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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典历史巨著还是街头廉价的通俗读物。自从电影艺术发明以来，更是有数不胜数的无声及有声电影加入此列，从高雅的文艺片到拙劣的大制作，这些相关描述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直至今日，仍然有创作者在文学、艺术乃至手工艺品的想象里对此进行刻画，尤其是对王朝后一任统治者—尼古拉二世(Zar Nikolaj II)以及他的妻子—黑森-达姆斯塔特公国女大公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命运的描述。然而，这些作品却并不完全涉及到对其近亲与其部分忠仆的残忍谋杀。终，这个统治家族65名成员里的18位被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所杀害，46名被迫流亡。我们仅仅了解其中的一位大公，他成功地逃离监狱并离开了这个国家：由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g)写给列宁(Lenin)的解救信，加夫里尔·康斯坦丁诺维奇(Gavriil Konstantinowitsch)被成功释放， 同时还被允许享受世界知名作家的待遇，直至他远走芬兰。 那些沙皇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于1918年7月16日至17日的夜间在叶卡捷琳堡所经历的一切，直到今天仍在俄罗斯历史回忆中充满争议。一方面，苏联的出版业试图为此罪行辩白，在《血腥的尼古拉》一书中将其描述成一个毒辣的形象并视其为一切罪恶之源，同时隐瞒及忌讳书写大屠杀中的其他重要情况。1而另一方面， 在那些流亡文学作品里却趋同性地断定， 罗曼诺夫家族的悲惨结局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其家族的圣洁品德。西方作者们更是努力对这位“君权神授”的俄罗斯后一任统治者的生平进行一个公允的分析，但原始资料的匮乏使这一工作困难重重。尽管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schak）在攻占叶卡捷琳堡后所任命的预审法官索科洛夫（Sokolow）所出具的厚厚卷宗以及时代见证者的回忆可以弥补某些空缺，但是由于这些说法的片面性导致了很多关键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其中就包含诸如对布尔什维克总部决策机制的疑问。即使1991年苏联档案解密之后，这些问题也一如既往未能阐释清楚。 在普京（Putin）统治的俄罗斯，凭借强大宗教掩护所驱动的把被谋杀的沙皇作为“殉教者”的封圣行为，不仅受到了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怀疑， 同时也引发了我对其他内幕的疑思。首先，罗曼诺夫夫妇作为实际上的反犹太者，甚至在叶卡捷琳堡时仍在《锡安长老会纪要》中寻获精神食粮，将犹太人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就我而言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定义“殉教者”？对我而言，成为殉教者意味着需要有比代表“君权神授”的统治更有说服力的说辞，遑论沙皇夫妇对在其统治覆灭的事情上并非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一定要被定义为殉教者，那么政治上的其他无辜者如宫女、厨师、御医以及其他人—这些自愿参与沙皇统治命运的人—也必须计算在内。如果作案者出于不同的原因没有阻止的话，那么家庭教师吉利亚尔(Gilliard)或者吉布斯(Gibbs)、帮厨洛尼加?雷德勒夫(Ljona Lednew)或者是宫廷女侍维鲁波娃(Wyrubowa)也会成为他们所效忠对象的殉教者。无辜的牺牲者还包括了沙皇家族的五个孩子。所有叶卡捷琳堡的死难者都是牺牲者，而自从沙皇夫妇被捕以来，他们的死难甚至具备了双重意义：无需再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以及不再接受任何法律审判并承担法律责任。 一个时代被埋葬， 没有挽歌在墓碑上回响， 荨麻与蓟草 将会把这座山丘点妆。 暮光里的掘墓者 工作得熟练而匆忙 上帝啊，这静寂在增长 人们可听见时间的流淌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chmatowa） 沙俄帝国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凭借击破拿破仑和成立“神圣同盟”达到了其霸权统治的。自1789年起，当时的“法兰西威胁”使所有“君权神授”的君主们陷入恐慌之中，波拿巴王朝任何一位统治者的复位都被严令禁止。而在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Zar Nikolaj I)则被视为对抗这一威胁的欧洲拯救者。尽管起草封建复辟“永久和平”的精神领袖是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侯爵（Fürst Metternich），但俄国的军事力量才为这种历史倒退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当然，这也证明了神圣同盟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非基督教的奥斯曼帝国仍旧被排除在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大不列颠认为它无需维系在这个大陆联盟中。 除此以外，这个顽固的联盟既不能有效地阻碍资产阶级的发展，也不能阻止民族独立的努力。1830年爆发的革命覆灭了加入了神圣同盟的法国波旁王朝，将路德维希的皇位授予了向法国宪法宣誓的“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在十八世纪30年代，比利时也踏上了寻求独立的道路。同时，在欧洲团结力量的支持下，希腊也开始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也爆发了反抗圣彼得堡的起义，该起义终被艰难镇压。