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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国学运动史上，四川国学有着光辉的地位。作者略去繁琐考证，流畅行文，将那段历史疏浚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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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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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学小史》为谢桃坊先生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四川国学运动的历史回顾与总结。这本书非常清晰地梳理了这一过程中，四川国学思潮的流派及演变，尤为重要的是，在书中可看到作者对国学运动持有非常理性且客观及开放的学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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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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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001
一国学院的首创意义001
国学院的建立与国学学校四川国学会与《四川国学杂志》宋育仁与《国学月刊》《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季刊》国学院院长吴之英国学院副院长谢无量国学学校校长廖平国学大师刘师培对四川国学的影响
二成都私立国学学校：尚友书塾038
槐轩先生刘沅与刘氏家学尚友书塾的国学教学《尚友书塾季报》刘咸炘的学术思想与国学观念
三国学运动的中心转移在西南056
抗战与学术重庆国学界的盛况《文史杂志》与国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研究郭沫若对国学运动的贡献
四李庄留下的学术丰碑084
李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避难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留下的历史迹印傅斯年和历史语言学派岑仲勉对唐代文献的研究王明对道教哲学的研究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考证纪念碑
五走上新学术之路118
成都的文化高潮与国学的兴盛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陈寅恪以诗证史王伊同的《五朝门第》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不能忘记东北金景芳关于《周易》的研究顾颉刚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钱穆的国学研究蒙思明对考据学的评价
六国学运动的光辉终结157
重庆大学的中文系教师们华西协合大学的文科教师们四川大学的国学研究会赵少咸的音韵学研究徐中舒的史学研究成都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四川国学运动的光辉结束者蒙文通
结语173
主要参考文献176
后记178
前言序言
在中国的国学运动史上，四川国学有着光辉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川得风气之先于民国元年（1912）由省政府创建了国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四川国学继续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自1993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问世，标志着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和新时期文化学术的繁荣昌盛。然而什么是国学仍是一个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而且因国学的普及与通俗化又滋生了一些新的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即将考察四川国学运动发展过程时，有必要追溯国学运动在20世纪初年兴起的情形，并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粗略地表述我的意见。序言
在中国的国学运动史上，四川国学有着光辉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川得风气之先于民国元年（1912）由省政府创建了国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四川国学继续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自1993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问世，标志着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和新时期文化学术的繁荣昌盛。然而什么是国学仍是一个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而且因国学的普及与通俗化又滋生了一些新的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即将考察四川国学运动发展过程时，有必要追溯国学运动在20世纪初年兴起的情形，并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粗略地表述我的意见。
明代万历二年（1574），西方耶稣会士来到澳门，开始在中国传教，他们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并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进程加速，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实证主义、进化论、经济学、法学，以及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思想很快在中国传播。这些新学科和新思想的引入，使一些文化保守主义学者深感不安，认为它们破坏着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于是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国粹，以抵制西学和新学，试图改变世道民心，拯救中国。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邓实等人于1903年冬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1904年冬，邓实等学者再次集会筹备国学保存会，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云： 粤以甲辰冬季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当沧海之横流，媲前修而独立。盖学之不讲，本尼父之所忧；《小雅》尽废，岂诗人之不惧？爰日以学，读书保园，匹夫之贱，有责焉矣。
