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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你还没死。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的双肾已经不行了。
那天晚上实在太可怕了。
你确定现在的疼痛级别已经到8了吗?我1小时前刚给你打了吗啡。
突然病倒以后,拉娜才发现,自己曾经习惯说的这些话,到底有多伤人。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医疗培训的一个盲点医生学会了避免对患者投入情感,仅仅专注于病情。然而患者不是失灵的机器,医生也不是修理机器的机器人。这种疏离不但伤害着患者,也在暗中侵蚀医生的心理健康。
◎他人眼中一次大难不死的离奇经历,在拉娜奥迪什的职业精神和深刻反思下,成为一段自我救赎的契机。她以优美而具有感染力的文笔,细腻而不乏震撼力的描述,为她热爱的医疗事业提供了珍贵、负责、发人深省的建议。从医生到患者的经历让奥迪什看到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实现真正共情与沟通的可能性,告诉她患者在每个绝望与希望的时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医生这一群体又能如何通过关怀与互助纾解自身情绪,实现精神健康。
◎《洛杉矶时报》畅销书,被译为8种语言,对美国医疗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被纳入英美多所大学医学院培训体系。2016年,拉娜奥迪什被其所在的亨利福特医院北美*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之一任命为医护体验总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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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奥迪什曾相信,严格的医疗训练就是她和同行们走上工作岗位前所需的一切,但她很快会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在刚刚结束实习、即将开始正式工作时,一个隐匿的肿瘤破坏了她的肝脏,引发了一系列灾难事件,也让她失去了腹中的孩子。她躺在ICU里,接受着接二连三的紧急手术,忍受着多重器官衰竭。许多次病情危急时,带给她意料外打击的却是她身边的医生同行对误诊的冷漠,对病痛的全盘忽视,理所当然的情感疏离。奥迪什感到恐惧不安,然而*重要的是,她感到震惊:患者要面对的不只有疾病本身。在当前最好的医疗条件下,人情味依然是一项奢求。
在这本视角独特、文笔优美的回忆录中,奥迪什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呼吁采取行动,让医生们以一种新模式去重新思考医患之间的情感互动,并给所有的疾病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大胆的路线图。真正的治愈需要良好的沟通、医生充分的同理心以及在医患之间建立真诚关系的努力。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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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拉娜奥迪什(Rana Awdish),医学博士、危重病医师,就职于北美最大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之一亨利福特医院(Henry Ford Hospital)。她是该院肺动脉高压项目的负责人,并于2016年被任命为医护体验总监,职责是改善该机构的患者体验,并在全美面向医疗机构进行宣传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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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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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失去了孩子 1
第二章
谁才有资格倾诉 24
第三章
走向衰竭 54
第四章
语不成句 72
第五章
当科学已然束手无策 89
第六章
信任、关爱与同理心 115
第七章
发现真相 138
第八章
人非机器 161
第九章
转化与洗涤 177
第十章
新生命 200
第十一章
与患者同在的医生们 211
第十二章
破裂的圣器 239
附录让我们做得更好的沟通技巧262
致谢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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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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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同情的医生们
医学就像一面能够用来观察人体的神奇放大镜。它将光束聚焦于一堆杂乱无章的症状之上,然后有条不紊地得出综合性的诊断结论。如果一个发烧的孩子同时出现舌头红肿症状,医生就会建议患儿进行心功能检查,并最终确诊为脉管炎。再如,只有当一名男性患者胃部不明原因的烧灼感被确诊为胃炎后,医生才能找到病因,对症下药。
医学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医生会在诊断过程中通过不断提问来挖掘真相,而不是一味听信患者的一面之词。如果说同理心是一种换位思考、感同身受的能力,那么医学可以说是同理心在细分科学领域的一种体现形式。真正关爱患者的医生,必然要超越医患之间的心理边界,带着一种到访者的谦逊,尽管可以选择忽略很多细节,却始终坚持站在患者的角度看问题。医生与患者,其实拥有互相治愈的能力。
