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尝试同时顾及两大面向：一是针对布尔迪厄理论的中心概念进行精确的分析，就其理论力量与气魄而言，这一分析是理所当然的；二是将其概念形成的经过，植入一个深具角力意味的场域中，这一做法必要且符合布尔迪厄一贯的处理方式。这是将布尔迪厄重新整合到他自己创建的分析架构中，这不是为了营造一种套公式的做法，而是为了将之置于透视镜下，并且，若可能的话，检验其限制。《定位布尔迪厄》是研究布尔迪厄一生的最佳著作之一。人类学家德博拉里德-达纳海Deborah Reed-Danahay在此书中展开了一项概念轨道的分析工程，其手法是比对着布尔迪厄的曲折人生，将一般系统论下因有条不紊的方式而经常被忽略的概念，全摊在阳光下：尤其是感性motions这一例子，那正是他当年身为哲学新人aspirantphilosophe时，最初的研究主题之一。拙著亦着眼于这种定位式localisatrice观点，但也尝试在其概念旅程中，勾勒出其人生脉络的层层跌宕：其实，布尔迪厄的一生经历并非不为人知，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他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开发这些人生经历，而非仅视之为简单的事实经过。我所要梳理的内容并不因此而陷入纯思辨的铺陈，我献给各位的篇章，步步都落脚在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和反思性rflexivit的行文中：每一中心概念都是情境分析analyses en situation的对象，皆加以检视其坚韧程度。因此，布尔迪厄在本书中，就像是置身于场域之中的某一施为者agent。尤其在其晚年，布尔迪厄本人常以那些为场域开天辟地的人来设想他自己的样子，例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奈Manet与海德格尔Heidegger等等，这些人都在掀起一场象征性革命revolution symbolique后，让原本的席次重新分配。本书以下的探索将可帮助理解，透过这类再现手法，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自信，还是一纸前所未有的文化史理论提纲。
所以，布尔迪厄从其研究生涯之初就采取的那种险棋姿态，将是我以下的第一个议题。他最初发表的一些论文往往流露着讽刺挖苦的论调，偶尔还大开知识分子智力贫弱的玩笑，嘲弄他们自以为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错觉：无论是一九六七年发表于以英语系读者为对象的《社会研究》中的文章，描写一群醉心于主体sujet在哲学研究中的灭绝与再生的学术团体；或是一九七五年时，在《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中，毫不留情地连续炮轰其死对头?一群阿尔都塞的追随者。布尔迪厄他独自一人或是与他人联袂，总之，从来就不在乎学术界的礼数。他向来喜欢抱持一种坏男孩bad boy的态度，不屑于流水账输出，回头来，却又因为主流理论纸老虎般的处境而哀号痛哭。布尔迪厄在坦陈生平经历的描述中，严正表达了对于某些巴黎前卫知识分子之独有行径由衷地反感甚至是倒胃。他毫不遮掩地指出：时下曾拜倒于萨德Marquis de Sade的脚下，并对巴塔耶Bataille和克罗索夫斯基Klossowski等人掀起的性伎俩大为赞叹，都使之恶心不已。
一般评论家很少注意到，特别是晚年时期的布尔迪厄，其生成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 gntique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能够顽强地抵抗当年诸如让客体重新归位relocalisation des objets?语言学转向?实用主义等主张，以及，简言之，也在于能够反对种种新发明，或拒绝去拆除那些被笼统地称为伟大范例者。面对整体性理论摇摇欲坠的姿态，布尔迪厄提供了另一条安心保险的出路，否则也着实便利通顺。
自一九七九年《区分》一书付梓后，即他声誉如日中天时，他始终意念坚定地去创制一套愈来愈与众不同的体系。该体系并不追随当时的主流议题，也就是，不去唱和那些由于整合模型modles intgrateurs日渐衰落而引发的主题，也不追随自社会之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 du social的一般基模schemes gnraux而衍生出来的题材。因此，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间大多已改头换面的社会科学作风相较，晚期布尔迪厄的主张总是反潮流的：《年鉴》的批风已开始转向，并自一九八九年某一具宣言性质的刊号启航，而他则敬而远之；对于科学研究的谏言，其批评毫不留情；针对四处崭露头角的新实用主义nopragmatisme，其中部分见解乃由主张相左的门生挑起，他也反唇相讥。他在法兰西公学苑的最后一门课程，后于二○○一年汇整以《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为题出版，就是最佳例证：在该书中，他向默顿Merton和波普尔Popper致敬，借此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其他科学研究的大将争锋。我们一眼即可认出布尔迪厄立说中与时代潮流大唱反调的才华，故又为其强而有力的理论建构增添一股不愿随波逐流的气势。
布尔迪厄筑起一套体系，同时也逐渐抹去体系内部可能会产生干扰的成分。例如，他所谓的主观论者的知识模式mode de connaissance subjectiviste，就他所言，乃深具现象学特征，所以，他进而裁剪又再三检视。另外，鉴于游戏jeu概念的说服力逐渐减退，他便以习惯的生成式formule gnratrice des pratiques取而代之，也是一个例子。不过，针对pratique这一议题之迂回繁杂，现象学家或实用主义者尝试提出种种思考可能，布尔迪厄也并非漠不关心。一九八六年他于圣地亚哥的演讲声名远扬，当时的布尔迪厄展现了近乎是建构论者constructiviste的风范，但我们也需铭记，建构论者这个名词其实是为了翻译生成gntique这个一旦译为英文后便颇为别扭的用词。在圣地亚哥的演说中，他透过双重结构化double structuration的概念，重新说明在一九八○年付梓的《实践之道》一书中已完成的建构内容，不过，同时他也相当透彻地采纳了以美国学者的研究为参考依据的内容，那也正是之前的理论说明中未曾出现的成分。例如，博纳特伯杰Bennett Berger?阿隆西科利尔Aaron Cicourel，至于哲学领域，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皆为指标。我们不能只是将这一开放手段视为一种单纯的因地制宜?礼尚往来的交际形式。当时布尔迪厄尝试着使其模型更加精致，也企图引进更多象征性抗争lutes symboliques中相对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 relative这一面向的可能性，这是他以古德曼发展出来的制造世界这一概念为参考基准的原因。他也没有因此忽略了其整体架构的协调性：那场建构论者的演说，仍是以引证巴什拉Bachelard作为结尾。
倘若我们参照布尔迪厄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整体论thorie gnrale du social的内容，那我们就有两种考虑其理论的方式：一是尝试去揭示他构想出来的社会学乃时不我予，故就某程度而言，其社会学规避其在世时的当务之急，成为某种科学惯习habitus scientifique在迟滞hystrsis状态下的牺牲品。二是放宽尺度，肯定布尔迪厄确实抵抗了某些反对声浪，但也逐渐使社会学本身的认识论空间变得越来愈模糊，而这是因为我们也慢慢地对社会事实fait ssociaux乃如同事物般comme des choses存在着且可加以描述的信念产生动摇。就此关系而言，布尔迪厄和涂尔干Durkheim非常贴近，但与他过去的合作伙伴让克洛德帕斯隆完全不同。帕斯隆勘探了韦伯认识论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去质疑社会空间乃具普世论理之可能性。在这两种选择中，究竟应该选择何者，仍言之过早：反省一个整体性理论的许诺则是拙作的核心。然而，若坚持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等同于未曾真正去探究便妄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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