这表明了保存国粹的意义和国粹学者们读书保国的历史使命。1905年2月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创刊，由邓实任总编，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马叙伦、王国维、罗振玉、王闿运、廖平、孙诒让、郑文焯、柳亚子、黄侃、张采田、马其昶、郑孝胥等五十余人。《国粹学报》每月一期，至1912年停刊共出版八十二期。国学保存会还刊行《国粹丛书》，设立国学学堂，编写国学教科书。《国粹学报》在全国发行，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影响很大。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国学讲习会，由国学大师章太炎主讲。章太炎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礼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落一日。若他们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在国学运动最初发起时，学者们是将国粹、爱国和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因而大力宣传研究国学以保护传统文化的意义，这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中国革命的响应和支持。此后研究国学的机构在各地高等学校成立，民间社团亦纷纷出现。1907年《国粹丛编》在上海出版；1908年《国学萃编》在南京出版；1911年《国学丛刊》由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1912年《四川国学杂志》由四川国学院出版；1914年《国学丛刊》由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出版；1915年《国学杂志》由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1923年《国学丛刊》由东南大学国学院出版；1923年《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行；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出版；1927年《国学丛刊》由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印行；1932年《国学汇编》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33年《国学商兑》由苏州国学会印行；1937年《国学》（月刊）由天津国学社发行。此外顾颉刚编的《古史辨》于1926年出版，傅斯年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于1928年出版，它们在性质上是属于国学研究的。国学是一种在清末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兴起的学术思潮，当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时，便波澜壮阔地发展，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国学运动。
当任何一种学术新思潮出现，人们很难即刻便认清它的性质；如果它的内涵特别丰富，人们对它的认识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国学即是如此。国学是什么？老一辈的国学家们都做过探讨，意见颇为分歧。现在看来，他们的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去寻求其中的合理因素。1912年章太炎在杭州任国学会会长发表《国学会缘起》，他极力反对国民政府言治兴学都向西方学习，认为这是废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而化附于人，必将自取灭亡。他认为经籍儒家的经典是中国的国本，即立国的根基和道德之源，因此以为中华民国建立之际应当提倡国学。他所理解的国学即是研究儒学的经典。关于国学的基础学习，他主张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之。怎样理解儒术，又怎样读经呢？他提出一个简明的纲领《国学之统宗》。这就是学习儒家四种典籍：一是《孝经》，为孔子的弟子所著，宣扬孝道，以孝为封建伦理的基础；二是《大学》，它为《礼记》中的一篇，讲述儒家之道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是《儒行》，亦是《礼记》中的一篇，通过鲁哀公与孔子的问答，说明儒者应遵循的古代先王之道的社会行为准则；四是《丧服》，它是《仪礼》的一篇，记述古代居丧所穿的衣服丧服制度，体现封建社会的礼制。章太炎以为学习这四种经典可以树立儒家政治理想，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了解古代封建礼制。这样做实际上虽能恢复古代儒家传统教育，却远离了真正学术。章太炎的国学观念在国学运动中代表着一种强固的旧学势力，影响极为深远。
顾实是东南大学的教授，1923年他起草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里说：盖凡一国历史之绵远，尤必有其遗传之学识经验，内则为爱国之士所重视，外则为他邦学者所注意。远西学风莫不尊重希腊学术，罗马学术，及其本国学术。吾国亦何独不宜然。这是将国学理解为本国传统的学术。国学的范围，顾实以为是中国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顾实为国学做了大致的界说，它的影响是富于建设性的，而且也是深远的。
1923年1月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着国学运动中一种新思潮的形成，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胡适代表新文化主义者系统地阐述了新的国学观，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他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的成见；拿历史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研究，要以此为归宿。
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胡适是主张采取纯学术的态度来认识。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里，胡适说：
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在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个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
这样可以使国学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儒学等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便在现代学术意义上获得真正的发展。我暂且介绍了关于国学性质认识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若要回答清楚国学是什么，这要待关于四川国学运动的考察后才能做出结论。