在普鲁士充满了三月革命前期的思想，人们要求成立国民议会及实现民族统一。在匈牙利，原本代表皇室的议会转变为公开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精英阶层要求进行法国式的改革，比如废除农奴制和集权统治。在法国的德国流亡工人们所发动的激进运动组织请求学识丰富的公民之子卡尔·马克思(Karl Ma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lich Engels)为他们编写一部简单易读的纲领《社会革命》。这本以传奇名字《共产党宣言》命名的薄册在1848年2月由一个不知名的伦敦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过外交途径以及秘密警察的信息渠道，沙皇尼古拉一世自然能够详尽了解这些源自于西方的威胁。他明白，许多曾经在反拿破仑战争中被授予英雄称号的俄国官员被那种所谓的自由民主的病毒所感染了。为了在俄国创立一个民主王朝，这些官员在1825年12月建立了一个以共济会为模板的小型组织，并进行了起义以阻止沙皇继位。这些参与起义的，在暴动后也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贵族，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起义失败后被处决，上百人惨遭流放 – 沙皇不遗余力地亲自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比沙皇的报复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由于这一首次勇敢行动而产生的深深畏惧。2因此，他甚至中断了他的父皇亚历山大一世所希望进行的改革，而此项改革涉及到了对于占农业人口80%的农奴的部分减负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他通过秘密警察加强了监控及审查。在一些例外情况下，比如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chkin），因其天赋给沙皇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他被短暂流放到高加索地区后，沙皇亲自担任了他的任审讯员。3 与其他那些法国革命的持续影响力从未消褪过的欧洲国家相比，俄国的沙皇王朝并不需要过多地巩固其国家、军事、教会三权一体的统治。在这个超过99%的人是文盲的帝国内，仅仅只有极少人能够达到知识分子阶层 – 此种现象在特权阶层中也同样普遍。所以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s)于1942年出版的《死灵魂》仅以2400册的销量便成为了畅销小说。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国家生活活力因素的军事和民事官员队伍中却没有文盲。在军队内部充斥着饥饿、操练以及体罚，在民事领域则充斥着盲从以及不胜枚举的腐败。尤其是后者已经渗透到王朝的阶层，而沙皇对此也心知肚明。其中为突出的是为1837年为被火灾所损坏的冬宫所筹修缮款的偷窃事件以及伤残者福利金的整体“消失”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始作俑者均为沙皇的近臣，这也引发了沙皇的如此感叹：“甚至连十二月党人都没有给我做过如此事情！” 值得他欣慰的仍然是笼罩在他身上作为革命前欧洲救星的国际光辉。在“人民的春天”运动期间，他仍然试图再次扮演这一角色：1849年5月，当奥地利请求俄国的帮助以共同对抗匈牙利革命时，沙皇派出了二十万人的部队帮助哈布斯堡王朝。此次协助被他视为对镇压欧洲革命的贡献 – 同样也是相应地对不安分的波兰进行的提前警告。当然，尼古拉一世也坚信，哈布斯堡王朝也必将会对他感激涕零，而事实却证明他完全打错了算盘。 法国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浪潮通过政变将波拿巴王朝同名的侄子送上了执政舞台，首先是成为总统。1852年12月2日，在元老院的帮助下，他加冕成为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尽管尼古拉一世并不反对在后革命时代的欧洲中部存在一位强大的反动君主，但他仍有自己的顾虑：承认一位波拿巴人作为国王是否就意味着违背了神圣同盟的基本原则。甚至连罗马数字“III”也困扰着他。这个数字间接意味着，“拿破仑”王朝的延续被接受了，尽管那位可怜而早逝的莱希施塔德公爵(Herzog von Reichstadt)被要求却没有实际加冕为拿破仑二世(Napoleon II)，且他的声誉主要归结于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感伤的诗体历史剧《雏鹰》。因此，在外交官们的帮助下，沙皇就此问题与其他王国进行了磋商，奥地利及普鲁士也认同了这一观点，那就是新的法国皇帝绝不应当被视作神授皇权的统治者。相应的，尼古拉在致法国新首脑的贺电中，取代贵族内的常用称呼“我的兄弟”，改为称呼普通公民所用的“我的朋友”。然而，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以及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liam)并没有跟随他的做法 – 因为这个被维克多·雨果(Viktor Hugo)嘲笑讥讽为“小拿破仑”的法国皇帝报复心极其严重。 报复的动机隐藏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误解中，即奥斯曼帝国处于灭亡中的设想。即使是小心谨慎的分析家也把这一苏丹王朝视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病夫”。今天我们则知道，奥斯曼帝国至少比三个曾经存在的大陆帝国 – 即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奥匈帝国 – 在形式上还多苟延残喘了几年，尽管当时它的状况并不令人羡慕，无论是国内的落后状态还是连带的在小亚细亚地区以外领土的减少都很明显的证明了这一点。 拿破仑战争动摇了君士坦丁堡与中东国家的联系，1848年的自由思想唤醒了这些民族的国家意识：这其中包括了希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捷克人、塞尔维亚以及保加利亚民族。