五岁那年,听着母亲通过电话向儿科医生含糊地描述弟弟的症状时,我第一次有了从医学视角看世界的体验。摇篮中的弟弟匍匐着,身体前倾,流着口水,看上去不像在呼吸,好像只在大口吸气。电话那头的儿科医生认为弟弟得了会厌炎一种发生于呼吸道的致命肿胀。医生用冷静但紧迫的口吻让母亲赶紧带弟弟去急诊室,他会在那里候诊。他那种将数种症状转化为诊断结论和治疗方案的能力,还有用知识和倾听技巧救命的力量,不仅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让我意识到,医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职业。
进入医学院就读,就像是加入了一个秘密团体。里面的人有自己的语言、工作服和社会准则。我们学习解读基因编码和序列,它们合成的蛋白质正是人体器官的组织基础。我们对他人捐赠的遗体进行解剖,牢记每个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就的构造名称。整整一年,我们都沉浸在人体这具造物主的杰作之中。到了第二年,我们开始学习病理学,在教授的指导下了解疾病发生的原理,学习了依赖宿主的寄生虫、导致先天性心脏病的基因缺陷和无限增殖的癌细胞等方面的知识。教授告诉我们,我们正是在了解病理的过程中找出治疗方法的。医学知识让我感到沉醉。我就这样在学院的安排下修习着一门又一门课程,相信自己终将在知识的洗礼中焕然一新,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使接受了这些专业医学训练,我仍旧兜兜转转回到了原点。我在训练后经历的住院医生与专科医生实习阶段,不过是我自己编织的谎言,而最终拆穿这个谎言的,正是我诚实的身体。此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即使完成了全部的医学训练,又哪怕见识过再多、再严重的疾病,我仍旧不知道生病真正意味着什么。大概是为了给我上这一课,我的身体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只有当我自己也成为一名病人并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恢复期后,我才体会到了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虽然病魔差点蚕食掉我的生命,但当我最终逃离魔爪后,看着脱胎换骨的自己,我不禁怀疑,之前的那个我是否真的存在过。
每个病人都渴望痊愈,这种渴望有种蛊惑人心的魔力。没有人不恐惧一场能够将人摧毁的重病,就算疾病最终有可能痊愈。疾病被我们视为一种异常状态,就像驱车回家路上需要穿过不愿逗留的一个小镇。我们咬着牙,像对抗风暴一样扛过疾病而没能在迎面而来的闪电中发现启迪心智的美。然而,正是那一个个折磨我们肉身的痛苦时刻,使我们得以体悟平时难以察觉的智慧。
躺在重症监护病床上,我反而占据了一个有利的观察位置。我开始在一团混沌中察觉到它中央的黑洞,而这团混沌不清的东西,正是人们眼中高度专业的医疗服务。一开始,我对这个黑洞只有一种笼统的感觉,有时好像能窥见一点端倪,视野随即却又变得模糊不清。为了看清它,我不得不刻意训练自己,就像学着看一幅油画上的阴影部分。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若干年间,我终于参透这样一个道理:尽管医学知识具有神奇的治愈力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谎言。
医生不能凭空治愈患者,他们需要的是与患者建立联系。
每位病人迟早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物,突然间全部土崩瓦解了。我们不得不在这样一种脆弱的环境中艰难求生。即便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我们身边也没有人愿意与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这种感觉。所有病人都渴望被他人了解,被他人关注,并向他人诉说自己的体验和感受。生病时,我们尤其渴望从别人口中听到对于我们人生中种种际遇的解释和意义,然后通过这些见解反观自身,使自己继续坚守生而为人的信念。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时,我们相信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主宰人生。生病后,在失控的人生面前,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依赖他人,并因此变得谦卑。这种转变为我们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感知渠道。换作平常,习惯了日复一日单调生活的我们,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开敞的渠道,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地建立起联系时,真正的疗愈过程也就由此开始了。我们只有事先下定决心,才能感他人之所感,痛他人之所痛,因为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有时甚至可以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要想做到与他人感同身受,我们从一开始就得做好准备,承诺将在整个过程中与其同在。或许我们刚开始会想当然,认为这只是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萌生的同情心,但到最后,当我们提醒自己,任何形式的爱都需要付出努力与坚定的承诺时,我们这才意识到,这必然是一种经过事先深思熟虑后下定的决心。
然而,作为科班出身的医学生,我们一直学习的不正是如何规避那些感知渠道吗?一旦这些渠道被打开,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吗?