国粹思想在国学运动中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国学热潮再度兴起，国粹思想也在随着重又出现。当代国粹学者在新世纪之初面临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深感人们物质欲望急剧膨胀，人类价值观念彻底扭曲，传统道德沦丧；他们希望以国学来挽救世道人心，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他们仅看到我们现实社会的某些负面现象，同时极端夸大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他们将国学等同于儒学，为了普及这种国学，便提倡读经，因为读经非常困难，遂有一些学者用通俗的方式讲解儒家经典：于是一场国学热、经典热席卷中华大地。
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历史反思，不难见到现在读经多么地不合时宜，甚至是颇为荒谬的。儒家的基本经典五经本是中国古代的典籍：《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集；《尚书》是古代的政治文典；《周易》是古代卜筮的书；《周礼》是周代官制的书；《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儒家圣人孔子读过它们，后世文献里便说孔子著《春秋》，删定《诗》《书》，赞《易》；还有一些儒者竟说六经是孔子作的。西汉时期独尊儒术，五经被认为是儒家经典，儒学自此成为中国两千余年来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唐代科举考试明经科规定《周礼》、《仪礼》（关于礼法仪式的书）、《礼记》（讨论礼教的书）、《左传》（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公羊传》（公羊氏对《春秋》作的解释）、《穀梁传》（穀梁氏对《春秋》的解释）、《周易》、《尚书》、《诗经》为必须学习的九经。唐代中期朝廷刻石经增加了《孝经》（儒家讲孝道的书）、《论语》（孔子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书）和《尔雅》（解释字义的书）三部经典，至宋代又增入《孟子》（孟子弟子记述孟子言行的书）；这样成为了十三经。在十三经里，《诗经》《周礼》《仪礼》《周易》《春秋》《尚书》《尔雅》实际上不是儒家的著作，关于这点北宋理学家程颐认识得很清楚。他为了便于真正地普及儒学，引导初学入德之门，从《礼记》里选出《大学》和《中庸》两篇，将它们同《论语》和《孟子》并行，以教弟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将它们定名为四书并注释，从此广为流传。大致儒家的基本经典是五经，全面研究儒学就要精读十三经，普通初学者读四书就可以了。儒经包括各种传注与论述在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录共有一千七百余部，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尚多，可谓浩如烟海。
儒家圣人孔子在春秋时期是新学说的创立者，主张以积极人生态度入世，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理论，以礼制严格区分社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以克己复礼的仁和以礼做行为准则的义为其学说的特点，它的核心是礼教；由此形成儒学政治伦理的基本体系。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统治阶级已经试用过刑名家、纵横家、法家和道家等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这时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附会神秘主义的阐释之后，非常适合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汉代统治者从政治上考虑，见到儒家礼教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仁与义作为社会价值观念有极大的欺骗性并容易被民众接受，因此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建初四年（79），章帝召集儒臣在白虎观讨论经义，统一对儒家经典涉及的制度、礼教、伦理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史学家班固根据议论的总结写成《白虎通德论》四卷。这次讨论为儒家政治伦理做出天人合一的解释，将儒经染上宗教性的神圣色彩，确立了帝王的至尊；尤其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正式建立了三纲六纪的规范。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间的绝对的主从关系，即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六纪指父辈、兄弟、族人、母舅、师长、朋友间相处的关系。它们都服从礼教规定的原则。此后中国虽然历经改朝换代，儒学作为社会统治思想是不变的。理学家们又以兴天理，灭人欲巩固了这种统治思想。它们是中国人民的重重的精神枷锁，使人民没有个性，失去自由，只有繁重的义务和被奴役的命运。
然而近百年来，却不断有些政客或学者总是寻求机会鼓吹读经。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从维新主义者沦为封建制度的保卫者，他首先提倡尊孔读经。民国元年即1912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及张勋、麦孟华、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他们为了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以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宗旨。康有为作的《孔教会序》说：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次年袁世凯发布学校祀孔的命令。国学大师廖平著有《孔经哲学发微》表示响应，宣称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人们若要求得处社会、理国家、立民族、正风气的道理，只有读经，舍读经末由。国民政府重建共和后，教育部曾通令各学校废止读经，但民国十五年（1926）江苏教育厅于8月8日发出省立各学校特重读经的训令，认为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这反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兼顾国粹势力而采取的折中态度。可见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但中国封建残余与国粹主义纠结起来仍然有顽强的潜在势力。
