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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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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作为五四专辑，通过展示一些实践的可能性，也给未来五四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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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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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作为五四专辑，意欲通过展示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参与提示未来五四研究的更多可能性。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接下来，是针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语词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陈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集中探讨了五四被概念化的历史；周月峰《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则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兴起流变；徐佳贵《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至1920年代前中期的较短时段，析论五四运动之诠释发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及逻辑，及诠释与语词本身所指变迁的关联。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为大宗，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袁一丹《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彭姗姗《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这三篇人物研究，讲求更加体贴入微的文本考察，同时也出入文本内外，对文本与其相关历史情境的互动有自觉而充分的展示。*后是两篇围绕具体议题的研究。赵妍杰《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探讨五四时期作为全国性议题的家庭革命论；赵帅《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一文，则聚焦地方议题，考察五四前后云南（主要指昆明）地方知识人主导的文化运动。本辑作为五四专辑，意欲通过展示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参与提示未来五四研究的更多可能性。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接下来，是针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语词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陈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集中探讨了五四被概念化的历史；周月峰《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则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兴起流变；徐佳贵《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至1920年代前中期的较短时段，析论五四运动之诠释发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及逻辑，及诠释与语词本身所指变迁的关联。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为大宗，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袁一丹《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彭姗姗《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这三篇人物研究，讲求更加体贴入微的文本考察，同时也出入文本内外，对文本与其相关历史情境的互动有自觉而充分的展示。*后是两篇围绕具体议题的研究。赵妍杰《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探讨五四时期作为全国性议题的家庭革命论；赵帅《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一文，则聚焦地方议题，考察五四前后云南（主要指昆明）地方知识人主导的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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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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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论文集，作者有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仲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周月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佳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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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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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 张仲民
