浸透到骨子里的行为习惯。从大学时代起，我每天除读书、写作外，再别无爱好。以后不做记者，没有了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将如何来打发那些充裕的业余时间？那天，从北京赶赴广东大亚湾的路上，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接下来，当我在整理行李时，突然看到太高祖廖树蘅先生的诗集《珠泉草庐诗钞》，这套四卷本的诗集分上、下两册，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衡州刻本，是伯父廖东凡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他的母校北大图书馆影印而来的。这套书落到我的手上，大约是读大二时，至此虽然已有十五六年时间，但是我却几乎没有好好读过，当重新翻检出来时，心中顿时禁不住生出几分愧疚。
作为衡田廖氏后人，我从小就常常从亲友和乡邻口中听说太高祖的有关传闻，也从相关报纸杂志和文献史料中读到过一些文章，我发现，仅是对其履历介绍，不少材料都写得过于模糊，有的记述相当笼统。但是，由于受专业能力及相关文史素材所限，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进行厘清和订正。幸运的是，我通过网络先后结识了多位研究义宁陈氏的专家。2008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前去看望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的一位学者，当时围绕陈三立、廖树蘅的话题，我俩畅谈了两三个小时。谈话间，他对我说道：近现代湖湘文史的研究，其关注点主要在军事政治方面，而对于实业、经济及文化类人物则鲜有涉及。在徐一士刊载《廖树蘅自订年谱》的基础上，应该编纂一部廖树蘅先生的长编年谱，这对于研究湖南近代矿业史、文学史、文化史，甚至贸易史，都将十分有益！
受这一席话的启发，我便暗下决心，决定编撰一部廖树蘅年谱。从此，年谱的撰写就成了长萦我心间的大事，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中之重。
几个月以后，我从广东重新调回北京。为了尽量消化手中现有的资料，我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寒来暑往，我都利用早晨起床后的一个小时来熟读资料。即使在上下班拥挤的地铁上，从家中到单位来回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也从不虚度，总是反复研读各种资料，做到真正烂熟于心。
同时，我还想方设法获取各类文献史料。自2009年以来，我便成了国图古籍馆的常客。古籍馆收藏近代湖南名人的文献史料较为丰富，使我的资料整理收获颇丰。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我随时可以将资料中无法理解或难以辨识之处向人请教，有几位老者都曾耐心地给我指导，可我甚至连他们的大名都无从知晓。
长沙和我的老家宁乡，无疑是资料搜集的重镇。从2009年至2016年的连续六七年间，我先后十多次南下长沙和宁乡，流连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在长沙，一早我就赶到湖南省图书馆，忙于资料的搜集与抄录；中午就在省图旁边的一家粉店吃米粉：一碗米粉加一个煎鸡蛋，再添上一勺红辣酱，直吃得我满头大汗，至今仍让人久久回味。而在宁乡寻访资料时，每天中午和晚上，我则在行政中心近旁的商业街上吃盖浇饭：一份米饭加辣椒炒肉片，价格便宜且味道好，对于像我这样长年旅居省外的宁乡人来说，算是难得的口福了。饭后再顺着新建的新康中路、花明南路随意走走，亲身感受宁乡城市的巨大变化。
年谱的撰写在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从2012年至2014年，我借调参与一部石油行业史著的编撰，工作没有那么琐碎，工余成片的时间较多，恰好成了年谱撰写的有利时期。到2014年底，年谱已完成50万字，书稿算是初具雏形。到2016年末，已达80万字。到2017年底时，基本完成了100万字的初稿。而从那时至今，我除对书稿进行适量增删外，主要是校对书稿，尤其是对钞本、稿本资料反复核实。因钞本、稿本中的字体书写较为随意，加之年深月久，有的已被浸洇，辨识和整理花费了极大精力。
二
廖树蘅生活在晚清、民国时期，时值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宪政改革、清朝覆灭、民国肇造、南北混战、五四运动等一系列近现代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廖树蘅以一介书生，紧紧把握住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机遇，敢于改革，勇于创新，成为湖南近现代矿业乃至于经济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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