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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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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丝绸研究》是明代丝绸研究专著，结合文献与实物，力求解说丝绸与明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梳理出明代丝绸发展演变的线索，归纳其时代风格，并探究形成这种风格的历史原因。《明代丝绸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和图片，既可作为高校和职业教育中工艺美术史、纺织史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文博、设计史领域的研究资料，又可成为服饰、织绣爱好者的通用读本。《明代丝绸研究》对若干丝绸品种的讨论，矫正了学界的不少误解，研究结论对明代丝绸研究有重要推进，为后继研究搭建了相当理想的学术平台，附录中编入的丰富历史文献更是会极大地惠及学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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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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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是明代*宗的工艺美术类型，其生产和贸易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织造工艺体现了纺织科技的进步，使用情况包含着等级制度和世情风俗，纹彩装饰则折射出时代的审美好尚。可以说，丝绸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明代社会风貌。《明代丝绸研究》结合文献与实物，力求解说丝绸与明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梳理出明代丝绸发展演变的线索，归纳其时代风格，并探究形成这种风格的历史原因。《明代丝绸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和图片，既可作为高校和职业教育中工艺美术史、纺织史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文博、设计史领域的研究资料，又可成为服饰、织绣爱好者的通用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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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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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瑛1975.12- 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9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获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获硕士学位；20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1998年-2016年任教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研究领域为古代工艺美术史，近五年来的研究重点为明代织绣。曾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多篇发表于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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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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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引言
1.1丝绸与时代
1.2研究综述
1.2.1考古发现
1.2.2传世收藏
1.2.3与丝绸有关的图像
1.2.4既往研究
1.3文献综述
1.3.1基本史料
1.3.2地方志
1.3.3笔记
1.3.4文学作品
1.4研究意义
1.5研究方法与特点
第2章丝织生产
2.1主要产区
2.1.1江南
2.1.2北方
2.1.3福建及其他地区
2.2生产机构
2.2.1官府织造机构
2.2.2民间丝织作坊
2.3小结
第3章著名品种
3.1纻丝与缎
3.2潞
3.3改机
3.4羊绒、倭缎与天鹅绒
3.5刻丝
3.6其他
3.7小结
第4章装饰手法
4.1染色
4.1.1官府染造的衰落
4.1.2民间染色之变迁
4.1.3宫廷袍服新色