我生活在一座繁忙的都市里,这里每天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大医院就职。被救护车和直升机送到我们医院来的,通常是其他地方已经束手无策的病人。我就职的这家医院拥有收治疑难杂症病例所必需的临床实力、准备和团队协作,远远超过了我在读书与实习期间待过的其他几家医院的水平。能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机构就职,对我而言是无上的荣幸。当初,我之所以在专科医生实习期满后选择留在这里,就是因为看到周围的同事都在朝着共同的目标辛勤工作,我为身为医院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
有时,我们也会失败,但大家总能对此表示理解,并将其归结于某些原因。毕竟,医疗是一项无比复杂的工程,哪怕在最好的医院里,失误也在所难免。但在我看来,我们有别于其他医院的是,我们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知识储备有限,而正是这种不断学习的态度,使我们在每次失败发生时无论在沟通还是给药环节看起来都非常坦诚。我们承认失败,努力确定治疗过程中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清楚每个做大事的机构都难免偶尔失误,而我们已经学会培养面对逆境的韧性。哪怕失误再小,我们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失误总能使我们变得更好。
这就是我们治疗患者的方式。
最近,我在我之前病危时入住的那一间ICU 查房。作为主治医生,我领着一群求知若渴的医学生,轮流观察住在病房里的一名危重患者,并就其病情发表见解。这位患者已在这间病房里住了数月,目前正等着接受肺移植。几年前我就见过她,那时她刚转入我们院,检查心脏瓣膜是否存在闭合不全的问题。
一名实习住院医生讲完后,轮到负责这间ICU 的护士向我们汇报患者昨晚的情况。此前,她已多次负责护理这名患者,长期的相处使她对这位患者的了解比那名实习住院医生要深入得多。她身穿淡绿色护士服,膝盖附近的布料上有一块字迹。原来是检验科早些时候打电话来,她由于一时找不到纸,不得不在膝盖附近的衣料上草草记下检验科提供的患者的血钾值。作为一个平日里习惯了东奔西走的人,此刻面对着一群站立不动听她汇报的实习住院医生,她不禁显得焦躁不安。她将棕色的头发高高扎起,刻意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脱稿汇报。
昨晚她的病情出现反复,目前正接受15 升高流量吸氧治疗。护士说,今早,她一直在听神父的布道音频。今天的她跟往常不太一样,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她是真的很害怕。
听到这话,在她之前表示患者情况稳定的实习住院医生不禁皱起了眉。他满脸疲态,眼里布满红血丝。我注意到他的前额上方有一小撮头发竖起,证明他在昨晚值班期间打了个盹。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儿子前额上的一小撮卷毛,我好不容易才把想帮这名医生抚平那撮头发的母性压制下去。这名医生套着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连帽卫衣。在长达30 小时的值班过程中,通常在第20 个小时左右,实习住院医生就会套上这样一层衣服。毕竟,要持续保持如此长时间的清醒状态,调节人体体温的激素水平必然会发生紊乱。正因如此,我们总是在值班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变得畏寒。
我本人也曾亲眼见证这位患者的病情反复。事实上,我们院的许多医生都和我一样。病情反复的表征通常是心力衰竭加剧。虽然这位患者每次都扛了过来,但这种反复为她带来了严重的情绪负担,仿佛她的身体已经接受了死亡的现实可能。支撑这位患者与恐惧搏斗的只有希望和祈祷,因此她全身心地沉溺其中。
我问过她的呼吸情况,但我并没有发现她很害怕。那名实习住院医生歉疚地说。
每个人听到的故事都不同。我提醒他,并继续解释说,即便她告诉护士的事情与她告诉我们的不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知道,那位患者会对不同人说不同的话,而我们每个人和她的交情深浅不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告诉你的事情就是一文不值的,只是不同而已。我补充道。
这时,我看见实习医生的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张空白的索引卡。
那是她给你的吗?我问。
是的,她想让我在卡片上给她写一段鼓励的话,然后把卡片贴在墙上。他仿佛泄了气的皮球,坦白说,我不太想给她写这样一段话,因为我觉得她撑不到移植手术那天。术前检查结果显示,她体内的抗体太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型。实习医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我写下鼓励的话,就好像在自欺欺人一样。
他的表情中流露出一种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也感受过的不适。我看见了幻想破灭后的疲惫,这是一种与现实肉搏后的副产物。随后,我们变得能够面对现实,并更加坦诚地代表现实与自己和患者对话。我们试图理解何时该保持乐观,但在如乌云般遮天蔽日的真相面前,我们的这种尝试竟是如此无力。到头来,我们很难界定真正的希望在哪里结束,而哪里又是盲目乐观的伊始。
确实让人不好受,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
我懂你。我继续说,你不想让她空欢喜一场,的确难为你了。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呢?你觉得她需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
我们得为她提供悉心的医护服务,以便她随时能够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进手术室前,我们得帮她联系检验科,确保她有静脉麻醉药可用。此外,我们还得给她滴注药物,保证她的体液平衡。一名实习医生答道。
