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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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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所说的君子在近代逐步淡出，与斯文扫地的进程是相辅相成而共进的，的确有些文化神州丧一身的意味。书中的一些人不仅注意到这样的思想和社会进程，为此而忧虑，且致力于挽狂澜于既倒，却又无力回天。他们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很像曾国藩所说的苦撑。回访他们历程，想想我们的社会心态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或也可以为如何成就一个更好的明天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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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近代史学者罗志田的学术论文集。书名化用陈寅恪诗吾侪所学关天意，收录的十篇论文，均以近代新旧之间的士人和学人为主题，包括张謇、梁济、陈独秀、林纾、胡适、陈寅恪等。
本书或可视作借人以明史的尝试，即以人物为中心来贯串周围的关系事实，以窥探时代风貌与世变潮流。所论之人，在其所处的时代及后人眼里，各自有或新或旧的标签，实则他们身上都有新旧混杂的近代特性，也多少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风貌，并揭示出过渡时代士人向学人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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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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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权势转移》《经典淡出之后》《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国家与学术》《东风与西风》等，是目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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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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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
一、从边缘走向中央的湘学
二、后湘军时代湖南的守旧与趋新
三、近代湖南排外的实际与迷思
四、余论：官绅的互动与竞争
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
一、旧中有新：王先谦与叶德辉对国情的认知
二、由新转旧：旧派人物反戈一击的关注所在
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
一、革命乃朝廷促成
二、预作亡后之想
三、赞助共和与事后反省
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
一、有计划的死：梁济的忧虑和民初世风
二、社会反响：菁英忽视而民众缅怀
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
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二、从国家到个人的觉悟
三、从文学到伦理的文化革命
四、从康、梁到胡、陈的时代转折
五、走向行动的政治革命
六、一生定位
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
一、新文人要做旧代表
二、文选派和桐城派争夺北大
三、不许小说家代表道统
四、旧派不够旧，新派不全新
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一、好政府主义
二、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内）
三、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外）
四、中共的联合战线与胡适
五、胡适与中共舌战莫斯科
六、胡适赞颂苏俄的余波
斯文关天意：陈寅恪与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
一、语境：国难与国性
二、本事：对对子引发的诘难
三、陈寅恪的答辩及其旨趣
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
一、大学考试成为社会性表述
二、作文题风波揭示的时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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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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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定位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曾为乡后辈汪原放写过一张条屏，上面说：“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不论这是抄自他人还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陈氏对中国社会，一向责任心重而畅所欲言，贡献不可谓不大；但社会对他的回报，则声誉虽隆而“成功”实少。他在狱中书此，恐怕对所谓“社会迫害”，深有隐痛。
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1922年他为科学图书社题词，回忆从二十多岁的少年时代起，就“为革新感情所趋使”而办《安徽俗话报》；奋斗了二十年，除“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那时他已投身实际政治，而自己可视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贡献。但后来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认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的。这“失败”的感觉，应与牢狱生涯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的陈独秀已几乎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时，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后失败。”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他那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在那“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
所谓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以黑暗对付黑暗，针对的不仅是侵略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这已部分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现出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在“举世附和”作“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陈独秀仍寄望于少年的个人自觉，希望他们“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那句“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国民党，还不得不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力求偏颇，厌弃中庸之道，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不怕孤立。”按陈独秀的厌弃“中庸之道”是一贯的，他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曾劝告青年，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或渐趋于从心所欲，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他仍然不曾“屈服”，却也不复倔傲，坦承无友的凄凉。然而，能说凄凉者，就未必多凄凉。面具既除，轻松旋至。寂寞之中，透出几分淡定，减去多少挂怀。更关键的是，陈独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这一回归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都随“政治”而去。在“文章”这一领域里，他永远是成功者，也始终不乏追随者。
这是否即陈独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典型的，是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或许是陈氏真正的解人，他不仅确认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
（《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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