4.2提花
4.2.1通梭提花
4.2.2妆花
4.3饰金
4.3.1饰金种类
4.3.2使用变迁
4.3.3流行原因
4.3.4对外交流
4.4刺绣
4.4.1观赏绣
4.4.2实用绣
4.5其他
4.6小结
第5章丝绸图案
5.1题材
5.1.1等级秩序
5.1.2花鸟情态
5.1.3文人意趣
5.1.4民俗吉庆
5.2构图
5.2.1图案式构图
5.2.2绘画式构图
5.2.3织成的设计
5.3小结
第6章结语
6.1演进与格局
6.2风貌与成因
6.3交流与影响
参考文献
附录A《大明会典》中的赏赐
附录B插图目录
后记
前言导师序言
这本书原为熊瑛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的主题是明代的丝绸。古代丝绸的研究如今颇为清寂，但当年却备受关注。
在古贤的笔端，有句话时常出现，这就是：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 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它的后一半就是在强调纺织的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纺织品里，丝绸是主流，也因之最受关注。中国是发明丝绸的国度，并且长期以之饮誉天下，但这纯粹是今人热议的话题，古人从来不说。古人看重丝绸另有缘由，那是基于经济、政治、艺术的考量。导师序言
这本书原为熊瑛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的主题是明代的丝绸。古代丝绸的研究如今颇为清寂，但当年却备受关注。
在古贤的笔端，有句话时常出现，这就是：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 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它的后一半就是在强调纺织的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纺织品里，丝绸是主流，也因之最受关注。中国是发明丝绸的国度，并且长期以之饮誉天下，但这纯粹是今人热议的话题，古人从来不说。古人看重丝绸另有缘由，那是基于经济、政治、艺术的考量。
经济上，男耕女织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经济形态，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古代人口在从事纺织，而他们所织的往往是丝绸。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里，丝绸的从业人口最多，产值最高，地位最显赫，其荣枯盛衰直接牵动着国计民生。政治上，古代中国长期是个等级社会，人们所服所用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定，仅从释褐布衣等常用的语词，就能判断上层人物的服装，尤其是官服大抵以丝绸为面料。而丝绸的品种、颜色、纹样，乃至纹样的大小，都成了辨尊卑、别贵贱的基本视觉标志，体现着等级制度，联系着社会秩序。艺术上，丝绸大多用以裁造服装，服装于人，不可或缺，着装不仅为了遮羞保温，还要展示着装人的审美趣味。这样，丝绸又因最富展示性，其美妙的新样式也就时时被主人炫耀、被他人仿效。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包括色彩、纹样在内的丝绸装饰是新样式最快捷的传播者，其出现、风靡和演进往往牵动工艺美术的全局，引领着装饰艺术的潮流。
古今同理，重要的事情记载多，重要的文献存留多。丝绸既然地位如此重要，古代文献的存留量也就最大。按照材质，工艺美术可以分为六个门类： 丝绸等织物、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与其他（如玻璃器、象牙器、竹器等）。如果系统地阅读过古代文献，就一定能够发现，在工艺美术领域里，记录丝绸的文献最多，甚至那五个门类的文献相加，文字量也不及一个丝绸。
尽管中国古代的丝绸如此重要，可惜，当代的研究却与其历史地位太不相称： 确有建树的学人为数寥寥、可以信赖的著述屈指可数。在有心人那里，这已经成了长久的痛。想来，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的困顿。一为实物相对匮乏，丝绸易腐难存，时代越早，遗物越少。二为学界努力不够，相关专家大多不肯在资料，特别是古代文献上用大力气、拼硬功夫。几十年来，信手捋扯材料、乱发议论的做法，居然傲然独霸古代丝绸研究的主流。
研究古代工艺美术，资料不外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和他人成果三类。学术史在反复证明，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有多少资料才配说多少话。熊瑛深明此理，为了写作博士论文，她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投进了搜集、整理和研读资料。对于实物史料，熊瑛遍读了相关的考古文物书刊，并且尽其可能，四处观摩考察，以获取真切的认识。对于文献史料，熊瑛潜心苦读了大批的明代典籍，所读不仅有《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基本文献，还有重要的方志、笔记、诗文集等。对于时贤的成果，熊瑛更做到了一网打尽、搜罗无遗，纳入其视野的，绝不止于丝绸，乃至艺术，还有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民俗等等。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对其努力有充分的展示，仅仅被她征引的文献便有350种之多。