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 瞿骏
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 陈建守
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 周月峰
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 徐佳贵
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 彭春凌
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 袁一丹
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彭姗姗
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 赵妍杰
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 赵帅
前言编者的话编者的话
作为传统的学界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当前面临在历久之余能否弥新、如何弥新的问题。表面上看，经过不同背景论者与不同专业学者长达百年的持续挖掘，五四言说已难有剩义；但近年已陆续有人指出，若能充分利用后出材料，并对既有研究范式作出必要的反思，老树依然有望萌发新枝。就历史研究而言，现今的五四研究既在孕育范式更新，也有对于既存范式的强化与细化。这后一类取径固然在持续证明着早先范式的合理性与生命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诱使论者低估五四议题向其他方向或层面延展的潜力。
现场与诠释，可以成为估测五四议题之潜力的两个维度。首言现场。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研究五四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这实际上是承认，早先看似已臻细密完备的现场再现，依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不单是指在再现的画面上还有空白值得填补，也指原先的画法本身，依然有值得反思之处。这里可以追问的是，此处所言，应是哪个五四？如所周知，五四运动一词的所指，长期以来广狭不定。这主要涉及现场的时间性与相应的人事内容差异。最狭义的五四运动应专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反日爱国事件；由狭及广，可指1919年5-6月间的学生或民众运动；最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数年内的运动（数年究竟是几年，也有诸多版本），可以既包括外交政治运动又包括思想文化运动，也可倾向于指、或专指其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此突出思想文化运动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可以等同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连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个词也可意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的不同定义，也便关涉不同的现场，指向不同的人物、事件与语境脉络。流衍至今，狭义五四现场的某些风云人物，如全国学联开初的正副会长段锡朋、何葆仁等，在最广义的五四研究中已鲜少得到关注；而胡适、周氏兄弟这些对1919年春夏间爱国运动实际没有多少参与的人物，却被几乎公认为处于最广义之五四论述的中心位置。这一现象早被认作天经地义，多数论者处之泰然，唯基于回归现场的旨趣，或有一定去熟悉化的必要。这就需要探问，这些五四现场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多个现场的分化如何在整体的现场中产生；而反过来，我们也应探究各种不同定义下的五四所对应的现场之间，又是否存在关乎原初的整体性的联系。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前及期间，外交内政问题如何与思想文教问题有所区分又相互纠缠，政界、工商界与出版舆论界、文化教育界具体如何互动，这些跨界互动又如何影响了此后思想文化社会等运动的形成或发展。对于研究者而言，各个现场之间的门扉诚然存在，但无须保持锁闭；尤其是外交政治视野与思想文化视野下的五四现场研究，理应存在进一步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哪个五四的下一个问题，是哪里的现场。这主要涉及现场的空间性。在地域空间的意义上，早先从最狭义到最广义的所谓五四现场，多半聚焦于北京，偶及上海等其他中心城市。直到近年，学者开始较多注意到不限于此类个别中心点的现场。第一种思路可称放大，即在跨国区域（如东亚）甚至全球这类更广阔的现场中定位中国五四，析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性的政治或文化趋势，如欧战后国际关系、民族自决、文化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等的更加具体的关联。第二种思路，可称转移，在近年似乎更为多见，即将视线转向国内其他地方，而这类现场的呈现，也不能被简单处理为五四宏大叙事在该地的缩微复制版。这通常意味着考察五四时期的信息流通、书报流传、地方知识人的具体言动，也意味着提升五四前后地方自身历史节奏与脉络的重要性。换言之，地方自有其现场，而若照向地方的灯光依然只能由中心城市提供，则地方显现的明暗光影仍将为个别中心点所决定；不如在地方也依托该地情形布置灯光，成立属于地方的问题意识，中心与边缘不仅可以在史料上实现拼合，在研究的方法思路上也有望相互补正。
