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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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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科》是“中医补土理论菁华临床阐发”丛书之一。补土派是中医学术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学术历史源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肾病科》以现代肾系病名为框架，将补土理论贯穿其中。《肾病科》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阐述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历史源流。下篇以案例为主，通过记录医案、总结和提炼临证思路来阐述补土理论在肾系疾病中的临床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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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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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篇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历史源流
**章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各时期发展特点与医家 3
**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萌芽期 3
第二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奠基期 5
第三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发展期 7
第四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成熟期 11
第五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创新期 15
第六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小结 17
第二章 补土理论与肾系疾病 19
**节 脾与肾的生理病理关系 19
第二节 补土理论在肾系疾病中的具体运用 20
第三章 补土理论与肾系疾病的治疗 23
**节 慢性肾炎的治疗 23
第二节 肾病综合征的治疗 27
第三节 乙肝相关性肾炎的治疗 29
第四节 痛风性肾病的治疗 32
第五节 高血压性肾损害的治疗 35
第六节 慢性间质性肾炎的治疗 36
第七节 慢性肾盂肾炎的治疗 37
第八节 慢性肾衰竭的治疗 39
下篇 补土理论在肾系疾病中的运用案例
第四章 补土理论治疗慢性肾炎案例 53
第五章 补土理论治疗肾病综合征案例 60
第六章 补土理论治疗乙肝相关性肾炎案例 66
第七章 补土理论治疗痛风性肾病案例 72
第八章 补土理论治疗高血压性肾损害案例 77
第九章 补土理论治疗慢性间质性肾炎案例 85
第十章 补土理论治疗慢性肾盂肾炎案例 90
第十一章 补土理论治疗慢性肾衰竭案例 98
**节 治疗慢性肾衰竭的消化道症状案例 98
第二节 治疗慢性肾衰竭的心血管疾病案例 106
第三节 治疗慢性肾衰竭的贫血案例 110
第四节 治疗慢性肾衰竭的矿物质与骨代谢异常案例 113免费在线读上篇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历史源流
**章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各时期发展特点与医家
“土”的概念古而有之，“补”属于中医治疗“八法”之一。何处*早提出“补土派”这个概念？197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提到“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长于温补脾胃之法，世称补土派”。后来“补土派”一词出现在中医各家学说的教材上，才逐渐被学术界所公认。从此定义来源来看，补土学术流派应该是以李东垣的学术理论为基础，以调整脾胃功能为方法，以恢复机体健康为目的的学术流派。
中医的古籍文献中并无明确“肾病”病名记载。虽然中医并无特定的疾病与现代的肾病相对应，但根据肾科疾病的临床症状表现，其与中医古籍所描述的“水肿”、“淋证”、“癃闭”、“尿血”、“小便失禁”等多相似。中医学者借鉴上述病证的治疗经验，治疗现代意义上的肾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其中尤以运用补土理论进行诊治经验丰富，颇具特色。以下将以水肿病证为例，探讨肾病中，补土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应用特点与代表医家。
