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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传统中国的概念,似乎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理解:就时间即纵而言,始自上古三代,历经汉唐宋元,降及是有清诸朝,均在其规范之内;就专业领域即横而言,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等,全都包罗其中。甚至,鉴于社会制度、意置于传统中国的范畴内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必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为传统中国研究的特色,也是它的观点。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原型或真相因各种原因被掩盖、被扭曲的情况下阅读、理解传统和传世文献的,面对这些传统、传世文献的某种程度误解就构成了真实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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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不定期学术集刊,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近期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论文,见解深刻,颇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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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创刊于2006年,在学术深度上还是研究广度上,都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刊物于2012年1月,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收录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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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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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专稿
管庭芬渟溪遗文辑存 陈鸿森 潘妍艳
经子研究
从孟子林庙刻石看金元时期孟子地位之消长 周春健
从《大雅公刘》笺释看郑玄的安民思想 黄少微
从伊尹、管仲之政看孟子的王霸思想 许慧芳
以经观子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书》之旨趣及影响 杨青华
《老子》不尚贤正诂及与礼学关系补说 龚伟
史学研究
《史记》神髓与昌黎本色以韩愈《毛颖传》《张中丞传后叙》为中心 陈慧
闲中今古〔明〕陈颀原撰司马朝军解题 闫超凡整理
《徐年谱》补正 胡春丽
文献考证
《四库全书总目》宋明别集类存目提要订误 孙利政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四书类汉籍叙录 陈恒新
序跋与书评
《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序 丁鼎
追本溯源辨真伪评朱志先《千百年眼》整理与研究 钱茂伟 董秀娟
《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评介 梁奇
古典智慧的现代复归评刘瑾辉教授《孟子智慧》 仝广秀
《类书研究通论》评介 朱国立
《唐代类书编纂研究》评介 邵强军
立此存照
传统中国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芮传明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总目录第122辑
纪念专栏
邹逸麟先生悼词
邹逸麟先生论著简目 段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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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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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芮传明
上海的历史研究所创立于1956年,当时直属于中国科学院领导,因此全名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两年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才转而隶属于它,全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余生也晚,未能亲历花甲之年的历史研究所的前期发展,不过,对于前辈学者艰苦创业的精神却多所耳闻,同时也目睹了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和辉煌贡献。另一方面,我也生恰逢辰在1990年进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正值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际,学术研究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发展一样,也越来越得到高层的大力支持和资助。所以,我有幸参与了历史研究所壮年时期的建设工作,得以为它的日益繁荣聊尽绵薄之力。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古代史,故在此集中于这一方面稍作回顾。
历史研究所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相当扎实的古代史研究基础。例如,在1956年受命筹建历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李亚农,在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就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共和国建立之后,他更是在短短的10年间19521962撰写了5本学术著作约计70万字,对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著述有《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东周与西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等;他病故前,在顽疾缠身的情况下,还修订和增补了这些论著,撰成《欣然斋史论集》后来再版时改名为《李亚农史论集》。
又如,曾在历史研究所前期担任过副所长的周予同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经学家。他从20世纪20年代发表第一篇有关经学的论文《经今古文学及其异同》开始,在嗣后将近60年的时间里,始终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经学研究方面。例如,他曾撰写《经学历史》注释本,对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所著《经学历史》作了详细的注释、考证和研究,又曾撰写《群经概论》,对十三部经书逐一解剖,从名称、作、篇第、种类、内容到学派的源流演变作了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论述,成为了解十三经的优秀入门书。他有关经学的其他著述和论文还有《朱熹》《孔子》《律书与经今古文学》《经学与经学之派别》《治经与治史》等。