除却地域空间，尚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场景空间。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当然无法判然两分，而无论是整体上被定性为中心、还是定性为边缘的地域内部，也都存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空间，需要结合论题具体定性与分析。而在此特地强调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在于，首先，就思想史视野下的五四研究来说，个别思想家思想文本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尚须考虑思想赖以产生效用、引发变革的方式机制，不宜默认思想言说可以遵循思想者自身的意图，或某些研究者通过细密的文本分析得出的条理与系统性，自然而然地移风易俗。 进一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面向，也非当时的纸墨言说可以总括。五四爱国运动，包含城市与郊野、校内与校外、官厅会所与书局报馆内外等诸多场景，对这些场景的描述及其来龙去脉的展示，亦可与书报言说本身相绾结。而新文化运动现场的呈现，也包含组织活动、表演（包括演说与演剧等）会议、社会网络、制度化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诚然可被认为关乎某些思想史论题，但不见得必以种种思想论战为中心，其本身也有成为相对独立之论题的价值。要之，五四中人呈现给后人的除却头脑，尚有脖颈以下直至连接地面的部分；思想与社会文化存在种种耐人寻味的衔接方式，这便需要我们针对思想史与社会史（或文化史）的结合部做更多的工作，不时脱出对于纯粹思维世界的执着，谋求提升对于历史空间之多维性的想象力。
次言诠释。围绕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诠释，或讲求系统条理，或流于只言片语，而对运动过程的梳理、运动之史的书写，自然也含有诠释之意味。其形式可以诉诸书报，也可诉诸宣讲、教育行为，及其他各种场景化的展示、定期纪念之类。这些诠释在五四现场即已发生，又在现场之后持续地生产或再生产，相当于围绕本体不断叠上影子，久而久之，本体与影子之间的界线也愈趋模糊。今人倡言回归五四历史现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历来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诠释太过纷繁，后加的诠释或遮蔽实相，或与实相相混，甚而可能弱化了不少论者深入追索实相的意识与动力本身。唯进言之，此处的现场与诠释，历来也无法一刀两断，时人及后人对于五四现场之所在及其边界的认知，也一直存在五四诠释的重要影响。
从内容上讲，五四新文化的诠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言人人殊，这种诠释的多元化的程度，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中亦属罕见。近年且有海外学者径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弹性极大的时髦词（buzzword），认为各方都可以近乎任意地使用这一词汇，兜售本方的思想理念。 大致来说，除却爱国救亡启蒙文艺复兴之类常见的整体定性，诠释可倾向于思想学术，也可偏于社会政治；可突出团体倾向，也可凸显个人主义；可主要指向国族主义，也可指向与国族主义不无抵牾的世界主义。而诠释者是否觉察到、或在何种意义上觉察到此类抵牾，也往往是个问题；彼此不无矛盾的诠释，甚至可以体现在同一方面或同一人前后相隔不久、甚或在同一时间点的诠释活动中。不过，如陈平原先生援引意大利学者艾柯（Umberto Eco）之言所指出的：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尽力展示万变之余，也应意识到宗的存在，这里的宗首先关系到五四现场的限制尽管现场的人事与时空界限有相当的弹性，但这种弹性也绝非无限；其次关系到诠释者如何在有所偏向的同时，保留对于某种内容整体性或时代整体性的追求，这后一点亦有深论的空间。
姑举一例。学界普遍认为，（最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可以归结为民主与科学（有时加上道德伦理改革，即在德赛二先生之外加上穆小姐之类）；这一论断依据的关键文本之一，便是陈独秀1919年初发表于《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不过，似已多少引起学者注意的是，既是答辩之词，通常援引的便应是在当时不甚特异的思想观念，否则无法引起同情、收到辩护效果；据此，民主科学之类更像是其价值已为、或一出口便易为举世所公认的褒义词汇，而不见得可用以彰显《新青年》的特出之处。只是，陈独秀力图将白话文与反对孔教等富于争议的、故而实际上也更有资格作为刊物之特色的内容与民主科学之类的理念建立必然的联系；而后来胡适对于陈独秀这段话的引用，实际也回避了为何民主、科学必然要求白话文、反对孔教这一问题，而径视之为不证自明。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想提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诠释屡见派系印记，但派性与共性在研究中不宜混同或默认其间存在天经地义的联系，而五四诠释事实上也从未为一方一系所垄断。在《新青年》同人以外，又有哪些力量参与了促使民主科学之类观念成为（或被认作）时代共性的工作，并将本方特性与时代共性的互相形塑，以及各方特性的互动纳入五四诠释之中？这类问题已经引起、也值得引起更多重视。而多方诠释交织，固然显得喧哗，然而倘能贯彻历史化的思路，从喧哗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切入，这也不会是一团无从解析的噪音。
