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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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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国学史知识普及的著作，论国学的兴起、定义、发展，尽可能略去繁琐的考证，力求每篇小文行文流畅，独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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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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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谈录》是著名学者谢桃坊先生著作的一部国学史知识普及的小书。共分为四部分：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国学大师的治学之路；国学与儒学。从四个方面论述国学的兴起定义与发展，遵循学术小文通行的习惯，将困难的学术问题以简明的方式叙述，尽可能略去繁琐的考证，力求每篇小文行文流畅，独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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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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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1935年生，四川成都人。1960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柳永》《苏轼诗研究》《中国词学史》《宋词辨》《词学辨》《宋词论集》《唐宋词谱校正》《中国市民文学史》《敦煌文化寻绎》《诗词格律教程》《国学论集》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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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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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
国学是什么
国学运动的两种基本倾向
回顾对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批评
中国古典文学与国学
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
考据学的兴起
国学研究与清代考据学
国学研究与科学方法
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
国学大师的治学道路
严复寻求国学之真
廖平经学思想之荒诞
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章太炎与国学普及工作
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重读王国维纪念碑铭
梁启超与胡适的国学讲演
刘咸炘的国学观念
胡适的小说考证与整理国故
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郭沫若对国学运动的贡献
国学与儒学
儒家之道的发现
宋明理学家为学之宗旨
南宋以来之治道与理学思想
儒家是否属于宗教
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之建构
国学与理学
读经问题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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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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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们如果将国学理解为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这是可以的，但确切地说，它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独特的一门学问。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它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我对此刊极感兴趣，1999年在该刊第六卷发表了《魏了翁词编年考》，当时我还在研究词学。2006年我的《词学辨》（论文集）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后，我的词学研究告一大段落，我认为若继续下去则不可能有新的感觉，也可能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了，于是转向了国学。凡是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重大的学术转移，与其知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我虽然自1981年以来专致于词学，但性喜泛观博览，许多奇特而玄奥的学术问题均能引起我的兴趣，如果进入国学的学术园地，学术的范围更为广阔，可以探索某些深远的学术境界。2007年我参加中央文史馆举办的首届国学论坛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论国学》，此文于同年在《学术界》发表，这是我国学研究的起点。
国学研究的基础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简单地说应该对中国的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有所认识，尤其要具有考据学的功夫，否则难以进入这个学术园地。我初步估量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结构，以为是可以转向这个新的园地的。我最初接触到国学这个概念，应是1947年在小学将要毕业时，为了报考中学而读升学复习指导之类的书，当时便读了一本《国学常识问答》，其条目涉及经史子集的诸多问题，例如五经是什么唐宋古文八大家四书等等。它只能使读者了解一些陌生的简单的传统文化知识的概念。小学毕业之后，1948年秋，父亲送我到刘先生私塾学习。我见到刘杲新先生时，他已是一位古稀老人了。先生字少农，以字称，曾加入军幕，接受过维新思想，以楷书大字和学养深厚知名乡里。先生极佩服梁任公，于川中则佩服赵尧生。他晚年隐退于成都外东牛市口场外，自耕八亩田，生活十分清贫，门口贴的对联是：自知性僻难偕俗，且喜身闲不属人。父亲领我拜见杲新先生，向至圣先师行礼，然后入学攻读。先生待我甚厚，不要求我同其他学童那样死记硬背，让我在正书房里读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有时为我讲解一两段文字，令我细阅注释。我于半年之内读完《四书集注》，继读《唐诗三百首》《草堂诗余》《古文观止》。我从成都春熙路广益书局购得新版的《周易》《庄子》《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书，常带到私塾里读，但每本都未读完。我想读一本能指导我人生道路的有益的书，却没有找到。先生叹息说，能读懂一本书就行了。