我点点头。这些都没错,也都是我们要做的事。但这真的是她此刻的需求吗?我问。
在场的人都默默地耸耸肩,仿佛在说,这些就是他们知道的全部,他们已经极尽所能了。
让我们看看别人给她的留言吧。我提议道。
我们走进患者病房,故意没有开灯。这位患者正在休息,她的身体正在努力从昨晚的折腾中恢复过来。即使醒着,她也因为严重的肺病而无法说出连贯的句子,只能一次吐出一两个字。今天早些时候,我来病房探视过她,听她诉说了自己对呼吸越发困难的忧虑。最近,她即使坐着也觉得难受,白天花在祈祷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我静静地坐在她身旁,知道她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我想向她挑明这残忍的现实:每过一天,她接受器官移植的希望就变得更渺茫一些,而有关死亡的种种设想,反倒日渐真实起来。现在,我觉得是时候告诉她真相了。她与我四目相对,面带微笑,表示自己对新来的实习医生还没给她留言卡片而感到失望。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和我一起心怀希望而已。她说。我垂下头,避开她的视线,因为在内心提前给她判了死刑而愧疚不已。
她在病房里挂了许多全彩照片,相框被她擦得锃亮。照片中的她骄傲地与家人站在一起。这些照片是整个医疗小组进门后最先看见的东西,它们仿佛在向所有人灌输着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这才是我,你们在病床上看到的那个人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转身看向那面深蓝色的墙,墙上装饰着一张张白色卡片,卡片上写着各种各样鼓励的话。我静静地读着这些话:你与病魔抗争的意志、力量和信念令我肃然起敬。感谢你让我与你同行。
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另一张卡片这样写道。
希望你早日出院,在这堵墙外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又是一张卡片。
我们一边走出病房一边努力消化刚才读到的字句。只是给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希望真的合适吗?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为患者提供她所需要的高科技医疗服务时,难道给她希望才是更迫切的事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正是那些肉眼可见的卡片,让每个进入病房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才是一个患者想告诉我们的故事版本,她想让我们与她的痛苦和恐惧同在。通过写下鼓励的话,我们其实是在和她一起畅想未来的无限可能,而不仅仅是告诉她可能出现的结局。
其中一位实习医生萌生了一个想法,认为给她卡片实际是在同她进行一种交换。我明白了,我们给她她需要的东西,然后她就还没等他说完,那名昨晚值了班的实习医生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
不对,她希望我们来看她。虽然她病得很重,但她希望自己在我们眼中的形象是正在康复中。他简洁而优美地点明了我们对她的照料如何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她。他接着说:那些卡片使希望仿佛近在眼前。
哇!我被他说服了,大家试想一下,正如我们今天做的一样,假如最后希望成真了没能继续想下去。
那可算是个成功。那名护士点头补充。
前提是她得顺利进行移植手术。一名实习医生接道,语气中显露出一丝同情。其他人立刻笑了,看上去就像一帮恶作剧得逞的孩子。但我知道,他们心里其实五味杂陈。
谁都想实现治愈疾病的目标,谁都渴望胜利,可一旦进入满是痛苦的灰色阴影地带,我们就感觉如坐针毡。我们擅长看似轻松地用复杂、精准的医术为患者看病,有时却不知该如何向患者表达共鸣。记得有一次,一位病人哭着问我: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于是,我从人类基因组与外界环境、自身行为及生活习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出发,试图从科学角度解释为什么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疾病的产生。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医生,我坚信所有问题都能用数据说话。因此,我既没有察觉这位患者心中的恐惧,又没能参透这个问题的本质。直到几年后,我才懂得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可在那个时候,即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与患者心灵相通的机会,我仍然不相信单纯地陪伴某人经受痛苦的行为竟能产生如此强大的疗愈力量。毕竟,当时的我对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不以为然,也不怎么愿意与病人感同身受。
正统的医学教育使我和自己的病人渐行渐远,而如今,我的团队又在重蹈覆辙。我在医学院的导师们向我灌输了正统的医学模式,其中一位导师甚至建议我与患者刻意保持距离,因为走得太近会使人迷失,会让医生感到幻灭和筋疲力尽。就好像我由一些数量既定的部件构成,而一旦把这些东西给别人后,我就会被掏空。直到生病前,我一直对这些话深信不疑,从未想过自己有可能做个不受束缚的倾听者和付出者。那时的我不理解,一旦那些心灵渠道被打开,我的心灵不仅不会被掏空,反而还将被填满。那时的我也不理解,人类的共鸣必然是双向的。
所幸,我的人生因为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而有了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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