以上既是对研究现状的概括，也有延伸性的展望与设想。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前两个面向，提示两个外源性势力天主教系统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五四前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重要性似乎长期为惯常的五四论述所遮蔽。之后，结合思想内容与媒介利用问题，再论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新旧之争的实质。复次，结合历史现场中人的理解与后续五四诠释的理路，强调应注意分析五四爱国运动如何再造新文化运动的过程。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文章指出，不宜默认一种中心城市的五四光芒会自然而然地向别地辐散的图式，这就需要留意五四时期关乎书报本身的各个具体方面，以及地方读书人实际鲜活的生命历程。进而重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深究历史情境，以破除某些大而化之的想当然：地方感受、认知五四新文化的条件与方式；对地方读书人主体性的考察，如何能够进一步具体化；从地方返观中心如何可能。两篇综论侧重点不同，但其中都强调对于五四前史的深入检视，进而对以往通常重去脉而相对轻来龙的论述倾向提出反思。
接下来，是针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语词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语词概念史在近年已蔚为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再现语词概念及诠释自身之现场的尝试。陈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集中探讨了五四被概念化的历史，这关系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语词表述如何出现并相互勾连，五四的纪念政治如何发生发展，以及五四在某些新运动（如所谓新启蒙运动）中如何被进一步政治化的历史过程。而对语词概念的考察，尚须考虑其在空间意义上的流传接受情形，在此意义上，概念史亦可与地方史的关注点有所结合。周月峰《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则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兴起流变。新文化运动原初被各方各人用于指涉多元互歧的社会改造方案，通常既是描述现状，也是表达对于未来的期许；早先尚有不少人希望统合各方趋新的努力，然而未获成功，之后遂从多合于一趋向于各自多中取一，在此过程中，胡适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中共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脱颖而出，成为迄今两种最主要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徐佳贵《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至1920年代前中期的较短时段，析论五四运动之诠释发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及逻辑，及诠释与语词本身所指变迁的关联。其重点在探讨在国、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阵营壁垒尚不森严的早期，五四运动是如何被赋予了在思想史中的重大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为大宗，收入本辑的有三篇可归入这一大类的文章。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一文，讨论全球思想史视野中章太炎与五四的关系。晚清与五四在思想史意义上的连续性，可从基于科学革命与进化学说的近代宇宙观、社会观全球流播与衍变的角度予以检视。另外两文，则是围绕公认的五四巨子胡适，而分别聚焦于其赖以暴得大名的两项事功文学革命与传扬杜威学说。袁一丹《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考察胡适对于文学革命发生史的建构，通过勘探各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关联与裂隙，揭示此种建构本身的语境与观照、彰显与遮蔽；在反思经由巨子精心打磨的历史叙述之余，提示重构文学革命前史之可能。彭姗姗《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通过对海内与海外史料、新发现与常见史料的细致比勘，揭示胡适翻译师说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往往意味着整合作者与译者各自的思想倾向，以及各自关注或关涉的社会语境，但整合的努力依然难掩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到本文，演说这类媒介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生产方式，对于矛盾的发生与处置有着重要影响。以上这些人物研究，讲求更加体贴入微的文本考察，同时也出入文本内外，对文本与其相关历史情境的互动有自觉而充分的展示。
最后是两篇围绕具体议题的研究。赵妍杰《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探讨五四时期作为全国性议题的家庭革命论。破弃既有家庭观的乌托邦论述一时蔚起又互相竞争，在此，遭受质疑的婚姻及家庭制度不单是中国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西方的。原本属于家庭的权责转而被不少人归于社会，但这又要面临在家庭伦理被毁弃之后，应当如何凝聚社会的问题。赵帅《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一文，则聚焦地方议题，考察五四前后云南（主要指昆明）地方知识人主导的文化运动。尽管地处西南边陲，云南仍得参预时流，而其间也显现出地方自有的变迁脉络，尤其是地方政治与文化事业的纠葛，直接影响到了该地知识人自身的命运以及文化运动后续的在地演变。