同样担任过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宽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古代史研究专家。他主要致力于先秦史、战国史、都城史等主题的研究,早年所撰《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神话的分化研究说,成为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派神话学的重要后继者。晚年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则是系统研究中国皇陵起源及其演变过程的开先河之作。又如《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对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特点作了充分的阐述,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其他还有《中国历代尺度考》《战国史》《古史新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西周史》《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等著述,多,在史学界有不小的影响。
还有一位历史所早期的副所长徐仑先生,也在古代史研究方面颇有成果。例如,他曾撰写过《什么是奴隶社会》《什么是封建社会》《什么是原始社会》以及《徐文长》等著作,并有多篇论文。
我在1990年进历史研究所工作时,上述几位先生或已辞世,或已离开历史所;当时领衔古代史研究的前辈是方诗铭先生。因此,我有幸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古代中国的研究。
方先生早在1956年就已参加初创的历史研究所的建设工作,相继担任过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历史所所长、名誉所长等职。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以中国古代史为主,同时兼及其他方面,如中国近代史。其专著包括《上海小刀会起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钱大昕》《曹操袁绍黄巾》《三国人物散论》等,其全部著述则收载于将近200万字的巨著《方诗铭文集》三卷本中。
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熊月之先生曾经十分精辟地归纳了方先生的治学特点,今抄录其中的部分表述如下:我以为方先生治学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字:博识、坚实、通透、睿智。先生治学,不设畛域以自限,上下古今,无所不涉。上自甲骨文考辨,古本《竹书纪年》研究,金文释义,《天问》解惑,汉简释读,下至近代小刀会起义历史拓荒,郭沫若史学理论剖析,两汉魏晋则是其着力最多的时段。若强分学科内容,则中西文化交通史、古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都有所研究。见《博识通透的历史学家读〈方诗铭文集〉》一文,载《方诗铭文集》
或许正是因为方先生本身的博学,所以他对其他人种种不同的专题研究都非常鼓励,热情支持。记得我刚进所时曾请示他:我需要参加哪些集体项目?他则毫不迟疑地答道:你只需潜心搞好自己最擅长的专题研究就可以了!于是,我获得了充分的时间保证和精神支持,继续深入探讨我博士论文的偏僻专题,最终完成了颇获学界好评的《古突厥碑铭研究》一书。
当时,除了方先生作为元老辈领军古代史研究外,还有不少年纪相对较轻的中青年研究成员。例如,担任室主任的刘运承先生主治隋唐史,他配合方先生,把研究工作导向正确和健康的方向,吴德铎先生专治中国科技史,在该学术领域享有盛誉。刘修明先生主治秦汉史,其专著《从崩溃到中兴》《儒生与国运》等均有相当的学术影响,亦为中年骨干的罗义俊先生,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儒学,尤其对新儒学的研究更有创见和心得;《汉武帝评传》《评新儒家》《刘邦》《大唐兴亡三百年》等专著是其前期的主要作品。杨善群先生主治先秦史,其孙子兵学方面的著述尤为突出。
又,还有两位比我还年轻多岁的才俊,虽然编制不在古代史室,却同样为历史所的古代史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即钱杭和承载。钱杭先生对古代宗族制度深有研究,《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中国宗族制度新探》等专著是其早期的代表作。承载先生早期专注于经学,后来则逐渐扩展至古代社会研究等领域,有《西汉经学与政治》《春秋谷梁传译注》等著述。
正因为历史研究所的古代史研究有着如此雄厚的底蕴,所以当21世纪来临,老一辈学者,乃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年骨干相继退休后,我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依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所领导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不时地引进新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受益于更高层的院、市政策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经费方面的资助。于是,历史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又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古代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时期打出了一个旗号,即传统中国研究。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我们在积极筹划基础更扎实、成员更广泛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最终决定成立以历史所古代史研究室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研究中心,其宗旨是聚合全所乃至全院中国古代史研究力量,包括退休的优秀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传统中国,凸显整体优势,扩大上海社科院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就这样,在所、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历史研究所的传统中国研究开始了它的征程。
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主办了一个名为传统中国研究的学术网站,当时刚退休,但仍然笔耕不辍的优秀学者罗义俊先生为首页写了一段寄语,大体上表述了研究的范围、原则和方式。其辞称:
传统中国为纵横整体概念。纵者,上古三代以迄于近世之谓;横者;政治、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宗教、风俗等大文化系统之谓。本研究中心同仁心态无执,绍《春秋》之精神,秉二司马之传统,追近世硕学之本迹,汲西学重智之优长,而以独立运思为根本。谨守文献途径,于客观中求实证钱穆语。旨在以实证求会通,以史料探真相、觅全貌。举凡反思百年史学,巡视现场史林,聚集史学问题,开展史学批评,亦当贾勇贡献蒭荛。虽志存高远,惜学惭俗陋,故拾遗补阙,不敢表是非于一己;存异求同,尚祈集思议于同好。若真有涓埃进步,则幸矣!
