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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首届中国报人散文奖得主催济哲佳作再版
2.贾平凹感叹其文章读过就能记住，有些还放不下，迫着你再去读，能够再读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3.作者长期从事中国帝王史研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二十多位帝王，用散文笔法进行重新分析解剖，论述评价，尚不多见。形式新颖，人物塑造鲜活，形象，生动，使帝王走下神坛。
4.书稿文字优美，简洁，犀利，又不失诙谐，引人入胜，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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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从历史中2000余名帝王中选出*有争议*有说法*有定论的二十几位帝王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谱下透视，不唯过去权威所定，不唯过去定论所限，以史为据，以史为重，还原帝王真实，正视历史事件。追求严谨、缜密丶细致、实事求是，以新锐的论点，充分的论据，用散文的语言再现那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帝王，能让人耳目一新，能让读者感到历史就在眼前，历史上的帝王正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作者运用散文手法娴熟，笔锋锐利，语言诙谐别具一格，读来丝毫不党沉闷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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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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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济哲，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老三届毕业生，1968年赴山西插队，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山西分社做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曾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著有《走进黑色世界》《旧曲新歌》《清唱》《风从天上来》《又到界桥 又到界桥》《风语夜话》《陌生人看美国》《也看风景也读书》《落雪有韵 远行无声》《闲话帝王》《醉里挑灯谈酒》《也是三春也是秋 我的知青岁月》《历史的气质》等。作品多次获奖，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译为多国文字，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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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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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湣王死得惨
宋襄公背的黑锅
楚庄王的范儿
与西楚霸王论生死
与秦始皇论剑
宫廷政变当皇帝
汉武帝晚年走火入魔
阿斗的悲剧
龙种不如跳蚤
金盆狗屎皇帝
胜得辉煌 败得悲壮
苻坚当为大英雄
陈后主跳进胭脂井
隋文帝的革命
武则天的秘事
缺德皇帝朱温
从奴隶到皇帝
儿皇帝的丑相
皇帝的龙鳞
宋太祖的腰带
皇帝的一天
朱皇帝的嘴脸
口吃皇帝与成化之恋
死得凄惨，也死得悲哀
乾隆皇帝拒绝开放
光绪皇帝之死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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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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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大仲马说：历史是挂我小说的钉子。而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而对历史的认知最强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以史为鉴是统治者的说法，其实统治者愿意拿历史当镜子就拿历史当镜子，不愿意就不拿历史当镜子，完全随心所欲。唐太宗本人也是如此，他要去征伐高句丽，一大帮臣子们旁征博引历史进谏，他听也不听，不过为我所用而已，其实与大仲马拿历史挂小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在意历史的民族，华夏族群从肇始对历史的敬仰，是别的族群不能比拟的。同世界所有民族一样，上古有个巫史不分的阶段，巫是上古时代被认为能够沟通天地之人。上古巫师其实就是邦国领袖，大禹不仅仅是治水的英雄，也是一位大巫。他因为辛劳治水，长年行走于泥潭卑湿之地，一步一滑，无法迈大步，只能用小碎步一点点地往前挪。这种步伐被后世巫师模仿，就被称为禹步，运用的范围很广，既是道士布法的一种步伐，也是巫觋求神的舞步。
巫祝问神鬼报功祈福，并转达鬼神降福之意，又称作巫史。因为他们还有记录传承人类经验文明的职责，有学者形象地说，君王座位旁，左巫右史。前人的记述中被称为巫史不分，他们在上古国家中权力很大，甚至超过了国君，古代世界各国大都经历了如此的阶段。而中国却因为一个野蛮战胜文明的事件使文明历程发生了改变，来自西垂的蕞尔小国周人竟一举推翻了天下的共主殷（商）。相比殷人，周人的文化水准差得很多，那些以献祭为主要内容的巫文化，他们也似懂非懂。于是，在周人新建的社会秩序中，巫被驱除出去了，王的权力也因此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巫不再在权力中枢有掌控力量，而史留了下来，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在权力中枢发挥着他们的效力，但也产生了新的神话，国君贵为天子，而史的记录判断决定了在天道面前天子的地位，而且影响到后世。史在某种程度上又代替了巫的地位。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司马迁说了几句劝谏之言，汉武帝为什么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他僭越了，他的话很有可能因为他所具有的近似于巫的地位被人当作是天意。