五四已过百年。其间，五四研究也走过了绵长而斑斓多彩的路，但并未抵达终点。本辑作为五四专辑，意欲通过展示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参与提示未来五四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而深究五四的历史，也不见得如一些人忧虑的那般，必会倾向于消解五四的意义。毕竟，意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凌虚蹈空，其在大多情况下理应尊重人间的运作逻辑；将这样一个剧变时代视作过往人世的一部分，使得剧变的发生机制、来龙去脉可被仍在探索前路、追求转型的今人更真切地理解感悟，或许已是在彰显一种为时代所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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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的学界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当前面临在历久之余能否弥新、如何弥新的问题。表面上看，经过不同背景论者与不同专业学者长达百年的持续挖掘，五四言说已难有剩义；但近年已陆续有人指出，若能充分利用后出材料，并对既有研究范式作出必要的反思，老树依然有望萌发新枝。就历史研究而言，现今的五四研究既在孕育范式更新，也有对于既存范式的强化与细化。这后一类取径固然在持续证明着早先范式的合理性与生命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诱使论者低估五四议题向其他方向或层面延展的潜力。
现场与诠释，可以成为估测五四议题之潜力的两个维度。首言现场。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研究五四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这实际上是承认，早先看似已臻细密完备的现场再现，依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不单是指在再现的画面上还有空白值得填补，也指原先的画法本身，依然有值得反思之处。这里可以追问的是，此处所言，应是哪个五四？如所周知，五四运动一词的所指，长期以来广狭不定。这主要涉及现场的时间性与相应的人事内容差异。最狭义的五四运动应专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反日爱国事件；由狭及广，可指1919年5-6月间的学生或民众运动；最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数年内的运动（数年究竟是几年，也有诸多版本），可以既包括外交政治运动又包括思想文化运动，也可倾向于指、或专指其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此突出思想文化运动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可以等同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连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个词也可意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的不同定义，也便关涉不同的现场，指向不同的人物、事件与语境脉络。流衍至今，狭义五四现场的某些风云人物，如全国学联开初的正副会长段锡朋、何葆仁等，在最广义的五四研究中已鲜少得到关注；而胡适、周氏兄弟这些对1919年春夏间爱国运动实际没有多少参与的人物，却被几乎公认为处于最广义之五四论述的中心位置。这一现象早被认作天经地义，多数论者处之泰然，唯基于回归现场的旨趣，或有一定去熟悉化的必要。这就需要探问，这些五四现场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多个现场的分化如何在整体的现场中产生；而反过来，我们也应探究各种不同定义下的五四所对应的现场之间，又是否存在关乎原初的整体性的联系。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前及期间，外交内政问题如何与思想文教问题有所区分又相互纠缠，政界、工商界与出版舆论界、文化教育界具体如何互动，这些跨界互动又如何影响了此后思想文化社会等运动的形成或发展。对于研究者而言，各个现场之间的门扉诚然存在，但无须保持锁闭；尤其是外交政治视野与思想文化视野下的五四现场研究，理应存在进一步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哪个五四的下一个问题，是哪里的现场。这主要涉及现场的空间性。在地域空间的意义上，早先从最狭义到最广义的所谓五四现场，多半聚焦于北京，偶及上海等其他中心城市。直到近年，学者开始较多注意到不限于此类个别中心点的现场。第一种思路可称放大，即在跨国区域（如东亚）甚至全球这类更广阔的现场中定位中国五四，析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性的政治或文化趋势，如欧战后国际关系、民族自决、文化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等的更加具体的关联。第二种思路，可称转移，在近年似乎更为多见，即将视线转向国内其他地方，而这类现场的呈现，也不能被简单处理为五四宏大叙事在该地的缩微复制版。这通常意味着考察五四时期的信息流通、书报流传、地方知识人的具体言动，也意味着提升五四前后地方自身历史节奏与脉络的重要性。换言之，地方自有其现场，而若照向地方的灯光依然只能由中心城市提供，则地方显现的明暗光影仍将为个别中心点所决定；不如在地方也依托该地情形布置灯光，成立属于地方的问题意识，中心与边缘不仅可以在史料上实现拼合，在研究的方法思路上也有望相互补正。
