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从企业家或高管团队认知的视角,分析公司创业的形成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期而至。如果说技术的发展主要引发了技术和经济环境的变迁,那么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通过加剧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变革而使得企业面临的一般环境更为动荡。管理学基本原理强调,一般环境会通过任务环境给企业带来实际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行业的边界在消失,企业难以预估竞争对手的来源,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此情境下,传统的基于定位观和资源观的竞争优势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在超竞争环境下,时间被分割成多个片段,追求多个时间片段内短期的竞争优势,最终将多个短期竞争优势串联成为长期竞争优势,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唯一路径。为此,企业一方面要寻求既有业务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更要识别和利用新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战略管理理论以及以“机会识别和利用”为核心的创业管理理论日益融合,而公司创业作为两者交界面上的一个研究领域也随之快速崛起。公司创业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Jeffrey G. Covin、Robert A. Burgelman和Shaker A. Zahra等著名学者在早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后在Jeffrey S. Hornsby、Donald F. Kuratko和Gregory G. Dess等新生代学者的努力下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最终成为战略管理和创业管理两个领域中均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过往50余年的研究中,公司创业在提升绩效与创新、实现企业复兴、提升企业能力和获取成功等方面的价值或多或少得到了确认。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公司创业的前因?换言之,公司创业的形成机制成为后续研究的焦点。以往研究从环境、组织和团队等层面,对公司创业前因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认为环境的动荡性、社会资本、战略计划、组织文化和高管团队特征等都能促进或阻碍公司创业。上述结论具有洞察力,然而按照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的观点,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组织环境,都仅仅是向企业的企业家或高管人员提供了环境刺激(environmental stimuli),其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诸如启动公司创业那样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些环境刺激最终能否影响公司创业决策,取决于企业家或高管人员如何过滤和加工这些信息。也就是说,企业家或高管人员基于环境刺激(信息)而“建构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后续的战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企业家处理和加工信息的方式非常重要,而这就是创业认知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书从创业认知的角度,解构中国背景下公司创业的动因。我对公司创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07年进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在魏江教授的指导下,我对组织情境中的创业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长期的企业调研和文献研究,我对公司创业的理解也日益深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其他省级基金项目的持续资助下,我一直将公司创业作为核心研究方向。从2007年以来,我已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与公司创业相关的论文30余篇。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魏江教授,他引领我进入这一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也使我学习到诸如专注、认真和坚忍不拔等优秀品质。我始终不会忘记魏老师早年说的一句话:“不同领域的交叉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句话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轨道,使我选择了公司创业这个横跨战略与创业的新兴研究领域。感谢张玉利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他将大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作为未来重点研究方向,坚定了我的信心。感谢Co-learning团队,同门之间长期不间断的切磋也给了我诸多灵感和学习的机会。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机构,多年来对我学术研究慷慨的资助是我得以潜心研究的基础。感谢我的诸多合作者,特别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刘洋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廖明情副教授、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Felix Arndt等。也感谢林巧副教授,她负担了大部分的家务,从而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外,我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672168)、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20NDJC124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LY20G020015)的资助。在编写过程中,本书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此外,我的研究生王铱、姜悦、张妙等,也对文稿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我对公司创业现象的研究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错漏之处不可避免,在此也恳请读者不吝指正。戴维奇2020年盛夏于杭州橡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