每次读经尊孔的浪潮掀起时，都曾遭到学术界的抵制与反对。当孔教会大肆活动时，《新青年》杂志陆续发表了陈独秀的《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和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给予严厉批评。这以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于1926年写了一篇激烈的长文《僵尸的出祟异哉的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他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等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弄清经学史上的这些问题是没有资格来提倡读经的。他以为儒家的经典可以让少数学者去研究，如医学家检查粪便一样，但绝不可让大多数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做一个预言家大声地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史学家傅斯年于1935年对学校读经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在国力衰弱时才提倡经学的；二、经学在古代社会里仅有装饰门面之用，并无修齐治平的功效；三、我们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改造时代思想是办不到了。这些意见都是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代表了新文化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现在读经问题又与国学热潮联结起来，是学术媚俗的炒作，我们必须在谈国学时和国粹主义划清界限，应当警惕国渣的泛起。
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我们谈国学时应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世界上是最丰富和最完备的，这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并感到优越的。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甲骨文字，而且用于记载史事，这表明中国有了真正的历史并进入了文明社会。从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共和开始有了中国历史的确切的纪年，并一直绵延下来。这两项事实已经确定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并足以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伟大的精神了，我们用不着再去增添或附会远古的神话传说或宣扬孔子的神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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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中国的国学运动史上，四川国学有着光辉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川得风气之先于民国元年（1912）由省政府创建了国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四川国学继续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自1993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问世，标志着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和新时期文化学术的繁荣昌盛。然而什么是国学仍是一个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而且因国学的普及与通俗化又滋生了一些新的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即将考察四川国学运动发展过程时，有必要追溯国学运动在20世纪初年兴起的情形，并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粗略地表述我的意见。
明代万历二年（1574），西方耶稣会士来到澳门，开始在中国传教，他们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并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进程加速，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实证主义、进化论、经济学、法学，以及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思想很快在中国传播。这些新学科和新思想的引入，使一些文化保守主义学者深感不安，认为它们破坏着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于是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国粹，以抵制西学和新学，试图改变世道民心，拯救中国。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邓实等人于1903年冬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1904年冬，邓实等学者再次集会筹备国学保存会，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云： 粤以甲辰冬季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当沧海之横流，媲前修而独立。盖学之不讲，本尼父之所忧；《小雅》尽废，岂诗人之不惧？爰日以学，读书保园，匹夫之贱，有责焉矣。
这表明了保存国粹的意义和国粹学者们读书保国的历史使命。1905年2月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创刊，由邓实任总编，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马叙伦、王国维、罗振玉、王闿运、廖平、孙诒让、郑文焯、柳亚子、黄侃、张采田、马其昶、郑孝胥等五十余人。《国粹学报》每月一期，至1912年停刊共出版八十二期。国学保存会还刊行《国粹丛书》，设立国学学堂，编写国学教科书。《国粹学报》在全国发行，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影响很大。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国学讲习会，由国学大师章太炎主讲。章太炎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礼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落一日。若他们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在国学运动最初发起时，学者们是将国粹、爱国和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因而大力宣传研究国学以保护传统文化的意义，这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中国革命的响应和支持。此后研究国学的机构在各地高等学校成立，民间社团亦纷纷出现。1907年《国粹丛编》在上海出版；1908年《国学萃编》在南京出版；1911年《国学丛刊》由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1912年《四川国学杂志》由四川国学院出版；1914年《国学丛刊》由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出版；1915年《国学杂志》由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1923年《国学丛刊》由东南大学国学院出版；1923年《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行；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出版；1927年《国学丛刊》由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印行；1932年《国学汇编》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33年《国学商兑》由苏州国学会印行；1937年《国学》（月刊）由天津国学社发行。此外顾颉刚编的《古史辨》于1926年出版，傅斯年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于1928年出版，它们在性质上是属于国学研究的。国学是一种在清末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兴起的学术思潮，当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时，便波澜壮阔地发展，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国学运动。