这是对皇帝政策的大大干预，所以对敢与皇帝唱反调的司马迁，皇帝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一定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结局与巫不一样，巫被从朝堂驱逐，在草莽中还会活得很好，还会凝聚千万草根信众；史要是离开朝堂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很难生存，史对君王的依存关系，使得他们在权力架构中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皇帝很在乎自己的死后之名，他们进入另一个世界还关心着身后人的指指点点。能褒贬皇帝身后的，恰恰是这些靠皇帝赏残羹剩饭过活的史官们。史官有关皇帝生平言行坐卧的记录叫起居注，由于要做真实的记录，皇帝不能看，只有皇帝死后嗣皇帝可以看，然后宣之史馆，经过剪裁整理，为皇帝树碑立传。这种制度，使得皇帝对历史有敬畏感，做恶事时要多想一想后人会怎么说。有的史书干脆以起居注为蓝本，典型的是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南朝宋皇帝在后宫中的种种秽行，强暴姑母，聚众宣淫，把叔父养在猪圈里，都为数千年后的我们所讥笑。
有的帝王因自己的行为而心虚于史官的记录。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狠人，在玄武门之变中亲手射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砍死了自己的侄子，到了晚年，他想知道起居注是怎么讲这件事，非要史官把起居注拿出来看看，当时的史官许敬宗、虞世南等人坚决不给看，太宗李世民偏要看。相互往返了几个回合后，许敬宗扭扭捏捏地把起居注拿给了太宗看，唐太宗看了起居注后颇为自得，对几个史官多有赏赐，然后每人升了一级。然后呢，后人都骂许敬宗等人是奸臣、佞臣。时至今日不是因为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流传，我们才知道唐太宗的史官之所为。从此之后，史官逐渐沦落，所谓据事秉笔而书的矜持与坚持不见了，变为阿谀奉承，成了统治集团的吹鼓手。不再坚持是非，而是处心积虑从统治者手中去讨残羹剩饭了。就如大史学家司马光，用尽半生精力，把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整理一遍，编出了一套为帝王服务的阴谋之书《资治通鉴》。书中尽力描绘各种政变谋略，教给帝王如何防范下属，如何施展阴谋手段，这是真的以史为鉴吧，以至于朱熹都看不惯，在《朱子语类》中说该书是以权谋为血脉（《历代一》）。史家关心的只是政治史、军事畛略，有关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的叙述，在我国正史中所占的篇幅颇少。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特点是家天下，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泽被四方。皇帝掌握着所有文武官员的任免、奖惩和升贬，文武百官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皇帝出言为法，他的诏令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否则就以抗旨论处。皇帝掌握着天下的生杀大权，常常为一己之喜怒而滥施生杀。其实，皇帝也不过是两个肩膀上面长着一个脑袋的普通人，是环境等条件把他推到了万人之上的地位。但由于皇帝对国家的掌控力，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皇帝，是天，是神，皇帝是永远正确的。皇帝出生往往天降异象，皇帝死亡是山颓河枯。历史上对皇帝的描写，往往是不真实的。而当代人的历史著作，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他们写的评价、描写帝王的著作，大量都是脸谱化、低俗化。师兄崔济哲的这部《闲话帝王》，虽然是以散文笔法写皇帝的，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还原，他用独特、舒展而又不失调侃的精准语言，挖掘古代皇帝的人格、信仰、个性，把他们的小心眼、一举一动展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崔济哲善于描写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帝王的个性影响历史的走向，是在当代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进程所给与的最合理交代。不溢美、不隐恶，把帝王放到他身处的历史环境中做细致的分析。不同于当代许多写帝王的传记读物，偏要在最后一章做全面的批判。完全不顾历史的承袭性。前面的评功摆好又加以自我否定，你自己写作时人格分裂，读者读着莫名其妙。
其实这也是史观的问题。唯物史观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机械、呆板，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否定帝王与英雄的作用。其实，由于前所述原因，历史文献留下的只是名人事迹，不会记载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平的，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普通人的能力，只有在机缘巧合下才能推动历史，而众生芸芸，如恒河沙数，如果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要在历史记录上留下痕迹，那纵使以苍天为纸也记录不下。文化是由千百普通人堆积而成，而影响文化进程的却鲜有普通人，这是唯物史观的悖论。
另外，许多史家总喊着还原历史，其实历史无法还原，历史一旦发生，就被时间拉入不可知的黑洞。所有对过去历史的构建，都是站在构建者当时立场上的解读与还原。还原是否正确，与构建者的见识、修养、对史料的掌握和叙述能力紧密相关，稍有不慎就是厚污古人。我前几年把清代十几种《红楼梦》的续书，标点了一遍后出版，发现这些续书的作者大都无法见识清代的贵族生活，所以无法还原贾府与大观园的世界。现代的史家也是这样，他们无法深入了解古代上层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思想意识，要写出关于历史上层人物的东西，那是一厢情愿。而崔济哲师兄的《闲话帝王》能写出帝王的心态、在历史大潮中的作用，这和他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熟知历史，熟知时代，能在历史事件中把握人物，把握帝王的心态、精神、所作所为，这使他写起帝王来与众不同。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概有五百多帝王，《闲话帝王》只是济哲兄的小试牛刀，期望着济哲兄继续剖析帝王，为我们走进历史再翻开一页。
敖堃 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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