**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萌芽期
众所周知，中医经典理论代表作当属《黄帝内经》。在《灵枢》中，已有专篇论述“水肿”病。《灵枢？水胀》言：“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上述对水肿病的描述，从目窠上起始，发展到足胫、腹部都有详细的记述，且有详细诊察水肿病的手法，如“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这些记载[1]中的诊法，现今仍被中医学家运用。
那么水肿（胀）是如何[2]产生的？《灵枢？五癃津液别》记载：“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岐伯答曰：‘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黄帝与岐伯通过问答的形式，阐释了水谷运化的生理过程，以及提出了若气道、三焦、肠胃失职，水谷则成水胀（肿）。《素问？至真要大论》更是明确记载“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此从病机的层面提出，如若脾阳内虚，斡旋失职，水谷精气不能依赖脾气散精而上归于肺，导致清者难升，浊者失降，水谷之湿郁而不化，外溢皮肤则积于肌腠而成浮肿。《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言“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湿邪严重时则发为水闭胕肿。而“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素问？五运行大论》），由此可见，《黄帝内经》的作者已建立起“水肿-湿-土-脾”之间的联系，即水肿、湿、土、脾四位一体，可分而不可离。
如若说《黄帝内经》的作者仅是开启了肾病补土理念[3]之先河，一代医圣张仲景则把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在《金匮要略》一书中，张仲景特列“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与“水气病脉证并治”两个篇章以论述肾病相关病证。其中“水气病脉证并治”一篇，几乎可视为水肿病专篇，详细论述了水肿的病机、病证、治则、治法及治疗方药。张仲景把水肿以五脏区分，其中对于“脾水”描述说“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此即脾阳虚、脾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司引起的水肿病。同时论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此处很明显论述的是因脾胃虚弱导致身体浮肿的水肿病。
如何从脾胃角度治疗水肿？张仲景言“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此二方皆是黄芪类方，以黄芪补脾胃之气，配合白术或茯苓，健脾利湿，以疗风水或皮水。张仲景开启以黄芪类方治疗水肿病的先河，此是目前所知补土理念较早运用于实际临床中的理论先例。
同时张仲景的著作中还记载了水肿病的一种特殊病证——黄汗。黄汗表现为“脉沉迟，身体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因汗出入水，水热互郁于肌表，导致身肿、发热、汗出色黄如柏汁。张仲景亦从补土健运脾胃的角度给予治疗，并提供了对证方药：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桂枝加黄芪五物汤。
相传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医华佗，留有《中藏经》。此书在论述疾病时，亦特列一章名“论水肿脉证生死候”。在该章节中，华氏认为“人中百病难疗者，莫过于水也有肿于头目者，有肿于腰脚者，有肿于四肢者，有肿于双目者，有因嗽而发者，有因劳而生者，有因凝滞而起者，有因虚乏而成者，有因五脏而出者，有因六腑而来者，类目多种，而状各不同故人中水疾死者多矣”。并把水肿病分为十类，“一曰青水，二曰赤水，三曰黄水，四曰白水，五曰黑水，六曰玄水，七曰风水，八曰石水，九曰里水，十曰气水”。其中黄水责之于脾，风水责之于胃。“黄水，其根起于脾，其状先从腹肿也”，“风水者，其根起于胃，其状先从四肢起，腹满大而通身肿也”。华氏虽未提供具体的治疗方法[4]，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水肿的复杂与诊疗的困难。
进入隋唐以后，随着中原地区局势逐渐稳定，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强盛，中医学也迎来长足的发展。对于水肿病的认识与研究，也渐而深刻。其中《诸病源候论》与《千金方》是代表著作。
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中首次从病机角度阐释了脾胃虚弱可导致水肿病，其论曰：“肾者主水，脾胃俱主土，土性克水。脾与胃合，相为表里。胃为水谷之海，今胃虚不能传化水气，使水气渗溢经络，浸渍腑脏。脾得水湿之气，加之则病，脾病则不能制水，故水气独归于肾。三焦不泻，经脉闭塞，故水气溢于皮肤而令肿也。”胃为水谷之海，胃虚则不能传化水气，脾胃属土，肾属水，脾胃病则不能制水，故发为水肿。对于“水通身肿”、“风水”、“大腹水肿”、“身面卒洪肿”等水肿病证，巢元方皆归责于“肾脾俱虚”，因肾虚不能宣通水气，脾虚又不能制水。在对“二十四水候”的论述中，巢元方更为明确地指出“夫水之病，皆生于腑脏。方家所出，立名不同，亦有二十四水，或十八水寻其病根，皆由荣卫不调，经脉痞涩，脾胃虚弱，使水气流溢，盈散皮肤”。可知水肿病与脾胃虚弱，关系大焉。惜巢元方未能提出对治的方药。
