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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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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读者也能顺畅阅读的明清野史，展现复杂而真实的明末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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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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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蜀碧》《先拨志始》《鹿樵纪闻》等三种明清史料文献，《蜀碧》共四卷，清彭遵泗著，该书详细地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入川、建国、被杀，以及张献忠所部撤离四川后，南明军与清军在四川交战等事，起自明思宗崇祯元年，止于康熙二年，并附录明方人物杨展、刘道贞、铁脚板（向成功）、余飞等传，从官方角度记载了蜀乱始末，以及当时死节的人物事迹。作者虽然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采用仇视农民起义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但它仍不失为研究明朝末年四川社会状况特别是张献忠入川活动*重要、*权威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先拨志始》，文秉撰，记明末遗事，上卷起万历，终天启四年1624;下卷起天启五年，终崇祯二年1629。对妖书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及魏忠贤乱政、崇祯帝钦定逆案之类，无不详载。全文分《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东林点将录》《钦定逆案》等节。书名取自《诗经》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之意，即推究明代灭亡，萌于惨戮群贤之故。《鹿樵纪闻》，题娄东梅村野史（按即吴伟业）撰。伟业著有《绥寇纪略》，记明末农民起义事，一名《鹿樵纪闻》。而是书则记南明诸王及李自成、张献忠诸事，每卷先列诸王，后列当日时事，其内容与《绥寇纪略》相较，截然不同，显为二书。又卷二叙述郑氏之亡，则伟业早已卒，足见非其所撰。是编自叙与《弘光实录钞》上半全同，事实又与《小腆纪年》多同，或系清代后期抄袭其书，而托为梅村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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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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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遵泗（约公元1740年前后在世），清代诗人、学者。字磐泉，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历官至江防同知。遵泗工于诗，由小杜追踪少陵。与兄端淑、肇洙齐名，并称"丹棱三彭"。文秉（1609-1669），字荪符，南直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文秉乃明代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承荫为官生。他以东林后人自许，比较有正义感，崇祯十一年（1638），文秉曾与黄宗羲等一百四十人联名上《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阉党阮大铖等。1644年明朝灭亡后，文秉自号竹坞遗民，终身不仕清朝，隐居山林，潜心著述，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朝遗事》《先揆志始》《烈皇小识》《前星野语》等书。梅村野史，系吴伟业（1609-1672），别号。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南直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此后不复出仕。他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但《鹿樵纪闻》从内容来看，不似吴伟业所著，或系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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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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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碧 ..............................................［清］彭遵泗
叙
卷一（起戊辰止癸未）
卷二（起甲申止本年十二月）
卷三（起乙酉止丁亥）
卷四（起顺治戊子止康熙癸卯）
附录
附记
哀蜀藩
余飞传
铁脚板传（附向成功）
刘道贞传
杨展传
先拨志始 ..........................................［明］文秉
原叙
夏序
卷上（万历起天启四年止）
卷下（天启五年起崇祯二年止）
跋
鹿樵纪闻 ..........................................［清］梅村野史
原叙
卷上
福王上
福王下
史可法殉扬
高黄二镇
两太子
两疑案
使臣碧血
南都死难
南国愚忠
嘉定之屠
项周失节
马阮始末
卷中
唐王
鲁王
郑成功之乱
张煌言殉节始末
舟山始末
日本乞师
两先生传
山右二臣
关西二烈
秦晋宗人
献忠屠蜀
川中诸将
沙定洲之乱
老神仙
卷下
桂王上
桂王中
桂王下
粤东三烈
孙李构难
绣花针传
纪新会妇事
隶仆
乞儿
闯献发难
自成犯阙
槐国人政
西平乞师
郡邑纪闻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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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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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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