对于明代丝绸的研究，熊瑛占有的资料已经远远超出一些时贤。有了这些资料做基础，她就能够原原本本、有根有据地匡正旧误，阐发新说。由于人在高校，熊瑛无缘像文博、考古工作者那样，亲近古物、详审细节，她提供的新知主要是依靠文献史料获取的。这些新知包含了产区变迁的原因、若干品种的辨析、著名作品的时代、装饰演进的缘由、等级制度的影响等。
年代考订是艺术史的核心工作之一，《明代丝绸研究》于此贡献不小。如果举例，那么改机出现的时代考证或许格外引人关注。《万历福州府志》称，改机由弘治年间14871505的林洪创制，专家历来据以认定改机肇始于明孝宗时代，从无异说。而熊瑛则依据《明英宗实录》里的两则文献，证实最晚在景泰年间（14501457），改机已经归入了御用的段匹。古文贵简，文献的记录难得详尽，名词的真义时而难以捕捉。因此，考订名实也是艺术史的重要内容，熊瑛于此也有重要的推进，于此，可仍以改机为例。改机是哪种丝绸？专家众说纷纭，或相信是双层锦，或认为属彩缎，或称是用缎机织出的平纹、斜纹或二者的变化组织。熊瑛则依据《正德福州府志》《宋氏家规部》和江西南城明墓里的成造敛衣清单等，指出改机应为线。
倘若满足于考据，研究一定鄙陋。而熊瑛此著尽管不乏考据，同时又展示出充分的宏观把握。她没有把丝绸视为单一的工艺美术或者手工业现象，还努力寻觅并梳理出丝绸和时代背景、社会风气、造作体系等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出了丝绸现象出现的原因和演进的根由。能够显露学术视野的还有，熊瑛的讨论固然以丝绸为核心，但她又尽量以其他门类的作品，甚至绘画、版刻为参照，这令其核心讨论获得了更多支撑，因此，也就越发深入、更可信赖。她相信，制作丝绸虽然与陶瓷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使用了不同的材质、采用着不同的技术，但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都在服务于那个时代的人，纵然品类不同，而其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受到艺术以外的种种制约，因此，她对其他工艺美术门类也有足够的关注，引入相关艺术现象，以支持丝绸的讨论。正是由于对资料的大力搜集、充分理解，又有开阔的器局、宽广的视野，《明代丝绸研究》的成绩才能高出既有的明代丝绸著述。
初识熊瑛是在2007年的夏日，当时，在去西安不远的秦岭里，西安美院受托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我来讲，她去听。课上，她听得走心，课下，多次发问。几年后，她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按规定，读博士要发表论文，而我从资料做起的方法在学科内又似乎独特，所以她最先拿来的文章不对路，染上了时下流行的种种习气。我一通狠批，她几番痛改。熊瑛不仅勤奋坚韧，还能揣摩、善改过，几年后的博士论文已经十分成熟。熊瑛的学术前路还很长，几年已能大变，日后还有几十年，她应该有大发展。未来将会证明，这个判断不错。
尚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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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序言
这本书原为熊瑛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的主题是明代的丝绸。古代丝绸的研究如今颇为清寂，但当年却备受关注。
在古贤的笔端，有句话时常出现，这就是：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 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它的后一半就是在强调纺织的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纺织品里，丝绸是主流，也因之最受关注。中国是发明丝绸的国度，并且长期以之饮誉天下，但这纯粹是今人热议的话题，古人从来不说。古人看重丝绸另有缘由，那是基于经济、政治、艺术的考量。
经济上，男耕女织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经济形态，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古代人口在从事纺织，而他们所织的往往是丝绸。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里，丝绸的从业人口最多，产值最高，地位最显赫，其荣枯盛衰直接牵动着国计民生。政治上，古代中国长期是个等级社会，人们所服所用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定，仅从释褐布衣等常用的语词，就能判断上层人物的服装，尤其是官服大抵以丝绸为面料。而丝绸的品种、颜色、纹样，乃至纹样的大小，都成了辨尊卑、别贵贱的基本视觉标志，体现着等级制度，联系着社会秩序。艺术上，丝绸大多用以裁造服装，服装于人，不可或缺，着装不仅为了遮羞保温，还要展示着装人的审美趣味。这样，丝绸又因最富展示性，其美妙的新样式也就时时被主人炫耀、被他人仿效。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包括色彩、纹样在内的丝绸装饰是新样式最快捷的传播者，其出现、风靡和演进往往牵动工艺美术的全局，引领着装饰艺术的潮流。