当任何一种学术新思潮出现，人们很难即刻便认清它的性质；如果它的内涵特别丰富，人们对它的认识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国学即是如此。国学是什么？老一辈的国学家们都做过探讨，意见颇为分歧。现在看来，他们的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去寻求其中的合理因素。1912年章太炎在杭州任国学会会长发表《国学会缘起》，他极力反对国民政府言治兴学都向西方学习，认为这是废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而化附于人，必将自取灭亡。他认为经籍儒家的经典是中国的国本，即立国的根基和道德之源，因此以为中华民国建立之际应当提倡国学。他所理解的国学即是研究儒学的经典。关于国学的基础学习，他主张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之。怎样理解儒术，又怎样读经呢？他提出一个简明的纲领《国学之统宗》。这就是学习儒家四种典籍：一是《孝经》，为孔子的弟子所著，宣扬孝道，以孝为封建伦理的基础；二是《大学》，它为《礼记》中的一篇，讲述儒家之道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是《儒行》，亦是《礼记》中的一篇，通过鲁哀公与孔子的问答，说明儒者应遵循的古代先王之道的社会行为准则；四是《丧服》，它是《仪礼》的一篇，记述古代居丧所穿的衣服丧服制度，体现封建社会的礼制。章太炎以为学习这四种经典可以树立儒家政治理想，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了解古代封建礼制。这样做实际上虽能恢复古代儒家传统教育，却远离了真正学术。章太炎的国学观念在国学运动中代表着一种强固的旧学势力，影响极为深远。
顾实是东南大学的教授，1923年他起草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里说：盖凡一国历史之绵远，尤必有其遗传之学识经验，内则为爱国之士所重视，外则为他邦学者所注意。远西学风莫不尊重希腊学术，罗马学术，及其本国学术。吾国亦何独不宜然。这是将国学理解为本国传统的学术。国学的范围，顾实以为是中国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顾实为国学做了大致的界说，它的影响是富于建设性的，而且也是深远的。
1923年1月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着国学运动中一种新思潮的形成，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胡适代表新文化主义者系统地阐述了新的国学观，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他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的成见；拿历史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研究，要以此为归宿。
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胡适是主张采取纯学术的态度来认识。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里，胡适说：
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在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个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
这样可以使国学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儒学等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便在现代学术意义上获得真正的发展。我暂且介绍了关于国学性质认识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若要回答清楚国学是什么，这要待关于四川国学运动的考察后才能做出结论。
国粹思想在国学运动中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国学热潮再度兴起，国粹思想也在随着重又出现。当代国粹学者在新世纪之初面临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深感人们物质欲望急剧膨胀，人类价值观念彻底扭曲，传统道德沦丧；他们希望以国学来挽救世道人心，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他们仅看到我们现实社会的某些负面现象，同时极端夸大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他们将国学等同于儒学，为了普及这种国学，便提倡读经，因为读经非常困难，遂有一些学者用通俗的方式讲解儒家经典：于是一场国学热、经典热席卷中华大地。
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历史反思，不难见到现在读经多么地不合时宜，甚至是颇为荒谬的。儒家的基本经典五经本是中国古代的典籍：《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集；《尚书》是古代的政治文典；《周易》是古代卜筮的书；《周礼》是周代官制的书；《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儒家圣人孔子读过它们，后世文献里便说孔子著《春秋》，删定《诗》《书》，赞《易》；还有一些儒者竟说六经是孔子作的。西汉时期独尊儒术，五经被认为是儒家经典，儒学自此成为中国两千余年来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唐代科举考试明经科规定《周礼》、《仪礼》（关于礼法仪式的书）、《礼记》（讨论礼教的书）、《左传》（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公羊传》（公羊氏对《春秋》作的解释）、《穀梁传》（穀梁氏对《春秋》的解释）、《周易》、《尚书》、《诗经》为必须学习的九经。唐代中期朝廷刻石经增加了《孝经》（儒家讲孝道的书）、《论语》（孔子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书）和《尔雅》（解释字义的书）三部经典，至宋代又增入《孟子》（孟子弟子记述孟子言行的书）；这样成为了十三经。在十三经里，《诗经》《周礼》《仪礼》《周易》《春秋》《尚书》《尔雅》实际上不是儒家的著作，关于这点北宋理学家程颐认识得很清楚。他为了便于真正地普及儒学，引导初学入德之门，从《礼记》里选出《大学》和《中庸》两篇，将它们同《论语》和《孟子》并行，以教弟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将它们定名为四书并注释，从此广为流传。大致儒家的基本经典是五经，全面研究儒学就要精读十三经，普通初学者读四书就可以了。儒经包括各种传注与论述在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录共有一千七百余部，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尚多，可谓浩如烟海。
