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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