古今同理，重要的事情记载多，重要的文献存留多。丝绸既然地位如此重要，古代文献的存留量也就最大。按照材质，工艺美术可以分为六个门类： 丝绸等织物、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与其他（如玻璃器、象牙器、竹器等）。如果系统地阅读过古代文献，就一定能够发现，在工艺美术领域里，记录丝绸的文献最多，甚至那五个门类的文献相加，文字量也不及一个丝绸。
尽管中国古代的丝绸如此重要，可惜，当代的研究却与其历史地位太不相称： 确有建树的学人为数寥寥、可以信赖的著述屈指可数。在有心人那里，这已经成了长久的痛。想来，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的困顿。一为实物相对匮乏，丝绸易腐难存，时代越早，遗物越少。二为学界努力不够，相关专家大多不肯在资料，特别是古代文献上用大力气、拼硬功夫。几十年来，信手捋扯材料、乱发议论的做法，居然傲然独霸古代丝绸研究的主流。
研究古代工艺美术，资料不外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和他人成果三类。学术史在反复证明，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有多少资料才配说多少话。熊瑛深明此理，为了写作博士论文，她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投进了搜集、整理和研读资料。对于实物史料，熊瑛遍读了相关的考古文物书刊，并且尽其可能，四处观摩考察，以获取真切的认识。对于文献史料，熊瑛潜心苦读了大批的明代典籍，所读不仅有《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基本文献，还有重要的方志、笔记、诗文集等。对于时贤的成果，熊瑛更做到了一网打尽、搜罗无遗，纳入其视野的，绝不止于丝绸，乃至艺术，还有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民俗等等。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对其努力有充分的展示，仅仅被她征引的文献便有350种之多。
对于明代丝绸的研究，熊瑛占有的资料已经远远超出一些时贤。有了这些资料做基础，她就能够原原本本、有根有据地匡正旧误，阐发新说。由于人在高校，熊瑛无缘像文博、考古工作者那样，亲近古物、详审细节，她提供的新知主要是依靠文献史料获取的。这些新知包含了产区变迁的原因、若干品种的辨析、著名作品的时代、装饰演进的缘由、等级制度的影响等。
年代考订是艺术史的核心工作之一，《明代丝绸研究》于此贡献不小。如果举例，那么改机出现的时代考证或许格外引人关注。《万历福州府志》称，改机由弘治年间14871505的林洪创制，专家历来据以认定改机肇始于明孝宗时代，从无异说。而熊瑛则依据《明英宗实录》里的两则文献，证实最晚在景泰年间（14501457），改机已经归入了御用的段匹。古文贵简，文献的记录难得详尽，名词的真义时而难以捕捉。因此，考订名实也是艺术史的重要内容，熊瑛于此也有重要的推进，于此，可仍以改机为例。改机是哪种丝绸？专家众说纷纭，或相信是双层锦，或认为属彩缎，或称是用缎机织出的平纹、斜纹或二者的变化组织。熊瑛则依据《正德福州府志》《宋氏家规部》和江西南城明墓里的成造敛衣清单等，指出改机应为线。
倘若满足于考据，研究一定鄙陋。而熊瑛此著尽管不乏考据，同时又展示出充分的宏观把握。她没有把丝绸视为单一的工艺美术或者手工业现象，还努力寻觅并梳理出丝绸和时代背景、社会风气、造作体系等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出了丝绸现象出现的原因和演进的根由。能够显露学术视野的还有，熊瑛的讨论固然以丝绸为核心，但她又尽量以其他门类的作品，甚至绘画、版刻为参照，这令其核心讨论获得了更多支撑，因此，也就越发深入、更可信赖。她相信，制作丝绸虽然与陶瓷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使用了不同的材质、采用着不同的技术，但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都在服务于那个时代的人，纵然品类不同，而其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受到艺术以外的种种制约，因此，她对其他工艺美术门类也有足够的关注，引入相关艺术现象，以支持丝绸的讨论。正是由于对资料的大力搜集、充分理解，又有开阔的器局、宽广的视野，《明代丝绸研究》的成绩才能高出既有的明代丝绸著述。
初识熊瑛是在2007年的夏日，当时，在去西安不远的秦岭里，西安美院受托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我来讲，她去听。课上，她听得走心，课下，多次发问。几年后，她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按规定，读博士要发表论文，而我从资料做起的方法在学科内又似乎独特，所以她最先拿来的文章不对路，染上了时下流行的种种习气。我一通狠批，她几番痛改。熊瑛不仅勤奋坚韧，还能揣摩、善改过，几年后的博士论文已经十分成熟。熊瑛的学术前路还很长，几年已能大变，日后还有几十年，她应该有大发展。未来将会证明，这个判断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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