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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意义的创新类著作。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熊彼特的创新增长理论作了一个很好的解读，并用东欧和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说明，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政策方子不能很好地理解经济增长，而东亚国家采用了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重视了科技创新，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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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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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主流经济理论在研究创新发展问题中的不足，构建了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介绍了创新发展理论相关研究的起源、进展与特征，强调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并以乌克兰和东欧国家为例，分析不同的发展理论对发展政策的影响，进而导致转型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效果，强调创新在后发国家追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力资本与创新发展的相互关系。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适合经济管理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从事创新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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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尤里巴扎尔（Iurii Bazhal）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系博士，世界银行、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
现任乌克兰国立基辅莫希拉学院（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经济系主任，兼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创新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与创新政策、技术创新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曾荣获乌克兰2012年国家科学技术奖。
眭纪刚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主要从事创新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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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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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
第2章 创新：已知的未知经济现象 19
2.1 显而易见的创新现象 21
2.2 没有创新的主流宏观经济学 27
2.3 创新：经济发展已知的未知因素 31
2.4 主要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创新 34
2.5 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性破坏与创新 42
第3章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主要特征 53
3.1 熊彼特理论缺失的支柱：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概念 55
3.2 熊彼特的发明：创新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65
3.3 新熊彼特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异端理论 71
第4章 没有创新的政治经济学是恶性循环 83
4.1 作为国富论的政治经济学 85
4.2 经济发展作为附加值来源的关键因素 91
4.3 用创新治疗政治经济学的坏死性综合征 100
第5章 创新发展与再工业化 111
5.1 被术语影响的经济政策 113
5.2 后工业社会理念中的创新 118
5.3 演化经济学中的创新 121
第6章 评估创新对经济的影响 129
6.1 创新效率的定量评估 131
6.2 评估结构性技术动态变化的范例 137
第7章 人力资本与创新发展 149
7.1 创新发展与工资增长 151
7.2 生产率和工资：新古典主义的解释 152
7.3 工资外生增长的类比研究 155
7.4 转型国家的工资水平为何如此不同？ 160
附录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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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基础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创立的，他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论最早于1911年提出，建立并全面发展了一个新的经济范畴，当时这个概念被称为新组合，即今天的创新。本书中，我试图全面介绍和解释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包括当前已经鲜为人知的贡献。
当然，读者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理论假设。这些假设是100多年前发展起来的，而今天创新一词已经成为最普遍的流行语之一。本书中，我试图给出答案，揭示这一现象的方法论性质。更重要的是，这种争论在今天的许多案例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的经济学教材没有从方法论角度详尽阐述熊彼特的理论，毕业生却在实践中面临着创新和创新政策的广泛传播。然而，这种逻辑上的不合理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唯一动因。在给那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出经济发展解决方案时，同样存在着一个神秘的悖论。
当今盛行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常常被认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甚至在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强加给一些国家（或地区），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则被认为是异端，只适用于富裕国家。但如果熊彼特的概念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那么它必然对任何国家都具有适用性。与此同时，成功的技术创新使国家富强这一明显的历史证据，由于某些原因却被忽视了。中国、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几十年前还不属于发达国家，但在经济政策上贯彻了熊彼特范式的理念后，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成功的案例，但这种案例为什么少之又少？为什么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不能效仿这一经验呢？本书的分析表明，这些悖论不仅是因为两种学说的基本原理不同，而且是由于学界对熊彼特的思想及其应用缺乏深入的理论认识。例如，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熊彼特的著名比喻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经常被引用，但是熊彼特理论的主要核心创新是确保国家经济真正发展的关键因素却常常被忽略。
如果仅仅把创新看作是对现有经济技术结构的破坏，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新技术能否保持国家先前实现的财富水平？创新型产业能否吸纳因为创新现代化而释放出来的人力？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框架大多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和现代新熊彼特主义的技术范式理论给了我们答案。
它们揭示了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创新对经济的创造性破坏，而是因为经济中缺乏创新。正是技术创新的出现和实施确保了对危机的克服和经济增长的恢复。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为新古典主义的追随者所提出的另一个貌似很有杀伤力的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哪里获得创新发展的资金来源？哪些经济部门的资源应该被剥夺，以重新分配这些资源来支持创新？根据新古典主义者的观点，答案是我们无法从内部经济中获得这些资源。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这将是一个简单的部门间总附加值的再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上文提到的新古典主义结论，即创新发展不适合贫穷或不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缺乏进行创新发展的金融资本。
然而，创新发展理论表明，在静态经济模式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这种资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熊彼特的敏锐发现是，创新本身创造了必要的金融资本。这是由于信用机制满足了创新所产生的新需求。这种金融资本最终成为一种新的附加价值，在统计上被记录为经济增长。
我想强调的是，熊彼特的这项发明也为经济理论中一直存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种独创性的解决方案：经济体系附加值的本质是什么？新古典主义没有给出答案。实证分析记录了附加值的存在，但未能对其经济性质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虽然批评了劳动价值论，但并未对这个核心问题给出答案。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解答了这个问题，证实了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创新能产生新的价值。
本书中，我试图证明熊彼特的这一概念性发现可以成为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新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创新这一理论范式开辟了一种方法论视野，有助于我们找到应对实际挑战的有效解决方案，包括恢复和支持经济增长，确保穷国和富国发展的趋同进程，形成有效的追赶政策，消除贫穷和减缓收入不平等的增长，预测和克服经济和金融危机等。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同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提高工资能确保教育和研究开发的经济合理性，在不损害财政稳定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
承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也能重新界定公共行政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尽管为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由经营创造条件仍然至关重要，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并不能确保广泛和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是由于此类活动的高风险、缺乏风险贷款的担保抵押品、形成对创新产品市场需求的过程存在时滞，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创新者垄断的形成、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私营市场参与者对创造必要公共产品的兴趣较低，而这些公共产品可以使该国的教育和研究潜力得到长期发展。
有效的政府机构必须消除这些障碍，以确保和支持创新活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建立并继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国家、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这绝非巧合。
尤里巴扎尔（Iurii Bazhal）乌克兰国立基辅莫希拉学院经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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