儒家圣人孔子在春秋时期是新学说的创立者，主张以积极人生态度入世，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理论，以礼制严格区分社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以克己复礼的仁和以礼做行为准则的义为其学说的特点，它的核心是礼教；由此形成儒学政治伦理的基本体系。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统治阶级已经试用过刑名家、纵横家、法家和道家等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这时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附会神秘主义的阐释之后，非常适合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汉代统治者从政治上考虑，见到儒家礼教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仁与义作为社会价值观念有极大的欺骗性并容易被民众接受，因此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建初四年（79），章帝召集儒臣在白虎观讨论经义，统一对儒家经典涉及的制度、礼教、伦理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史学家班固根据议论的总结写成《白虎通德论》四卷。这次讨论为儒家政治伦理做出天人合一的解释，将儒经染上宗教性的神圣色彩，确立了帝王的至尊；尤其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正式建立了三纲六纪的规范。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间的绝对的主从关系，即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六纪指父辈、兄弟、族人、母舅、师长、朋友间相处的关系。它们都服从礼教规定的原则。此后中国虽然历经改朝换代，儒学作为社会统治思想是不变的。理学家们又以兴天理，灭人欲巩固了这种统治思想。它们是中国人民的重重的精神枷锁，使人民没有个性，失去自由，只有繁重的义务和被奴役的命运。
然而近百年来，却不断有些政客或学者总是寻求机会鼓吹读经。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从维新主义者沦为封建制度的保卫者，他首先提倡尊孔读经。民国元年即1912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及张勋、麦孟华、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他们为了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以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宗旨。康有为作的《孔教会序》说：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次年袁世凯发布学校祀孔的命令。国学大师廖平著有《孔经哲学发微》表示响应，宣称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人们若要求得处社会、理国家、立民族、正风气的道理，只有读经，舍读经末由。国民政府重建共和后，教育部曾通令各学校废止读经，但民国十五年（1926）江苏教育厅于8月8日发出省立各学校特重读经的训令，认为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这反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兼顾国粹势力而采取的折中态度。可见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但中国封建残余与国粹主义纠结起来仍然有顽强的潜在势力。
每次读经尊孔的浪潮掀起时，都曾遭到学术界的抵制与反对。当孔教会大肆活动时，《新青年》杂志陆续发表了陈独秀的《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和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给予严厉批评。这以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于1926年写了一篇激烈的长文《僵尸的出祟异哉的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他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等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弄清经学史上的这些问题是没有资格来提倡读经的。他以为儒家的经典可以让少数学者去研究，如医学家检查粪便一样，但绝不可让大多数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做一个预言家大声地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史学家傅斯年于1935年对学校读经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在国力衰弱时才提倡经学的；二、经学在古代社会里仅有装饰门面之用，并无修齐治平的功效；三、我们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改造时代思想是办不到了。这些意见都是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代表了新文化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现在读经问题又与国学热潮联结起来，是学术媚俗的炒作，我们必须在谈国学时和国粹主义划清界限，应当警惕国渣的泛起。
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我们谈国学时应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世界上是最丰富和最完备的，这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并感到优越的。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甲骨文字，而且用于记载史事，这表明中国有了真正的历史并进入了文明社会。从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共和开始有了中国历史的确切的纪年，并一直绵延下来。这两项事实已经确定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并足以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伟大的精神了，我们用不着再去增添或附会远古的神话传说或宣扬孔子的神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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