此外,作为优秀人才引进历史所不久的虞万里先生则为网站撰写了一副含义深刻而又构思巧妙的对联:传人伦星历方舆之文明究玄几以欣播海国;统考据辞章义理之钤钥超象外而冀得环中。此联不仅形象地表述了传统中国研究的内容和主旨,还使得对联首尾形成的四角恰好构成传统中国四字。当然,多年来,网站刊载的海内外学界同仁的优质论文,是传统中国研究发挥巨大和良好影响的最坚实基础。
在传统中国研究学科建设的早期阶段,我虽然忝为第一负责人,但是若无其他骨干的大力协助和具体参与,是绝不可能取得嗣后数年内丰硕的学术成果的。当时,在职的核心成员包括我、钱杭、虞万里;此外,程兆奇虽然已将主要精力从宋史研究转移到近代史研究领域,但是仍然热情万分地支持传统中国研究的建设工作,提建议,组织各方研究力量,以及亲自撰写文章等。
至于罗义俊先生,则真正地做到了退而不休。他尽管疾病缠身,每天离不开氧气瓶,却依然会撰写文章,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大家都非常尊敬罗义俊先生,赞赏他的学问,敬佩他的为人。依我之见,他是历史研究所古代中国研究领域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年轻一些的学者们主要从他的身上目睹了学界前辈的治学态度和丰硕成果,从而热情地投入到新的研究工作中。
概括这十多年来历史所在传统中国研究领域取得的具体成果,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交流会议。学术交流会议是我们交流学术心得,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方式。这些年内,以传统中国研究中心名义主办的会议有好多个,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上海地区的学术交流会,一类则是国际学术交流会。
我们在2005年10月举办了传统中国研究上海地区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出席者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历史所为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的相关专业学者30余位。与会者热情交流了学术心得,并初步探讨了日后上海地区协同研究古代中国的设想。2007年1月则举办了传统中国研究上海地区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这次参与会议的单位更多,出席的学者人数也更多,达到40余人,除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上海各大高校均有著名的古代研究学者出席会议,如复旦的葛兆光、姚大力、韩昇、钱文忠,华东师大的王家范、牟发松、章义和,上师大的严耀中、虞云国、唐力行,交大的曹树基等。这充分表明了传统中国研究的方向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和支持。
当然,我们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更为正式、更为大型,也取得了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第一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2006年7月举行。来自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和中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熊月之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作了精彩的致辞。会议设社会、历史、文献三个分会场,以便学者们有充分的时间发表看法,交流观点。所以,通过这次会议,与会者不仅贡献了大量优秀的论文,还将历史研究所传统中国研究旗号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学术界。
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2007年7月举行。这次会议的规模更大,与会者达到100余位,乃至令我们主办方差点陷入穷于应付的窘境。会议仍设三个分会场:一是集中于内陆欧亚与中国内地交流的研究,二是注重经学和出土文献的诠释研究,三是有关传统中国不同时期的水利社会、宗教、社会文化的研究。境内的学者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沈阳、乌鲁木齐、西安、太原、银川、广州、南京、郑州、武汉、济南、合肥等地,境外的学者则分别来自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等。递交的论文约达80篇。
第三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2008年7月举办,它同时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50周年的学术会议系列之一,故而具有双重意义。熊月之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对这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予以了充分肯定,并对会议的前景寄予厚望。用年年岁岁会相似,岁岁年年意不同一语形象地赞扬了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数年来每年一度的国际学术会议。第四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2009年7月举办,同样,有来自国内外各地的5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递交了论文。至此,学术界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一年一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对它寄予了更大的希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也更增加了我们主办方的压力当然,这也将成为动力。