除却地域空间，尚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场景空间。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当然无法判然两分，而无论是整体上被定性为中心、还是定性为边缘的地域内部，也都存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空间，需要结合论题具体定性与分析。而在此特地强调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在于，首先，就思想史视野下的五四研究来说，个别思想家思想文本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尚须考虑思想赖以产生效用、引发变革的方式机制，不宜默认思想言说可以遵循思想者自身的意图，或某些研究者通过细密的文本分析得出的条理与系统性，自然而然地移风易俗。 进一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面向，也非当时的纸墨言说可以总括。五四爱国运动，包含城市与郊野、校内与校外、官厅会所与书局报馆内外等诸多场景，对这些场景的描述及其来龙去脉的展示，亦可与书报言说本身相绾结。而新文化运动现场的呈现，也包含组织活动、表演（包括演说与演剧等）会议、社会网络、制度化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诚然可被认为关乎某些思想史论题，但不见得必以种种思想论战为中心，其本身也有成为相对独立之论题的价值。要之，五四中人呈现给后人的除却头脑，尚有脖颈以下直至连接地面的部分；思想与社会文化存在种种耐人寻味的衔接方式，这便需要我们针对思想史与社会史（或文化史）的结合部做更多的工作，不时脱出对于纯粹思维世界的执着，谋求提升对于历史空间之多维性的想象力。
次言诠释。围绕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诠释，或讲求系统条理，或流于只言片语，而对运动过程的梳理、运动之史的书写，自然也含有诠释之意味。其形式可以诉诸书报，也可诉诸宣讲、教育行为，及其他各种场景化的展示、定期纪念之类。这些诠释在五四现场即已发生，又在现场之后持续地生产或再生产，相当于围绕本体不断叠上影子，久而久之，本体与影子之间的界线也愈趋模糊。今人倡言回归五四历史现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历来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诠释太过纷繁，后加的诠释或遮蔽实相，或与实相相混，甚而可能弱化了不少论者深入追索实相的意识与动力本身。唯进言之，此处的现场与诠释，历来也无法一刀两断，时人及后人对于五四现场之所在及其边界的认知，也一直存在五四诠释的重要影响。
从内容上讲，五四新文化的诠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言人人殊，这种诠释的多元化的程度，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中亦属罕见。近年且有海外学者径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弹性极大的时髦词（buzzword），认为各方都可以近乎任意地使用这一词汇，兜售本方的思想理念。 大致来说，除却爱国救亡启蒙文艺复兴之类常见的整体定性，诠释可倾向于思想学术，也可偏于社会政治；可突出团体倾向，也可凸显个人主义；可主要指向国族主义，也可指向与国族主义不无抵牾的世界主义。而诠释者是否觉察到、或在何种意义上觉察到此类抵牾，也往往是个问题；彼此不无矛盾的诠释，甚至可以体现在同一方面或同一人前后相隔不久、甚或在同一时间点的诠释活动中。不过，如陈平原先生援引意大利学者艾柯（Umberto Eco）之言所指出的：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尽力展示万变之余，也应意识到宗的存在，这里的宗首先关系到五四现场的限制尽管现场的人事与时空界限有相当的弹性，但这种弹性也绝非无限；其次关系到诠释者如何在有所偏向的同时，保留对于某种内容整体性或时代整体性的追求，这后一点亦有深论的空间。
姑举一例。学界普遍认为，（最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可以归结为民主与科学（有时加上道德伦理改革，即在德赛二先生之外加上穆小姐之类）；这一论断依据的关键文本之一，便是陈独秀1919年初发表于《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不过，似已多少引起学者注意的是，既是答辩之词，通常援引的便应是在当时不甚特异的思想观念，否则无法引起同情、收到辩护效果；据此，民主科学之类更像是其价值已为、或一出口便易为举世所公认的褒义词汇，而不见得可用以彰显《新青年》的特出之处。只是，陈独秀力图将白话文与反对孔教等富于争议的、故而实际上也更有资格作为刊物之特色的内容与民主科学之类的理念建立必然的联系；而后来胡适对于陈独秀这段话的引用，实际也回避了为何民主、科学必然要求白话文、反对孔教这一问题，而径视之为不证自明。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想提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诠释屡见派系印记，但派性与共性在研究中不宜混同或默认其间存在天经地义的联系，而五四诠释事实上也从未为一方一系所垄断。在《新青年》同人以外，又有哪些力量参与了促使民主科学之类观念成为（或被认作）时代共性的工作，并将本方特性与时代共性的互相形塑，以及各方特性的互动纳入五四诠释之中？这类问题已经引起、也值得引起更多重视。而多方诠释交织，固然显得喧哗，然而倘能贯彻历史化的思路，从喧哗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切入，这也不会是一团无从解析的噪音。
以上既是对研究现状的概括，也有延伸性的展望与设想。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前两个面向，提示两个外源性势力天主教系统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五四前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重要性似乎长期为惯常的五四论述所遮蔽。之后，结合思想内容与媒介利用问题，再论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新旧之争的实质。复次，结合历史现场中人的理解与后续五四诠释的理路，强调应注意分析五四爱国运动如何再造新文化运动的过程。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文章指出，不宜默认一种中心城市的五四光芒会自然而然地向别地辐散的图式，这就需要留意五四时期关乎书报本身的各个具体方面，以及地方读书人实际鲜活的生命历程。进而重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深究历史情境，以破除某些大而化之的想当然：地方感受、认知五四新文化的条件与方式；对地方读书人主体性的考察，如何能够进一步具体化；从地方返观中心如何可能。两篇综论侧重点不同，但其中都强调对于五四前史的深入检视，进而对以往通常重去脉而相对轻来龙的论述倾向提出反思。