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在俄国看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同盟者，而这又恰恰顺应了在沙俄帝国内蔓延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潮流。因此，无需太多的鼓舞，就能使达达尼尔人永恒的梦想以及重现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圣十字的梦想变得鲜活。当来自圣彼得堡的傲慢无礼的沙皇特使用巴尔干半岛战争作为威胁，试图强迫奥斯曼帝国成为其被保护国时，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们则在没有知会沙皇及其特使的情况下承诺给予苏丹直接援助。因此沙皇俄国被诱惑进行了一场愚蠢的战争，在此次战争里俄国在其帝国史上首次被完全孤立，此次行动也被断定成一场军事以及政治上的灾难。的失望并非是战争对手的舰队出现在了达达尼尔并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而是来自于那些自认为的盟友们。当普鲁士忙于从争端中脱身时，奥地利为了维护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甚至威胁在俄国的边境进行战争动员。从一场发生在在沙皇尼古拉以及他的波兰副将热乌斯基伯爵(Graf Rzewuski)之间不可考但可信度极高的对话中，人们可以就沙皇对奥地利的失望管窥一斑。 尼古拉一世：就你而言谁是愚蠢的波兰国王？ 热乌斯基：究竟是谁？ 尼古拉一世：愚蠢的波兰国王是扬?索别斯基(Jan Sobieski)， 因为他让维也纳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而俄国历愚蠢的国王就是我，因为我帮助奥地利人镇压了匈牙利革命。 于是，这就导致了在下一任沙皇统治时期中对俄国来说具有耻辱性的《巴黎合约》。尼古拉一世死于其失败的战争末期，当我们强调他死于他破灭的梦想—主要是神圣同盟的崩溃，那我们就离事实的真相不远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作为皇位继承者也对他父亲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他深深地明白，隐藏在战败后面的是沙俄帝国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没有严密的组织以及便于运输的战争装备，凭借单个士兵或者将军的英勇精神绝不能够赢得战争。这已经不再是当年打败拿破仑的那支俄国军队了。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工业以及一个更有效而不是基于半奴隶劳作的农业体系，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改革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即使必须发动战争，那么整个社会也应当了解为什么而战斗，并且，此社会中的公民至少要在地区性事务中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可诉、有法可依。因此，沙皇下诏废除农奴制以及创立选举自治权（即地方自治组织）这一议会制的萌芽形式。这些归功于绰号“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引发了不可置信的社会变迁。上百万被解放的农民涌入了大城市并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从长远眼光来看，这次现代化的改革应当提高了沙皇帝国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此处人们不该遗忘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s)的著名言论：“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腐朽政权而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其开始变革之时。”对一个如同沙皇政权般腐朽的政权进行的变革是必要的、但具有势不可挡的侵蚀性的。对整个价值观体系突如其来的颠覆动摇了传统的权威，尤其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产生了一种幻想，即可通过个体行动加快前进的步伐，从而达到乌托邦式的理想目标。这种情况下的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价值观里原本是一种可选择的、或具革命性或具改革性的学说，在俄国却变为一种有坚定目标的行动指导思想，一份给历史参与者的行动指南。1879年成立的“民意党”，他们次历史性的重要行动就是在1881年3月1日对“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野蛮谋杀—一次当时年仅13岁的大公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Nikolaj Alexandrowitsch)所经历的历史事件。 这场谋杀使亚历山大三世(Alexsander III) — 亚历山大二世的直接继任者以及尼古拉的父亲 — 产生了如此的想法，即亚历山大二世的民主政治滋长了恐怖主义暴行，因而并不合适。他必须加强沙皇独裁、国家政权以及秘密警察力量，乃至加重对知识分子的约束，才能得到彻底的安宁。然而，这些手段既不能够阻挡人民的进步，又不能够减少革命秘密组织所发动的暴动。直到亚历山大三世过世，他的儿子—26岁的尼古拉二世继任，这个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 我根据俄国的形式描写俄国的头衔以及名字。比如，沙皇不会被称作“皇帝”，“尼古拉”也不会被写作“尼古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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