一代药王孙思邈总结了前贤论述水肿的理论与治疗水肿病证的经验，记录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其记载治疗水肿药方49首，20余首含有白术。白术，《名医别录》言：“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液，暖胃，消谷嗜食。”书中明确记载白术具有“逐皮间风水”的作用，因为脾虚湿胜，则为水肿，而白术其气芳烈，其味甘浓，能振动脾阳，性温而燥，富含脂膏又能补益脾气。正如《本草求真》所言：“白术味苦而甘，既能燥湿实脾，复能缓脾生津。且其性*温，服则能以健食消谷，为脾脏补气**要药。”脾胃健则土厚，土厚则水得制，故白术是水肿病证必不可少之良药。
虽然晋唐之前，已有补土理念在以水肿为代表的肾系疾病上的运用，但从整体而言，水肿的治疗还是以泻法为主，倡导补土健脾胃的论述相对较为薄弱。这一点中医学家、文献学家丹波元坚在《杂病广要》中已明确总结，其言：“水气[即水肿病证]之治，古方概用泻药而不及补法，自宋南渡后，创立扶脾之剂，迄至明清诸家，无一不主于调补者。顾古今时异，人之禀受有强弱之不同，非古人之略于补，而后人之嫌于泻也。”
第二节 肾系疾病补土理论的奠基期
宋金元各时期的社会制度不尽相同，但都比较重视医疗卫生，建立医疗机构，组织校正、编纂医书。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文人理想，对当时中医学的人才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文人从医的积极性和数量与日俱增，文人知医、习医成为风尚，因此儒医大批涌现，提高了医学队伍的整体水平，这是中医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基础。金元四大家的涌起，正是得益于这种良好的中医环境。金元四大家的中医学术理念各有特色，其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而李东垣（1180～1251年）开创的“补土派”所倡导的理念与实践，对于肾系疾病的治疗尤有助益。
李杲是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师于张元素，后世又称其为李东垣，是中医补土学说的创始人。东垣十分重视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其学术派别也被称作“补土派”。李东垣学术思想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此尊崇《黄帝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人以胃气为本”的思想为基础而进行发挥。李氏有云“欲人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毫厘之失，则灾害立生”；“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岂一端能尽之乎”。对于水肿病，李东垣认为其产生多与脾胃不运、气虚水停有关。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精微，并通过气机推动水津布散，濡养脏腑及肢体筋脉。若因外邪或内伤损伤脾胃，导致脾胃虚弱，气机不畅，水湿聚而不散，或因荣气下流而乘于肾，湿气下流而闭塞，均能引起水肿。病在中焦，法当令上下分消其气。李东垣常用人参、黄芪、白术等健脾益气，实脾则能运化水液；此外佐以茯苓、防己等淡渗之品，行气利水。
南宋著名医家严用和（约1200～1268年）在《严氏济生方》中对水肿的认识与李东垣对水肿的观点颇为一致。其言：“水肿为病，皆由真阳怯少，劳伤脾胃，脾胃既寒，积寒化水。盖脾者土也，肾者水也小便不利，外肾或肿，甚则肌肉崩溃，足胫流水，多致不救。”他认为水肿病证的病因是真阳不足，劳伤脾胃，脾胃失去健运功能，而成水肿。病机关键在“脾胃”，故治疗之法，严氏首推“先实脾土”，因为“脾实则能舍水，土得其政，面色纯黄，江河通流，肾水行矣，肿满自消。次温肾水，骨髓坚固，气血乃从”。并制方实脾饮，治疗阴水水肿。药用：厚朴（去皮，姜制，炒）、白术、木瓜（去瓤）、木香（不见火）、草果仁、大腹子、附子（炮，去皮脐）、白茯苓（去皮）、干姜（炮）各一两，甘草（炙）半两。是方干姜、附子、草果仁温肾暖脾，扶阳抑阴，白术、炙甘草健脾补虚、扶土制水，使土实则水治，阳复则水化。寒水既停，三焦气滞，必兼行气利水，使气行水行，其效方捷，故又以厚朴、木香、大腹子、茯苓行气消胀，导水下行。又温燥渗利太过每易伤阴，更佐一味酸温的木瓜，敛阴护津，使水去而阴津不伤。诸药合用，使阳气复，运化健，气行水去，诸症自除。
自此之后的医家论治水肿病证，多遵循李东垣、严用和之法。例如，同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1281～1358年）在《丹溪心法？水肿》中论述：“水肿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自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非五苓、神佑之行水也。宜补中、行湿、利小便，切不可下。用二陈汤加白术、人参、苍术为主，佐以黄芩、麦冬、炒栀子制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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