二是《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上文谈到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固然推动了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的交流和提高,并提供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若要使论文质量更上层楼,发挥范围更广、时间更久的影响力,还得借助于刊物的正式刊载。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设想创办一个专门的刊物,集中刊载有关传统中国研究的论文,特别是历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精品。于是,在所、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获得了若干经费,从而得以创办了嗣后颇获国内外学界好评的《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以下简称《集刊》。
《集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辑于2006年12月面世,刊载论文25篇,字数共计64万。由于优秀的作品积压甚多,所以《集刊》的第2辑也在2006年12月同时出版,收载论文32篇,共计字数73万。第3辑出版于2007年11月,刊载文章38篇,字数多达91万。第4辑出版于2008年1月,刊载文章29篇,字数64万。第5辑出版于2008年12月,刊载文章23篇,字数43万。第6辑出版于2009年6月,刊载文章34篇,字数74万。 第7辑出版于2010年3月,刊载文章28篇,字数50万。第8辑出版于2011年4月,刊载文章34篇,字数70万。
我记得,大约在2010年左右,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传统中国研究的经费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不仅使得国际学术讨论会无法继续举办,就连《集刊》也难以继续出版了。当时我刚退休,于是,坚持发展传统中国研究事业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到了虞万里先生的肩上。据我所知,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增收节支,又相继出版了《集刊》的第9、第10和第11辑,直到他离开历史研究所,前赴交通大学另任新职为止。所以,我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编辑出版的《集刊》共有11辑,刊载论文230余篇,总计字数达650万。历史研究所的传统中国研究在10年内取得这样的业绩,即使不敢自夸超越某某之类,却足可自信继承了前辈良好的学风,并且有所发展。
如今回顾《集刊》成功面世的主要原因,似乎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其一,骨干力量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集刊》的文稿多,字数多,时间紧,因此对于利用业余时间的主编来说,是一项吃力难讨好的苦差事。然而,《集刊》的每辑主编当然,也包括参与协助的年轻人,如陈磊女士都尽心尽力地作出了无私奉献。钱杭、虞万里、程兆奇三位先生都相继轮流主编过《集刊》;钱先生编过3辑,程先生编过1辑,所以,虞先生是在这方面花费精力最多的一位骨干。他的敬业精神令我印象深刻,相信许多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其二,学界同仁的踊跃投稿。若无学界同仁之优秀作品的鼎力支持,我们的《集刊》恐怕只能沦为无米之炊。首先,历史研究所中凡是对传统中国有所研究的同仁,几乎全都在《集刊》上发表过一篇或多篇文章。据我粗略统计,这类学者包括陈克艰、陈磊、承载、何泉达、罗义俊、马军、马学强、钱杭、秦蓁、芮传明、汤仁泽、王健、杨善群、叶舟、虞万里、张和声、郑祖安等。其次,历史所以外的上海地区的许多学者都曾热情赐稿,其中不乏已有丰硕成果的著名学者,如陈尚君、冯贤亮、韩昇、刘永翔、牟发松、唐力行、王振忠、徐文堪、严耀中、姚大力、张文江、钟国发、邹振环等。积极支持《集刊》的,还有国内各地的知名学者,如常建华、陈凌、党宝海、丁鼎、方向东、黄人二、胡晓明、李家浩、李锦绣、李勤璞、刘文锁、刘毓庆、宁忌浮、王锷、王颋、杨天宇、扬之水、余太山、张承宗、张绪山、赵伯雄、赵生群等。
至于境外的学者,如日本的井上彻、新加坡的严寿澂等学者均奉献了多篇文章。最令人感动的是台湾地区的学者,他们不仅踊跃参加每一届的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还积极地在《集刊》上发表论文。其中,如蔡根祥、陈鸿森、程克雅、黄忠天、廖宏昌、廖美玉、林素清、林素英、鲁瑞菁、邱德修、王令樾、许学仁、叶国良、张继光、赵中伟、周凤五等,均已在本专业领域取得卓著成就。他们的大量作品在《集刊》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对古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同时,这也体现了繁荣的两岸交流现状。
其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此谈领导重视,并非套话,因为传统中国研究在这些年内的发展,确实离不开领导的全力支持。突出的例证是,社科院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熊月之先生自始至终参与了传统中国研究学科的建设。他从研究中心的创建和经费的争取,到每届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亲自参与、致辞,再到为《集刊》撰文、宣传等种种具体工作,都成为本学科发展中的重要的,乃至关键的一环。
三是《传统中国研究丛书》。这套《传统中国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初创之时,本欲一批接一批地持续出版下去。遗憾的是,嗣后出于某些客观原因,经费不济,只是出版了第一批共5本著作后便戛然而止。所以,这也只能算作一项不大不小的学术成果。
《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09年5月,包括的5本著述分别为芮传明的《东方摩尼教研究》、余太山的《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李锦绣和余太山的《通典》《西域文献要注》、韩昇的《海东集古代东亚实考论》和钱杭的《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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