我座位的后面是先生的书架，只有三部书：《古今说部丛书》和《香艳丛书》，是笔记杂书，具有消闲的性质；另一部是珂罗版的《清代八贤手札》。我翻阅后，它们为我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世界，于是想读一切的书，对知识有一种渴求的欲望。杲新先生开启了我的智慧，是我真正的启蒙师尊，他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从成都外东牛市口迁回成都东北郊八里庄老家务农。这时我十五岁了，自觉地学习农活，有意肩负家庭责任。在村里我算是文化较高的青年，迅即参加农协会工作，任文教委员，1952年秋为成都市工农业余教育学校专任教员，1954年转到成都市郊区第三中心小学任语文与历史教员。这段时期接受新文化，自学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和逻辑学；因此于1956年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我立志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为此准备建立深厚的理论基础，首先考虑的是系统地自学中国学术思想史，于是以学习《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主线，参阅自先秦迄于晚清的有关原典，泛览《白文本十三经》《四史》《资治通鉴》《诸子集成》《宋元学案》以及蜀中学者廖平的《六译丛书》，至今尚保存有数万字的读书札记《中国思想史纲》，这为我奠定了治国学的基础。目录学是治学的切入点，记得入学之初到中文系教师阅览室第一次见到中华书局聚珍版《四部备要》时的狂喜心情，立即抄下全部目录，继在历史系阅览室见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中国丛书综录》亦抄下其中的要目，又读了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了大概的认识，这使我的学术研究有了广阔的视野。1957年7月，我的专业方向发生巨大变化，我放弃了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愿望，转向纯学术的词学研究，继又涉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书籍，以及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就使后来从事词学专业研究工作时，有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外国文学的参照，因而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按照郭沬若先生早年的看法，国学即是考据学，国学家即是考据学家，那么我在词学研究中关于词人事迹的考证、词人作品编年考证、词集的考证等便可算作国学研究了。然而真正具有明确的国学意识以研究国学应是始于2007年《论国学》的发表。
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时，我读到德国经济学史家维尔纳桑巴特的经典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他将其方法概括为理论的历史的。西方近代学术界存在抽象的理论的和经验的历史的两个学派，实即重义理的和重考据的。桑巴特试图在著述中将二者统一起来，他以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深入的探讨，才能发现诸现象中最普遍的联系。桑巴特提倡的方法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慢慢对它有进一步的理解与运用，即尝试以史学家的态度考察学术问题，重视资料的搜集与文献的考证，使经验的事实逐步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始终保持独立的理性判断。在我转向国学研究时，便采取了理论的历史的方法去考察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国学运动的理论与历史。我最初认为国学即是中国的学术，但考察了国学运动之后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发现国学运动存在两种基本倾向，即国粹派和新倾向派。国粹派认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是国粹，弘扬国粹的目的在于改变世道民风，以抵制西学东渐。新倾向派则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以纯学术的批判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新倾向派成为了国学运动的主流，而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则是其两大流派，体现了中国新兴的实证主义思潮，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国粹主义却又始终存在于国学运动之中。当我翻阅了《国学季刊》《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的论文之后，显而易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即基本上是考证性的论文。我自知由这样的认识而引出的关于国学的定义似乎过于狭隘，但它是建立在事实考察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不容易被否定的。学界友人中有的明确地表示不赞同我的意见，我请他们批评，但他们大概尚未找到充足的理论和证据表示反对；也有友人认为我的工作在于对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的阐释。我以为后一种意见是较客观的学术判断。自从国学热潮再度在学术界兴起以来，人们对20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颇为生疏，因而很难认识国学的性质与意义，尤其是它成为热潮之后很快被世俗化和商业化，也将国学研究与国学基本知识混为一谈，尤其在弘扬国粹时使国渣泛起，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及其学术意义。
国学研究是非常专门的学术问题，其成果所形成的论文基本上是考证性的，极为烦琐，故不具备普及的性质，难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凡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近世兴起的国学热潮颇感兴趣，希望从真正的学术意义上认识国学，甚至对国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亦感兴趣，由此以扩大知识范围，从更高的学术意义上认识中华优良的学术传统，因此国学史知识的普及应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近年以通俗方式谈国学的著作，大都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或儒家常识的介绍，仅属于有关国学的基础知识。十余年来，我在完成系列的国学史论著时，亦考虑到写一本向青年朋友们谈国学和国学史的小书。因此我谨遵循学术小文通行的习惯，务将困难的学术问题以简明的方式叙述，尽可能略去烦琐的考证，不在文外另加注释，文内亦不详注引文出处，而且力求每篇小文的行文流畅，独立而完整，以便读者阅读。我自来认为写作小文是特别困难的，故努力欲写好，但只能尽到努力而已。我希望此集能引起读者对国学产生学术的兴趣，进而从一个方面去认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敬祈学界师友和读者的批评与教示。
谢桃坊
2018年5月20日
于成都百花潭侧之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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