接下来，是针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语词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语词概念史在近年已蔚为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再现语词概念及诠释自身之现场的尝试。陈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集中探讨了五四被概念化的历史，这关系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语词表述如何出现并相互勾连，五四的纪念政治如何发生发展，以及五四在某些新运动（如所谓新启蒙运动）中如何被进一步政治化的历史过程。而对语词概念的考察，尚须考虑其在空间意义上的流传接受情形，在此意义上，概念史亦可与地方史的关注点有所结合。周月峰《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则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兴起流变。新文化运动原初被各方各人用于指涉多元互歧的社会改造方案，通常既是描述现状，也是表达对于未来的期许；早先尚有不少人希望统合各方趋新的努力，然而未获成功，之后遂从多合于一趋向于各自多中取一，在此过程中，胡适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中共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脱颖而出，成为迄今两种最主要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徐佳贵《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至1920年代前中期的较短时段，析论五四运动之诠释发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及逻辑，及诠释与语词本身所指变迁的关联。其重点在探讨在国、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阵营壁垒尚不森严的早期，五四运动是如何被赋予了在思想史中的重大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为大宗，收入本辑的有三篇可归入这一大类的文章。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一文，讨论全球思想史视野中章太炎与五四的关系。晚清与五四在思想史意义上的连续性，可从基于科学革命与进化学说的近代宇宙观、社会观全球流播与衍变的角度予以检视。另外两文，则是围绕公认的五四巨子胡适，而分别聚焦于其赖以暴得大名的两项事功文学革命与传扬杜威学说。袁一丹《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考察胡适对于文学革命发生史的建构，通过勘探各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关联与裂隙，揭示此种建构本身的语境与观照、彰显与遮蔽；在反思经由巨子精心打磨的历史叙述之余，提示重构文学革命前史之可能。彭姗姗《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通过对海内与海外史料、新发现与常见史料的细致比勘，揭示胡适翻译师说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往往意味着整合作者与译者各自的思想倾向，以及各自关注或关涉的社会语境，但整合的努力依然难掩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到本文，演说这类媒介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生产方式，对于矛盾的发生与处置有着重要影响。以上这些人物研究，讲求更加体贴入微的文本考察，同时也出入文本内外，对文本与其相关历史情境的互动有自觉而充分的展示。
最后是两篇围绕具体议题的研究。赵妍杰《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探讨五四时期作为全国性议题的家庭革命论。破弃既有家庭观的乌托邦论述一时蔚起又互相竞争，在此，遭受质疑的婚姻及家庭制度不单是中国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西方的。原本属于家庭的权责转而被不少人归于社会，但这又要面临在家庭伦理被毁弃之后，应当如何凝聚社会的问题。赵帅《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一文，则聚焦地方议题，考察五四前后云南（主要指昆明）地方知识人主导的文化运动。尽管地处西南边陲，云南仍得参预时流，而其间也显现出地方自有的变迁脉络，尤其是地方政治与文化事业的纠葛，直接影响到了该地知识人自身的命运以及文化运动后续的在地演变。
五四已过百年。其间，五四研究也走过了绵长而斑斓多彩的路，但并未抵达终点。本辑作为五四专辑，意欲通过展示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参与提示未来五四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而深究五四的历史，也不见得如一些人忧虑的那般，必会倾向于消解五四的意义。毕竟，意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凌虚蹈空，其在大多情况下理应尊重人间的运作逻辑；将这样一个剧变时代视作过往人世的一部分，使得剧变的发生机制、来龙去脉可被仍在探索前路、追求转型的今人更真切地理解感悟，或许已是在彰显一种为时代所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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